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答收录于《布尔什维克》月报2026年9月刊。访问这里下载完整月报】
首先,斯大林背后是日益壮大的官僚集团。它掌握职位、资源和组织网络,要维护自身的地位和特权。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和饥荒中,早期广泛的苏维埃民主逐渐消亡,但俄共的党内民主仍发挥着对官僚专权的制约作用。1923-24年的托洛茨基在认识到党政机关正愈发被斯大林的书记处控制、选举流于形式、健康的批评遭到打压时所反对的,也就不只是斯大林个人或三驾马车,而是官僚主义本身。
托洛茨基在被解去军权前有能力武装推翻斯大林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尽管托洛茨基在红军中享有巨大的支持和权威,但这是基于托洛茨基对革命所作出的不朽贡献,而不是无条件的个人服从。但是哪怕可行,通过军事政变替换掉官僚的头目不仅不能遏制,相反只会加强官僚主义。如果托洛茨基企图绕过争取工人、农民和士兵党员,依赖军官集团夺权,结果只是军官官僚替代文官官僚,工人仍然无法掌控权力。
在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时期,托洛茨基所重视的始终是通过辩论、说服争取党内的基层党员和健康干部来改善党的组织、政策和作风。利用官僚组织手段而非群众力量反对斯大林集团结果只会是“进一步、退两步”,让苏联离健康的工人国家越来越远。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托洛茨基也犯下过战术性的错误,例如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没有公开向官僚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斗争,并对呼吁罢免斯大林的列宁遗嘱保持沉默。由于等待列宁康复和担心被误解为争夺个人权力,托洛茨基迟疑了。没有这些错误,或许托洛茨基能够暂时地击败斯大林和三驾马车。但说到底,官僚主义的崛起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欧洲各国革命的失败加深了俄国革命的孤立。内战、饥荒和疫病消耗了俄国的工人先锋。并且,当时落后且饱经战争摧残的苏联经济也无法提供工人阶级普遍参与管理国家的物质基础,孱弱的重工业进一步限制了工人阶级的基数与政治杠杆。不解决这些问题,官僚滋生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在1930年代中期,意识到官僚已经从一个社会集团发展为特权阶层的托洛茨基在以上的纲领上增加了政治革命的诉求,主张推翻官僚层、恢复十月革命后的工人民主,并建设新的革命国际——第四国际。这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