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8日，一名就读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遭中国籍嫌犯刺伤、不治身亡。这是今年第二起此类针对日本人的犯罪事件。在今年6月24日，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名中国男子袭击一对日本侨民母子和日本人学校校车上的人，市民胡友平拼死相救。
在9月18日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发布通报：“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辖内发生一起持刀伤害路人警情，致未成年人沈某受伤。”该通报并未提及男童国籍、年龄以及涉案地点等详细信息。当日报道中，中国媒体主要引用日本政府的声明、深圳警方的通报或外国媒体来报道事件。由于袭击事件发生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起攻击的 “九一八事变” 93周年纪念日当日，有网友表示，这是长期以来中共的仇日教育所导致的仇恨犯罪。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于9月24日表示，中国没有仇日教育，并重申该事件纯属“个案”。
但这真的是如他所说的“个案”吗？中国真的没有“仇日教育”吗？
并不是这样的。
包裹在“爱国主义”下的民族仇恨教育
从国家政策角度，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宣传和强调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等抽象概念。
从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就在全国兴建“爱国主义教育”纪念设施，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自2014年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并在每年12月13日，禁止刊播一切娱乐性报道或节目，纸质媒体也被要求以黑色封面刊登国家公祭活动相关内容。2023年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但怎么爱国，国要怎么爱，什么是国，这些问题都是浅显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也不会给出答案的。最简单的解决方式便是犬儒地将中国历史上的反帝、反殖民的进步斗争以民族主义的形式逻辑进行解读，从而将历史上的日帝国主义与今天的整体日本民族划等号，并标榜成中国的反面去仇恨，从而凸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因此，这个教育法中不乏很多概念抽象的条款，打着“爱国教育”的旗号，为民族仇恨的种子提供了孕育的温床。而这些政策条款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生根，社会的各部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实施了这些要求。
比如，爱国教育法第十六条写道：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各类主题活动……”；
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
根据BBC中文的报道，上海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表示，尽管学校并未在课程纲要里要求加入针对任何国家的“仇恨教育”，但是近年来，她感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逐渐增多。这位老师表示：
“仇日这件事不是我们在教，是学生家长和社会主要在负责对他们的熏陶。一般家长讨厌日本的话，小孩就会跟着憎恨日本。”
事实因此很清晰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学校不是唯一的爱国教育基地，中共成功地刺激和纵容出了社会中浑浊甚至有毒的那一部分民族仇恨者，后者比学校更细密地完成了中国统治集团所期待的反动“爱国教育”。
互联网上，人们经常能看到，学生在繁复的课业之外，还被要求去参与各种爱国主题教育，并且写上千字的感想。在中国本就高压的教育体系下，这样形式主义的任务让很多学生失去了真正认识历史的机会，而只是盲目的仇恨日本整个国家及民族。在男童遇刺身亡事件后，一些家长也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表达的自己的担忧。一位家长这样评论道：
“教育已经太卷了，还夹杂仇恨教育，每天因为这些事，自己和孩子都不开心。”
这些实话，则让我们看到大多数朴素但沉默的群众对当今仇恨教育的疲惫和不满。它同人类朴素的道德感有冲突，既无助于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也无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只是为危机中本就艰难的生活增加不必要的有毒负担。
杀戮是仇恨政治和仇恨生意的双重恶果
在2024年山东济南动漫展上，一名cosplay的少女穿著和服、木屐打扮成动漫角色祢豆子的样子，被一旁的保安要求离场，指责她穿着着“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事后调查显示，保安可能是刻意借题发挥试图赚取爱国流量。同样的赚取仇恨流量的逻辑更是在社交媒体上肆虐，官方从来都是为这种流量、舆论、声音大开绿灯。在抖音等平台上，“抗日”神剧、短剧、相关视频的传播没有限制，文化上如《战狼》这样的民族主义春药层出不穷，从各种模棱两可的角度为沙文主义添柴加火，仇恨生意和仇恨政治也就烧得愈来愈烈。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越来越多的牛鬼蛇神高举爱国大旗，“义正言辞”地试图赚取流量更不会令我们惊讶。如果这是条吃饭赚钱的捷径，还有中共背书，就会吸引来吃人血馒头的人。毫不意外地，在日本男童被杀害的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了此等丑陋的为博流量的“吸血鬼”。在男童遇刺身亡事件后，有博主直播前往深圳日本人学校猎奇，题名为“防护严密的日本学校究竟隐藏了什么”的视频收获大量点赞。而讽刺的是，众所周知，中共最擅长删帖和设置敏感词，在几乎每个字都是敏感词的高压审查下，这种丑恶的帖子却甚少受到到什么威胁。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能看到，尽管中共国家没有直接地宣扬仇日，但它无止境地纵容甚至主动培植——官方最擅长的手段之一就是请大量水军搅浑舆论场——仇恨舆论和资本主义下的仇恨生意。这带来的就是仇日情绪的愈演愈烈，并最终从对抽象的日本民族概念的仇视情绪中孕育出了对该民族具体个体的歧视乃至暴行。而这一次事件就是在长期的宣传下滋生出的恐怖主义行为，从之前砸日本车，演变成了杀日本人。
从沉默着不满到公开批评的群众
此次事件之后，在中国互联网上，很多人对仇日宣传、仇恨教育所导致悲剧表达了反思和谴责。
9月19日，有深圳市民自发来到深圳日本人学校外献花致哀。一名前来悼念的市民表示：
“中国老百姓反对仇恨教育，很多人就是长期在仇恨教育下导致这种恶果。”
匿名的卡片上写着：“孩子，对不起，请安息——一名深圳人。”或是，“对不起，文明社会应保护好每一个孩子——一名中国人。”这都体现出很多中国人是反对这样起源于民族主义的恐怖行为的。
事实上，群众对仇恨教育的恶果一直有所察觉，不赞同的情绪始终在积聚，不过在过去高压的主流”爱国”疯魔舆论氛围下隐忍不发。在政治自由完全丧失的中国，任何个人意见的发表都是危险的，更何况是貌似“ 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对仇恨教育的批评。但在如此悲剧性的事件出现后，人们朴素的良知和道德判断推倒了过去重重压在他们意识上的枷锁。这里面我们看到，对群众而言，正义不取决于被肆无忌惮玩弄的历史和任何抽象的政治宣传，而在于事实，源于人性中不灭的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愤怒。
在这次事件中，谁是知晓正义的一方，谁和谁站在一起一目了然。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群众看得清楚中共是悲剧的始作俑者，群众是要和受害的日本儿童和其亲人站在一起的，这里没有任何来源于民族的隔阂，他们的对面站着的是歪曲历史、分裂中国群众和日本群众、酿成不必要悲剧的中共和其背后一直背靠大树吸食仇恨利润的无耻资本主义。
虚伪无耻、毫无原则的中共
此次事件中，面对上述群众这般深刻的反思情绪，中共官方又再次展现了它虚伪的一面。一方面网络平台急删涉仇日言论帐号，另一方面管控悼念，给每名献花者拍照，并查看花束上的悼念文字。 地面一旦堆放超过3束花，立即将其收入保安室。9月20日，网络流传一封来自遇害孩童的父亲的中文亲笔信。尽管甚至没有办法确定亲笔信的出处，但由于其在网络上的传播，以及评论区展现出的对长期以来仇恨教育的反感，这封中文信件已经在微信朋友圈等中国社交平台上被屏蔽。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矛盾发展到一个无法抵挡的地步，必然会反噬其一直以来的叙事。比如在本次事件后国民的反思和反对仇恨教育的情绪，就迫使中共不得不同时对民族主义言论和反思言论进行封控。中共也体现出其毫无底线的机会主义本性。事实是，当中共宣扬民族主义的时候，这绝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内的中国群众，反对仇日情绪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日本群众。
这种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宣传总是优先服务于中共官僚的统治的利益。比如，就在事件发生后两天，随着日本政府和媒体的愤怒发酵，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日双方针对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监测活动后，逐步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在一整年对于“核废水”的反对和抵制后，它轻飘飘地反转了之前的言论，试图转移国际舆论对杀人事件的注意力。这一举动无意也打了一年以来不间断地抵制日本水产品的主流舆论及跟从者的脸，让大家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大义”嘴脸背后的虚伪。
捏造民族矛盾来转移真实的阶级矛盾
而中共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何要如此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呢？
台湾学者林泉忠表示：
“消费爱国主义是稳固政权、一定程度维护统治合法性和维稳的利器，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这样做。”
这是切实存在的现象，在中共尚能以经济增长掩盖住社会矛盾时，民族主义的爱国叙事能够赋予中共极大的掌权合法性。而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中共的“爱国主义”便揭下了其“大以凛然”的面纱，展现出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事实。在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当下，官方用对日仇恨来作为止痛药和发泄口，试图转移人们对现实困境的不满。
当无产阶级和统治集团（资产阶级及官僚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时，中共试图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国家归属感，不断提及“中共带领中国站起来”，来试图将自己的统治政权合法化。中共波拿巴政府鼓吹“民族复兴”，只是为了将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转移到虚构的“民族对立”上，来遮掩国际无产阶级共同面临的的阶级压迫。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人们意识到社会矛盾的真正所在，就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和利益。
群众最终会问自己，爱国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呢？是人民生活水平完全得不到保障、是在公共场合毫无权利只有压迫的国吗？排外排的又是什么样的外呢？是和我们一样被资产阶级压得在温饱线上下过活的日本工人阶级吗？或者说，我们真要将我们的愤怒刺向手无寸铁的孩子吗？仅仅因为他的国籍属于中共所谓的“历史罪人”。还是要指向真正压迫我们的中共党国和资产阶级的野蛮体制？
“主要敌人在国内！”
正如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所说：“主要敌人在国内。”
中国群众的主要敌人也不是日本、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广大群众，而是不断用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与口号欺骗劳苦大众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波拿巴政权。这次在华日本男童被杀的悲剧，让我们真切看到了民族主义宣传的非人和可恨。
列宁指出：“至于‘人民’，即广大的小资产者和一部分受骗的工人，他们会相信资产阶级捏造的所谓敌人‘阴险’这种谎言，这是毫无疑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则是揭穿这种欺骗，而不是加以支持。”
但马克思更说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仅仅是揭露统治集团的罪行是不够的。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世界”。今日，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改变这个不断制造仇恨、杀戮、贫穷和绝望的资本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