六月总是一个让中国统治者们坐立难安的月份。第一周，中共党国就需要全面戒备，严防任何对于89六四的讨论扩散于人民群众之间。尤其是在社会危机每况愈下、越来越多人对于那场历史性的斗争实践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时，中共也不得不试着封闭任何可能的讨论空间，甚至延伸到了线上游戏的领域内，多款畅销游戏都不约而同地在6月4日左右宣布“系统维修”。以防年轻人在虚拟世界里面表达自己对真实斗争的渴望。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年不懈地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六四事件的教训，反对自由派的亲西方、亲资本视角，来让当今的中国工人和年轻人认识到我们可以如何争取到工人民主。
不过，让中国统治阶级在六月烦恼的可不止六四纪念日。本月我们除了见证了高考生广泛且有组织性的巴勒斯坦声援行动外，其余已经在发生的工人抗议和罢工讨薪行动也有参与人数扩大且越发组织化的迹象。近几个月来的斗争经验以及社会危机，让身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纷纷拿起了铲子。
而上层伟大的党中央和资产阶级则越发地展现了他们对当下情势的茫然和摆动。让我们先从他们那边开始，来理解列宁所言“无法像往常那样统治下去”的中国统治阶级的处境。
经济不安的持续
为了缓和中国群众对当前经济局势的广泛不安，官方在6月17日对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报告中，配合着不能忤逆的“稳中向好”主旋律，重点强调着“工业活动回升”、“高技能/现代化产业发展较好“以及最可疑的”就业局势稳定“等等音符。
诚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赖以为生的出口确实有所成长，并显著支撑着全国GDP最近增速维持在4.8%左右。最近透过国家政策支持而发展的新兴企业，尤其是电动汽车等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经济内出现显著作用。
然而这一切无法扫去更大的下行威胁因素。除了仍然挥之不去的房地产业阴霾外，商品的需求仍然远远低于疫情前的增长率。2024年前四个月的商品零售额增长3.5%，低于2019年的7.9%。显示消费者群众仍然不够有信心去消费。
各大制造产业的利润也有所降低，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设备、交通工具、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等重要产业利润都降至2019年利润的90%以下，高科技更只降至70%。同时，银行业作为所有资本聚集的中心，也有着惨淡的利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下滑，净息差亦收窄至1.54%的历史新低。
在奉盈利动机为至高原则的资本主义下，利润率下滑，就表示资产阶级增加投资的动机也就减少，从而造成了对工作岗位和工人阶级利益越发巨大的压力。
除了内忧，中国资本主义也面对着外患。巨大的生产过剩需要向外出口才能化解，但西方帝国主义当然不会任由新兴的中国帝国主义抢占市场，对中国祭出层层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如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征收的38%关税和美国的100%关税就是如此。
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同样遇到困难。据《财新》报道，美国对东南亚四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光伏关税豁免期即将在6月6日结束，中国光伏企业“绕道”东南亚出口美国难度加大，东南亚部分光伏工厂面临停工。
这一切彰显的不过是最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如此解释了生产过剩危机如何在过去的英国展现出来：
“例如，英国人为了开辟市场，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资本贷到国外去。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
这简直是在描述今天的中国！
然而当今中国资本家则自作聪明，以为发现了马克思抓不到的秘诀。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就于6月7日在2024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重复了他过去多次提到的观点，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只有过剩才竞争，竞争才能产生繁荣。然而事实却是，过剩将为他们的制度带来危机，而不是繁荣。
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当局无法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两难：要维持政治平稳（平息群众），就必须要打破经济平稳（大规模举债的凯恩斯主义救济政策）。但要重建经济平稳（稳定财政），就必然要打破政治平稳，攻击群众的利益。
但无论统治阶级再怎么做，工人阶级的情况都不会好转。问问当今任何中国工人阶级，就知道了。面对仍然泛滥且与日俱增的欠薪浪潮，他们从生活经验中就理解：无论经济指数如何“向好”，他们都必须要斗争。
工人斗争组织性的增强
六月，各方消息来源内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更加高度的组织。工人斗争的导火线不外乎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杂志在五月就已经观察到的：欠薪、迁厂不赔款、以及企业倒闭。
从各方消息来源中可以看到，工人们诉诸罢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截止执笔之际，推特账号《昨天》就报道了22起罢工事件，高于5月份的14起。发起罢工的工人们大多来自于产业和科技业，但也有包括陕西汉中的学校老师罢工，以及云南蒙自的环卫工人罢工。虽然抗议、静坐以及如湖南张家界家具工人到政府机关要求国家出面仍然是多数工人们采取的策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肯定认为：当下的情势会让更多工人走向更加战斗性的罢工，来对抗有增无减的欠薪浪潮。
工人们的组织性也显著增强。且看5月31日至6月6日广西玉林容县华荣玩具有限公司数百工人连日发动的罢工，抗议公司搬迁厂区不赔偿工人。这些工人斗争的组织性，透过他们自己的话展现了出来：
“这么大一个厂又没有通知，然后要把机器搬走。我们员工没办法，只能把车拦下来，把机器卸下来。”
“我们这帮人一条心分批守，现在我们这批人守到11（点），分成三批人，现在机器已经卸车，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下半夜继续有人守。”
这样有序的拦车阻挡计划，与逐渐促成1934年美国明尼亚波利斯总罢工的初期斗争，当煤炭运输卡车工人们轮流阻挡煤炭被运出矿坑的有序行动，颇为神似。
更重要的则是跨厂的常态工人组织形成，以广州增城区各个企业裁床工人的“裁床联盟”成立事件最具代表性。各个厂房的工人们意识到自己产业的老板们各自的价格战伤害了他们所有人的利益，在一个公园内的集会上大喊：上面（老板）谈多少是他们的事，但低于我们（工人）的价格的（活儿）就不能接！
对此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布尔什维克》杂志有撰写专文分析。无论如何，工人自发地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大忌中的大忌。当然，这也不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有这样的尝试，而其中突出的组织者，如试着组织送餐工人“骑士联盟”的熊焰，多半都会受到严厉打压。工人们也知道这点。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唯一承认的合法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呢？任何打过工的人都知道它不过是党国机器的另一个触手，大部分这些“工会”官员都不过是从其他地方调来帮助老板们管理工人的仕途主义者，位子坐落在老板办公室附近，与真正的打工仔们毫无交集。罕见的时候，如6月6日，他们会下拨一些沧海一粟的预算来“帮扶”工人。但他们绝对不会帮忙工人们进行斗争。
现实物质环境的需要也迫使工人们走向形成真正属于自己阶级的组织的方向，来抵抗统治阶级的攻势。不管代价如何，工人们形成自己的、真正的组织——尽管无法公开声称自己是“工会”——都会是后浪推前浪，不可逆转的潮流。
而工人自发的组织行动，虽然初衷都源自于经济诉求，但是一旦成功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解释道：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粗体为我们的强调）
在中国极权、不允许工人组织的民主权利下，工人们会发现为自己经济权益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冲撞整个体制，从而让他们从经验中理解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学生们的行动
开始组织起来的也不只是工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常说的“社会晴雨表”的学生，在六月也发动了一场显著的行动。
恰好在“敏感”的6月4日后没几天，中国多地的高考生们在经历了数个月后的备考辛劳后，一齐走出考场，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抑或是在接受新闻采访时高喊“自由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
中共在台面上不该对此情绪表示不同意，毕竟他们吹嘘自己在联合国等等世界统治阶级的盗贼厨房内呼吁加沙战争应该停火，并支持“两国方案”。但是这些在中国声援他们在世界另一侧欧美各国的同学们的学生，居然也迅速遭到打压、噤声。
我们《布尔什维克》杂志在事发不久后的评论内就指出，中共如此的反应，不外乎是对任何群众自发行动的恐惧。就算今天有一大批群众自发拥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都避免不了被逐渐劝阻和镇压的命运。因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犯罪集团所定调的主旋律下，工人阶级的地位是在车间内、教室内乖乖听话。任何集体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的行为都有可能擦枪走火，造成有悖于统治阶级意愿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中国互联网上没有见到学生们公开讨论要诉诸如此行动的迹象，因此在放考当天发生了如此广泛且形式高度一致的行动，显示学生们在事前已经形成了某种互相沟通和策动的机制。很可能是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同学们的扎营行动，也引发了他们对集体行动的渴望。
无论挺身参与这场行动的学生们抱持着什么初衷，他们之中许多人的遭遇都会是一堂忘不了的课。他们尝试了公开行动表达自己的看法，却体会到了自己处在一个不允许任何意见表达的社会。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这些学生们之间一定有人会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寻求为自己和同一代人争取到真正的民主：工人民主的道路。
原子性进程
当然，6月的中国群众斗争不只有工人和学生们的斗争，业主维权和村民反对强拆的斗争也依然在进行着。但是很明显的是工人们的讨薪斗争是主流，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放缓最直接的后果。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斗争并不是机械性地、直线性地演变。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事件，亦或是国外发生的现象，都可能大大加速事态的发展，或是驱动原先较为被动的社会阶层走到斗争的最前线。归根究底，促成巨大斗争的情绪早已在相对平静的表面下酝酿，而托洛茨基所谓的“原子性”革命过程是不断在前进的。
且看肯尼亚，这个国家的群众没有深远的阶级斗争传统，也常年以来被贫困、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阶级不断利用的种族纷争所扰。但是当总统鲁托嚣张地以为自己可以轻松通过对群众利益大幅攻击的财政法案来解决资本主义肯尼亚的财务危机时，全国各地的群众就猛然觉醒，做出激烈的斗争，占领国会，迫使鲁托当局马上撤销法案，但目前也仍然没有平息群众想要推翻他的决心。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师，无法精准判定斗争爆发的时间、进程和细节。但我们也不需要如此。可以确信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早已过时，成就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是极端迫切的需要和必然。
任何诚心诉求革命的人，必须要把握当下，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为未来风起云涌的斗争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