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过，俄国帝国主义就是各民族的牢笼，这其实指代任何现代的帝国主义势力都是如此，尤其是当今的中国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在形成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必然将各个落后民族以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方式兼并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并对他们实施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来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在中国这个次大陆级别的国家中，无数少数民族遭到胡萝卜大棒式的同化政策所侵扰，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甚至是身心健康都被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骚扰、侵害并消灭。解放这些被深重压迫的民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诉求。因此，搞清楚民族解放的方法论无异于搞清楚革命的方法论。
先前，有读者来信咨询《布尔什维克》在台湾和大陆边疆区的民族问题上持什么样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这些是重要的问题。为了激发更多好奇的读者与我们进行讨论、并公开教育资料，以下我们稍作修改、发布当时我们的回复。安全考虑，来信者姓名、其他不相关内容已省去，并做了一些文法的小调整。
民族问题需要最细致的具体考察，才能给出最正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得不稍加篇幅地解释。我们会在以下解释与中国相关的四个主要的国家和民族问题。
台湾国家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情况是，现在在台湾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在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尽管中共一直试图否认这个现实）。台湾资本主义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武装机构，即军队、警察、司法和监狱系统，它可以维持台湾资产阶级对本岛及其领土的完全统治。台湾无论采用什么官方名称，都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境内的被压迫民族尝试脱离压迫民族的民族问题，因为台湾人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国政权了。因此这是一个两地国家政权是否要合并的国家问题。
当然，我们也理解到：当今的帝国主义时代下没有任何国家是独立于任何帝国主义存在的。现有的种种呼吁统一、独立或是维持现状的声音基本只是出于多方（中、美、台）统治阶级利益的要求而已。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台湾宣布法理上的统一或独立，这只能表明台湾资本主义采取要亲中帝国主义或是亲美帝国主义的立场。而维持现状也只能表明维持台湾资本主义平衡于中美帝国主义之间。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拒绝为任意一方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辩护，而是面向有巨大潜力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劳苦大众。
可以说，我们支持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自决，而非是资产阶级的法理统一或是法理独立。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意味着劳苦大众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认为，只有在台湾的无产阶级从中华民国政府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台湾劳苦大众的民主自决才能来决定台湾未来是与大陆统一还是独立。当然，这时的统独问题也只能是大陆与台湾和东亚其他地区共同都取得革命胜利后才可想象的——任何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反对将台湾的工人国家同资产阶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的情景。
并且，台湾无产阶级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认为也只有在两岸乃至整个东亚无产阶级共同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如果台湾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在美国可能的支持下——将以最残酷的方式试图阻止革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蔓延。因此，打击台湾资本主义的任务与打击中国资本主义的任务直接相关。但这种斗争只能在阶级基础上进行。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立场，所有的道路都会通向反动的民族主义，这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在文化、语言和地理上的密切关系无一例外地将海峡两岸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两地的阶级斗争必然互相促进，而非是敌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而奋斗。这样的世界中，全世界的劳苦大众都可以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和平和谐地生活。
更详细的有关阐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可以参见革命共产国际台湾支部《火花》的：《读者来信：台湾革命成功后与中国政权的关系》；以及《台湾国家问题与台湾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香港问题：
与台湾不同，香港是中共独裁政权管辖下的领土，其当地的统治阶级被允许管理一个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和工人阶级。但由于处在中国国境内，在大陆的同化政策下，独立发展于大陆的独特香港文化遭到不断增大的文化打压，让港人群众对大陆产生越来越高的抗拒，并对工人阶级团结产生障碍。也因此香港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革命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以促成阶级团结。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资产阶级政权在法律、议会、警察、工业、土地以及文化制度上都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资产阶级甚至还保有独立于大陆的对外经济贸易办事处，享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组织的法律豁免权和特权，但最重要的几个国家暴力机关，例如军事、外交权完全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尤其是1949年中共和英国共同约定的分治后，香港群众也独立于大陆，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虽然和大陆的文化依然藕断丝连，但是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并因此遭到鼓吹文化统一、市场统一的中共打压。
在19年后，中共正尝试不断地企图傀儡香港政权、侵吞更多的民主权利、打压当地文化，这使得中国政权对香港有越来越多的控制，而大陆资本对香港的支配，也使得香港的情势与大陆愈发相似。这一系列的发展意味着，香港地区的阶级斗争，在事实上正在走向和大陆的斗争愈发相似的局面，并与大陆的政治生活、文化交流交织在一起。例如，近期数量众多的中国资本在香港开设公司，控制香港的劳动力，引发香港的建筑业都频频发生中国资本主义特色的欠薪现象；近年来，港府也从大陆引入了的10万新移民，香港人也更频繁地往返于两地消费、工作。政权的镇压大幅上升、大陆资本的支配加深、两地文化交通的频繁、大陆新移民的引入，这些决定性因素，使得香港群众已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社会交织在一起，注定他们无可能独立地进行阶级斗争——当然，香港群众很有可能还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尽管我们支持民族自决权、号召群众主张自己的命运，并坚决地反对中外帝国主义的干涉，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支持香港独立。以下是原因：
首先，整个香港独立运动在香港向来没有可观的群众支持——尽管由于中共的打压，香港群众普遍排斥中国沙文主义认同以及背后的中共独裁，但这并不代表群众曾支持香港作为一个地区政权独立建国。普遍来讲，香港一般群众诉求的是更高程度的地区自治和民主权利，但是他们认可保持在中国地区以内的必要性。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物质原因：由于两地的物质联系过于紧密，香港群众的命运天然地和大陆群众的不能相分离。在目前的物质条件下，香港是绝无可能达成独立的，无论是水利、经济、交通和国家政府，香港都依赖于中国。这使得香港的工人要争得有意义的民主权利，只能够通过颠覆港府和捍卫港府的北京政权来做到。因此，两地的斗争出发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香港工人必须和大陆工人一同斗争来为自己谋得革命的出路。
当然，在革命之后，香港工人阶级有权利在工人民主制度下自己治理香港，决定和大陆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这里的香港工人，是不分民族、语言和文化差异地指代任何居住在香港的劳动者。
过去的港独运动往往是受一些狂热的小资份子所主导，他们本质上是不愿意与资本主义决裂的自由派、保守派或是改良派。他们的论调中，往往将香港视为以粤语为主体民族的单一民族地区。然而，香港是一个非常文化多元的地区。不仅有来自天南地北的中国移民（比如很多穷苦的福建人和客家人），还有很多来自于南亚（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的移民社区。当前，这些有很大规模的非粤语母语者常常在就业和工作中遭到歧视、打压和排挤，这也是香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罪行。
因此，不同于这种香港广东话至上主义的港独派，我们反对用地域背景来排挤或是驱逐任何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的，也必然是对任何文化社区和民族一视同仁。我们必须将蛮横执行语言政策的陋习扫除，尊重工人们使用自己偏好的语言、方言生活的基本权利。
对于2019年香港革命的教训，请参考：《香港：时代革命的教训——国际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民主权利？》。未来我们也将撰写文章来分析香港局势。
新疆民族问题
新疆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区，民族文化、地区开发呈现出不平衡的混合现象。由于新疆各民族都直接遭到中国统治，这无疑是民族问题。
由于1949年的中国革命、1960年代的中苏交恶、198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改恶，大量的汉人涌入这些地区，在当地已经居住了数十年之久、成为了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新疆许多地区仍然是以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但是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民族混居的地区，尤其是新疆最重要的城市地区。1949年，汉人只占新疆人口的6%，而当地的维族人口占75%。在数十年中共鼓励的移民政策下，现在的比例是汉族占40%，维族占45%，不过这在地理上是不平衡的。汉族在东部和北部占多数，维吾尔族在南部和西部占多数（70%到95%以上）。汉族也多半居住在城市内。
49年以后，中国各地实行的是民族自治——这个政策有些地方合适、但是有些地方则不行。此前，维族多数的新疆数十年被汉人军阀统治，新中国也没有给维吾尔人真正的民族自决权——这是中共官僚的民族沙文主义促成的错误。虽然计划经济制度确实有为维族人口带来大幅进步，但维族人始终和汉人的待遇有差别，且在文革时期由于伊斯兰信仰和被视为可能串通苏联间谍而受到歧视和迫害。然而这个差别发展在中共重建资本主义后迅速加大，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大大地恶化了许多维族人的处境。正如列宁所解释的，民族问题的根本是面包问题——即生活品质问题。这一发展在资本主义重建之后也不断加剧。
因此，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但是在如果新疆要采取一刀切的民族自决措施，无论是偏向哪一侧，只能导致类似于南斯拉夫解体时期的血腥冲突。显然，新疆的各个地区需要灵活的民族政策才能保证民族解放和和谐相处。更不要提，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维吾尔国家不可能的。独立的新疆只能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很弱小的国家。它将夹杂在中俄之间，西方也会卯力去影响这样一个小国家，仍然会面对且无法抵抗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当地所有的地区势力也有可能一窝蜂地意图干预，导致新疆这个地区的分裂。只有由工人群众自愿成立的的亚洲社会主义联邦，才能保证所有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
西藏民族问题
西藏地区的86%的居民是藏族，汉人较少且没有如同新疆那样规模的汉族移民。然而在重要城市如拉萨，汉人也构成了26%这样不容小觑的规模，且这些汉人大多是世代生活在当地的。
由于深远的历史原因，西藏的社会制度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神权制度下的农奴制，虽然一定程度上于中原地区相连接，但是在清朝崩溃以后，西藏地区已经实际上独立了数十年。但即使是这样的条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1949年的革命传播到这个地区是正确的；在正确的指导下，革命有潜力废除西藏极端野蛮的农奴制、提高当地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但是，由于西藏地理条件恶劣，也长久隔绝于世界市场，当时西藏的工业的发展可以是忽略不计的。因此，要吸引西藏的农民完成土地重分，就需要更耐心的引导。
一开始，中共采取了相对正确的政策，给予了西藏地区相对独立于中国政治的权利，并仅仅是缓慢地推进当地的土地重分和政治改革。但是，1955年以后，在大跃进运动的冒进引导下，西藏地区也被强迫执行人民公社的土地强制集体化运动，在此过程中更侵犯了在当地文化内根深蒂固的宗教和僧侣、寺庙。这就使得当地的农民大为不解。由于中共并缺乏解释地触犯了农民的文化习俗，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最终让反动封建阶级得以号召促成了1959年的西藏暴乱。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中国政权能够参考布尔什维克对哈萨克地区的民族政策，对西藏农民给予更多的耐心，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以自愿的方式推进集体化、以工业发展协助当地的物质情况提升造福一般群众生活，并真诚地在当地宣传、执行地区民主和自治，就能更和谐、稳定地推进土地改革，并降低反动封建主利用宗教信仰来对当地群众产生的影响。
在今日，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发展也引进了更多的民族压迫。如今的西藏经济以旅游业和手工业为主，但工业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当地：矿业、水利设施、铁路和其他的基础建设在西藏各地出现，决定性地将西藏和中国市场绑在一起。但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大多数藏民获利于资本主义改恶较少，只有地方官员和城市的藏民更加受利。显然，西藏存在针对藏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压迫。当今很多藏民依然保持着虔诚的宗教传统，而中国则长期地直接进行在西藏进行国家干预，并扶植服从于自己的佛教喇嘛来侵犯藏民的宗教文化。这也引起了反抗，比如2008、2012的西藏骚乱就能表现出这一点，但由于汉人进入西藏较少，西藏的反抗不如新疆的那么激烈。
在未来，西藏的民族解放和宗教解放，同样也只能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达成。西藏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西藏的政教分离、宗教的自由和私人化，只能通过彻底废除国家对宗教的干预和赞助完成，而这只能通过废除中共官僚制度和资本主义来达成。这一点只能通过藏族和汉族劳苦大众一同的斗争达成。但是实际考虑到西藏地区的主体民族和文化是藏族和藏传佛教文化，西藏地区需要更加彻底的民族自决；同时，无论西藏的劳苦大众在革命后是否选择独立，在新的社会主义西藏中，都应该给予汉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充足的平等权利。只有在这样的自愿基础上，才能达成各民族的真正和谐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