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答收录于《布尔什维克》月报2026年10月刊。访问这里下载完整月报】
2025中国人口生育率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而近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显示：老年抚养比升至23.1%，首次超过少儿抚养比22%。这些现象引起的社会反应，以及官僚的恐慌让这不可避免的在未来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生育率下降到社会无法再生产自身的地步往往指向一个社会面临着根本的腐朽和衰败。一个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的方法如果威胁到了人类的存续，那么它的极限暴露无遗。
随着老年人口从2025年的3亿2千万人增加到2035年预测的4亿人，中国社会将会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起老去。资产阶级的喉舌试图将此描述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开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带来的正常现象称这是发达国家都会走过的路。言下之意是，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打压女性地位，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根本概念上的问题,既然生育的影响是社会性的，是一整个社会代际更替的问题，那么它的责任就不应该在个人，个人的境况和情感更不应该是被指摘的对象。
共产国际1921年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就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创造一种条件，使妇女的天赋职能——母性，不致和她的社会义务发生冲突”，天赋职能指的当然不是某种“神圣”的义务，而是单纯指只有生理意义上的女性可以生育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生育所导致的脱离社会生产、不得不至少短期依赖于其他人才能维生的情况当然导致了生育对女性个人来说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高昂的养育成本，越来越少的女性选择生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人的工资一般水平是在特定社会和时间中维持最低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劳动力价格，在女性有高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工资水平是在默认家庭中双方都参与工作来制定的。这意味着如果仍然选择生育的话，女性需要同时承担家务劳动和越来越恶化的工作环境。2021年第四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将近11小时，其中两个半小时是日常家务劳动，约为男性的两倍。
资产阶级国家当然也可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但他们却给不出根本的解决方法。正如同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其他社会部门一样，育儿福利即使不削减也不可能真正使生育的成本被社会接管。从2025年开始的3岁以下婴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很明显只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满足住房、教育、医疗、工作上的巨大压力。
不仅是资产阶级正在意识到生育正成为一个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年轻一代也正意识到这一点。22年上海疫情抗疫期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视频，一个白皮威胁抗议青年说“处罚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个青年高喊“我们是最后一代”。同年，北京天通苑的基层官僚被曝出用子女威胁抗议示威的民众，网络上关于“最后一代”拒绝生育的讨论又一次奉行。生育率低下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是被资本主义多重危机所摧残的年轻人对社会彻底的长期无信心。日本就是一个很好对照的例子——哪怕在政府真正大幅提高生育福利，建立免费公立托儿所的情况下，生育率仍然无法提高，这就是青年对于整个社会丧失希望的后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生育问题的社会压力就像社会中的其他问题一样，当劳苦大众对更好生活质量的普遍追求和社会整体现实看似产生矛盾的时候，这一矛盾往往是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提供的条件的，不能单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之下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敏感的牵动着国家性质和职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社会风俗和观念、以及最根本的对未来社会的信心。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危机、战争和动荡，生育这个人类存续的问题本身已经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只有一个全新的、消除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才能通过社会化的抚养、教育，以及免费、优质的医疗和男女同等长度的产假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