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星宇股份因为一场“羞辱式”批量辞退应届生的丑闻引发广泛关注和愤怒。群众的愤怒不仅在于企业在“逼辞”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嚣张跋扈，以及一种“不怕你告”的有恃无恐的丑恶姿态，更在于这种经历并非孤立存在：中国劳动者普遍都经历过企业为避免违法追责和支付违法成本逼迫员工签下“个人原因离职”的经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中被逼辞应届生不再向国内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进行举报，而是调查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重要客户，向港交所、欧洲重要车企客户和欧盟劳动监管部门举报违反劳工标准等问题，瞄准企业港股上市计划和海外重要客户订单的“七寸”发力。虽然我们不能天真地期待同样以逐利为导向的欧洲车企和同样镇压劳工权益的“欧洲帝国主义联盟”会真心实意声援中国劳工权益的保护，但是在此次事件中劳动者以行动表达的对中国劳动仲裁的不信任，是阶级意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事件起因
星宇股份作为中国A股上市的车灯制造供应龙头企业，于今年7月招入400余名硕博应届生——Offer上明确写着研发、技术和管理培训生等岗位。但入职仅约38天，自8月8日起，公司开始分批约谈员工：要么签署“个人原因离职”滚蛋，只补偿半个月工资；要么被调去一线“打螺丝”并按普工标准重新签合同。在”HR群互通背调”的隐晦威胁下，不配合离职的学生可能受到地域行业内的求职排挤。最终约七成、近300人被逼辞。剩余约107位选择抗压留下的应届生，则被安排进入产线实习，而且被指产线实习期限被无限延长。
同时，“应届生身份”早已不仅仅意味着毕业时间，而是关系到求职机会、校招资格和部分公共部门招聘门槛的重要就业资源。对于这些被迫离职的毕业生而言，一旦因入职缴纳社保而失去这一身份，他们所承受的损失便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份工作，更可能意味着失去了重新进入部分就业渠道的机会。应届生身份绑定各类求职机遇，本身就是国家为了缓解年轻人就业问题的笨拙措施。但讽刺的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中国，一边是加班到死的上班人，一边是以千万记的难求一岗的求职者。国家的大手无力解决这种问题——中国毕业生上岗率也仅有55%——且他们归根究底总是站在老板阵营的那边。
面对产线实习的压迫和应届生身份的损失，选择留下的应届生员工最终决定将公司“羞辱式”逼辞应届员工的行径曝光于网络。而在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成本，本就是一种屡见不鲜的惯用伎俩。因此，这起事件迅速超出了个别企业与个别员工之间的纠纷范畴：无数曾经遭受过类似“逼退”的劳动者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经历，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共鸣与愤怒，最终引发了全国公共舆论对星宇股份逼辞行为的广泛声讨。
向“洋人资本家告状”的新路径和进一步爆料
在向网络爆料后，涉事应届生在这次维权行动中选择跳开本地劳工部门，表现了涉事应届生对本地劳动监察部门和所谓工会的不信任。 他们选择在星宇股份在冲刺港股IPO的关键节点把举报信送到港交所、欧盟和欧洲重要车企客户，搬请“洋大人”出手整治违规企业。国内舆论和保护海外重要客户订单等因素确实给星宇造成了有效压力: 造成舆情失控的后果会引来更高行政层级的下场和内部惩戒；失去的海外重要客户订单会进一步恶化自身所处生产过剩的市场竞争劣势。虽然官方于8月27日发布了“致歉信”并提出了补偿方案，仍旧平息不了公共舆论和涉事应届生员工对羞辱式逼辞行为的愤怒，引发群众“中方半天不见效果，西药一吃效果立现”的调侃——这句看似荒诞的玩笑，恰恰反映出劳动者对于国内劳工维权部门的失望与不信任。
这种策略并非孤例。就像亚马逊工人选择在“黑色星期五”这一消费高峰期发起罢工，Uber和其他网约车平台的司机选择在情人节等订单需求旺盛的节点联合行动一样，劳动者也会有策略地将自己的诉求与企业无法忽视的损失联系起来去向资方施压。
无独有偶，在8月31日据凤凰网科技讯爆料，星宇股份在塞尔维亚的海外工厂还存在 “同一座工厂，两套时间表”：当地塞尔维亚员工通常按照当地劳动法规执行朝九晚五、到点下班；而中方工作人员日均工作时长约为10小时。也强化了公众对于企业“柿子挑软的捏”的印象：面对劳动权益保障执行较为严格的环境，对当地劳动者谨慎行事，却将更高强度的劳动要求施加在本国劳动者身上。
由此，“不把自己人当人”的批评也迅速成为围绕这一事件的重要舆论表达，中共向来鼓吹的民族叙事在对比之下更显讽刺：当中帝需要利用无产阶级的愤怒去对抗其他与之竞争或妨碍其帝国主义利益的别国时，无产阶级是自己人；但当中国资本家真金白银地赚钱剥削时，被称为“自己人”的中国无产阶级就是最不需要被珍惜的人矿耗材。说到底，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国家机器从不是无产阶级的自己人。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是 “互相直接对立。” 无产阶级本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越洋告状”的探索意义
鉴于全国各地劳监部门打压劳工权益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涉事应届生员工也清楚波拿巴国家机器对于本地企业偏袒和保护。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政府发文的证明：部分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限制劳动监察进入“重点保护企业”、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作为招商引资条件的现象。
正是对这种阶级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总结，涉事应届生员工选择绕开本地劳动监察和工会体系，转而向海外组织和企业“告状”，这一“越洋告状”本身仍是一种尚处于摸索阶段的维权经验，却已经获得全网的喝彩和支持，至少反映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劳动者已经不再相信波拿巴国家体系控制下的劳动监察和工会体系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表现出劳动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现实劳资关系中往往更倾向于维护资本正常运转、保护企业经营利益这一现实的认识加深，同样“越洋告状”的107人也是一种劳动者团结的维权方式。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使劳动者意识到了，比起单打独斗对抗老板，团结起来、寻求有效打击资产阶级的战术才是更有利的。
向“洋人资本家告状”真的有效吗？
与此同时，这种行动中也存在着另一种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即欧盟的监管机构、政治力量或资本主义企业对“劳工权益保护”的幻觉。事实上，欧洲并不存在一个脱离资本主义利益的“劳动者天堂”。欧盟本身是欧洲二、三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政策同样服务于欧洲资本家的利益——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又彼此有冲突。近年来，随着欧洲各国不断提高军费开支，财政资源与社会支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例如德国，德国军费近年来迅速攀升：2026年国防相关总支出将达到约1082亿欧元，并计划在未来几年继续提高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 军费扩张与养老金、医疗、失业救济等不断增长共同争夺有限的财政资源。
这种矛盾并不仅仅体现在财政预算上，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近年来欧洲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和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了生活成本上涨、通货膨胀冲击以及实际收入压力等等严重问题。欧洲各国在工资、福利和就业保障被削减等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也从未停止，例如法国，法国逾50万人走上街头，以罢工反对政府财政紧缩方案——所谓“文明社会”并没有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矛盾。
另外，星宇股份所依赖的海外客户——奔驰、大众、宝马等欧洲汽车企业——本身同样不是站在劳动者利益一边的“救世主”。它们首先是以利润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利润率受到挤压时，削减劳动力成本、关闭工厂和裁撤岗位，同样会成为这些欧洲企业的选择。
大众的案例尤其具有代表性。面对利润压力、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大众计划关闭德国工厂和大规模削减岗位，通过削减劳动力成本、压缩产能等方式降低经营成本。这一行动在德国将减少超过3.5万个工作岗位，规模约相当于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德国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尽管有优于中国国内数倍的优渥补偿标准，但是没有收入来源，钱迟早会花光。被辞退员工的再就业困难和长期失业的消耗，也为德国被裁员工埋下长期的不确定性和生存危机。
奔驰同样在进行大规模劳动力调整。欧洲劳动关系观察机构Eurofound记录显示，奔驰在德国推出了自愿离职计划，并预计可能造成约5500个岗位流失。
因此，即使是宝马、大众、奔驰这样的欧洲汽车工业巨头，也并不会因为自身位于欧洲的“文明社会”成为劳工利益的捍卫者。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具有国际性：当利润增长受到威胁时，无论企业位于中国还是欧洲，裁员降本增效、关闭工厂以及向劳动者转移经营风险，都是资本经常采取的手段。大众近年来围绕德国工厂关闭和数万个岗位削减的争议，正说明所谓欧洲资本家同样会直接攻击本国劳动者的就业利益。
正因如此，对于欧洲政客、监管机构以及跨国企业客户表现出的对中国劳动者权益的“关心”，我们同样有理由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它们是否真正关心中国劳动者的处境？答案显然不能从它们的口头表态中寻找，而必须从它们自身在本国劳资冲突中的实际行为中加以判断，法国近年来围绕养老金改革爆发的大规模罢工和社会抗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本质上就是试图通过攻击损害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面对法国群众的抗议，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的法国资产阶级同样出动军警镇压抗议。显然一个镇压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实体，是不可能真正帮助其他区域的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劳动者可以利用一切现实存在的矛盾，但不能把其他与工人阶级为敌的统治集团误认为“朋友”
阶级愤怒正为历史发展准备条件
星宇股份因一场针对应届生的“羞辱式”批量劝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和愤怒，在于这种经历并非孤立存在，广大劳动者对此类行为也是深恶痛绝。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的是，此次遭遇“逼辞”的应届生并未将维权的希望寄托于国内低效无能、甘当资本打手的劳动监察部门或“工会”，而是进一步实验尝试将企业的违反用工问题提交至海外客户和监管机构、以国内舆论和海外影响施压表达自身的权益主张和维护劳动权益。
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期待同样以利润为根本导向的欧洲企业，或欧盟这一服务于欧洲资本主义秩序同样攻击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体系，会出于对中国劳动者的真诚关切而主动维护其权益。然而，无论此次行动最终能够取得怎样的结果，它本身仍然具有值得关注的意义：在一次具体的冲突中，劳动者积累的不仅是对企业压迫的愤怒，还有在现实斗争中形成的经验和阶级意识——他们认识到，仅仅依靠既有的、被认为难以发挥作用的维权渠道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尝试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
劳动者对国内恶劣用工环境以及企业将员工视为可以任意支配的“奴隶主”式思维的愤怒，并不会凭空消失，而革命意识并非脱离群众现实斗争而突然产生，阶级压迫所造成的每一次愤怒、失望与反抗，都可能成为劳动者积累阶级经验、认识共同处境，并逐步走向阶级意识觉醒的历史发展准备条件。
从根本上，就业和劳动压迫不会在资本主义下的中国得以消除。消灭失业问题，将失业人口纳入劳动并降低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增加工资等等要求，唯有在工人控制的计划经济才可以完成。中国的工人阶级需要能推翻资本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理全世界也需要能一场推翻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国际革命。而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我们真正的战友不是别国资产阶级，而是我们在那边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