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底，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万科的亏损，以及政府加强资本外流管制的消息，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市场恐慌。即便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华尔街日报》，也表现出难得的焦虑，急于为中国资本家寻找对策。他们断言：“归根结底，中国资本家急需一个存放现金的地方。” 然而，在房地产危机持续发酵、债券收益率低迷、资本管制限制了海外投资的背景下，曾被视为“最稳健的开发商”的万科，也未能抵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衰退。
相比恒大集团的崩溃，万科集团的困境对政府而言更为棘手。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购买未售住房并改造成经济适用房，同时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企业提供紧急信贷。然而，当所有可能的救市手段几乎已被用尽，任何新的动荡都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
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如何帮助资本家脱困并非我们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这场危机的成因，以及为什么习近平政府无法真正解决它。对于199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房地产危机似乎是全球性的顽疾——从日本、东南亚，到美国、西班牙，每一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而最终买单的总是工人阶级。究其根本，这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当前历史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场危机的内在逻辑，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分析和策略。
地方财政的金融化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新自由主义”现象，而是长期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早在2011年，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革命共产国际的前身）就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所加速催生的房地产泡沫将会不可避免地破裂，并将伴随着政府债务危机。到2016年，印度经济学家C·P·钱德拉塞卡（C. P. Chandrasekhar）和贾亚蒂 • 戈什（Jayati Ghosh）通过分析中国68个城市的数据发现，其中仅有6个城市的一手房价格仍在上涨，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降温已露端倪。中国的官老爷们也留意到了这一发展势头，习近平在同年便发出了所谓“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行政指示。
这一趋势的影响深远。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所谓“投资驱动模式”——遭受沉重打击，而其中投资的主要驱动力就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官方统计从未明确说明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占比（因为其被拆分至建筑业、金融业等多个类别），但在市场相对繁荣的2021年，仅被明确定义为“房地产部门”的活动就占中国GDP的25%，可见其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
更关键的是，房地产不仅是地方财政的命脉，也深刻影响着政府的运作模式。地方政府不仅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主要的财政收入，还通过城市投资公司进行融资，将资金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吸引国内外投资，提升政治声誉。然而，这种财政模式不仅助长了房地产泡沫，也使得地方财政体系愈发依赖土地经济，并在资金流转过程中，催生出资本主义下典型的腐败现象。一部分财政收入显然并未用于公共服务，而是通过隐秘的金融运作渠道，流向瑞士银行和开曼群岛的离岸账户，成为官员和他们的资本家亲属的私人财富。
有些资产阶级新闻媒体认为，这一结构本质上源于“独裁体制的贪婪”。然而，这种论断并不严谨。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将所有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下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形态统称为“极权”或“非民主”，并以道德判断取代阶级分析。不可否认，中国的土地财政模式与其专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但与其用空泛而带有说教意味的“邪恶独裁”加以定义，不如借鉴马克思对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时期法兰西帝国的分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1848年革命后，资产阶级为镇压群众斗争，主动解散国家民主机关，以防其落入社会民主党的“红军”之手，同时，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于波拿巴领导的国家行政机构。波拿巴向资产阶级承诺恢复秩序、平息动荡，向士兵与群众则宣称要拯救革命，使其免受君主主义阴谋的侵害。与此同时，他和他的暴力机器凌驾于社会各阶层之上。
在这一意义上，中共政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波拿巴主义”政权。习近平虽然时常打压个体资本家的反对声音，但也同样将利剑高悬于工人头上。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政治体制已将过多筹码押注于房地产市场，而其所催生的投机行为与裙带资本主义现象，虽在议会民主国家（如日本、美国）亦有体现，但在中国式波拿巴主义的特殊环境下，呈现出一套独特的运作模式。
因此，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仅动摇了地方财政的根基，更暴露了中国波拿巴主义财政体系本身的投机性和脆弱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政绩”，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扩大财政收入和积累直接利润。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飞舟曾指出：“地方政府实际上比一般公司更加‘公司化’。” 【1】这种企业化的治理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在运作上有时与大型资本集团并无本质区别，尤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控制，地方政府的自主财政能力被削弱，被迫更依赖土地和金融资本运作以维持权力。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屡屡失效。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代理，中央政府在维护资本家的总体利益的同时，希望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缓解短期风险。然而，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却完全不同——它们仍旧倾向于短期利润最大化，哪怕以牺牲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为代价。因此，即便中央出台了各类房地产调控政策，地方政府仍然有强烈动机通过隐性融资、影子银行、土地储备等方式继续推动房地产投机，以维持自身的收入。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尽管如此，现代国家也绝非铁板一块。在中国，中央政府似乎在波拿巴主义的框架下，还在努力维持资本主义的稳定，而地方政府则已全面转向金融资本的疯狂积累，越来越少地扮演恩格斯所说的各阶级间“表面上的调停人”角色，而是深度介入资本运作。在此过程中，房地产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成为了各级政府权力斗争、资本积累和财政运作的关键支柱。
然而，地方政府并不能简单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等同。首先，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县、市、省）在实际运作上有所不同，部分大城市仍然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中小城市则更加依赖房地产投机所带来的收益。其次，地方政府仍然掌控着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这使其在“维稳”和资本积累之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像金融资本公司一样运作，这不仅暴露了波拿巴主义体制的内在不稳定性，也显示出大型垄断机构如何在国有企业资本化的浪潮中迅速成长，我们将在后文仔细分析这一问题。但在那之前，还需要澄清一些基本问题。
2008年的经济危机从未结束
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国内现象，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确保了任何一处的不稳定都会迅速蔓延至全球。1998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选择将住房体制全面市场化，作为应对经济低迷的手段。由于东南亚泡沫破裂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4%左右骤降至7%，财政收入和就业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政府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企业不再为职工提供福利住房。这不仅为国有企业节约了开支，也为房地产销售创造了更大空间。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扩大财政收入，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2】中国政府相信，大规模投资住房和增加廉价信贷不仅能缓解计划经济解体带来的社会矛盾，还能消化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维持经济增长。
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动荡。中国经济增速随之大幅下滑，从危机前的12%左右下降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6.4%。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进一步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限制。国务院、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机构陆续出台措施，如降低房贷利率、减少首付款比例、大规模增发廉价信贷，并减免房地产业交易税费。这些政策短期内刺激了房地产市场，但也埋下了未来金融泡沫的隐患。
房地产在经济中的作用具有特殊性。住宅建设是工人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承载物，但广义的房地产还包括厂房、办公楼、商铺等固定资本，这些资产本质上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作为生产活动的场所。相较于设备和技术投资，房地产投资并不能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力，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反而会减少对机器设备、研发和创新的投入，进而阻碍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真正能带来利润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土地的垄断性收益，即“地租”。在城市特殊位置的土地上建设房屋时，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地价往往与房价紧密绑定。正如马克思所言：“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往往更多依赖土地投机，而非实际的住房需求。
土地垄断、金融化与资产泡沫
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城市里的任何经济活动—开商店、办工厂、建住宅—都必须占用土地。由于中心区域的土地供给有限，价格也随着城市扩张不断上涨，尤其在一线大城市，高额地租现象尤为显著。
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中，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被称为绝对地租，即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垄断，无偿攫取社会生产所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此外，土地的不同质量会影响生产率，从而产生级差地租：在农村，肥沃的土地比贫瘠的土地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因而获得额外租金。而在城市中，位置的优劣同样影响土地收益—更便利、交通更发达的地段自然更具价值。但当某些土地因稀缺性和某一集团的垄断经营权而获得远超一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收益时，这部分额外收益被称为垄断地租。
传统的垄断地租通常由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例如阿拉伯的油田因其丰富的石油储备而获得超额收益。然而，城市土地本身并不直接提高生产率，它的溢价主要体现在流通和商业优势上。例如，香港中环的办公楼因地理位置优越，成为高端商业活动的理想场所；成都太古里附近的商场则因庞大人流带来更高销售额。
城市土地的垄断地租水平往往不由土地本身的使用价值和建筑物的劳动价值所决定，而是受资本市场的投机意愿驱动。金融资本将土地和房地产作为投机工具，利用“正向反馈”机制推高资产价格：房价上涨促使银行扩大信贷投放，从而进一步推升地价和房价，形成资本自我增值的循环。
这种金融化操作的风险在于，一旦市场信心崩溃，资金流动性受限，整个房地产市场便可能进入“去杠杆化”阶段，导致房价暴跌、债务违约、金融体系动荡。历史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验证了这一点，而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反复使用房地产作为经济刺激手段，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风险。
房地产市场天然具备与固定资本周期同步波动的特性。经济繁荣时，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增加，信贷扩张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但当经济衰退时，房地产市场崩溃，信贷收缩，进而加剧经济下行。讽刺的是，中国政府试图利用房地产市场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以缓冲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当东南亚和美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时，中国“未被充分开发”的房地产市场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吸引了全球资本。然而，这一策略并未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积累，使得危机的爆发成为了时间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为中国房地产危机埋下伏笔，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度融合使得金融危机从未真正结束。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循环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不只是一种国际政策
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对于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尤为重要。许多人在讨论帝国主义时，往往将其简化为对外扩张和军事征服，甚至将其等同于民族压迫的意识形态。然而，帝国主义的本质远不止如此。布哈林在1915年就指出：“我们可以将帝国主义看作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明确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强调：“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生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催生了垄断，银行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最终形成金融资本。”
中国的土地供应体系便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产业，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控制土地供应，并与银行和房地产企业深度融合。2016年，131家百亿级房地产企业的总销售额达到5.7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份额接近50%。尽管2018年房地产市场已显露颓势，主要房地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仍在持续上升。碧桂园流量金额突破7000亿元，位居榜首；万科销售额超过6000亿元，中国恒大以5511亿元紧随其后。这些企业不仅控制着国内房地产市场，还积极扩展至国际市场。例如，万科的主要控股公司深圳地铁，不仅垄断了地方轨道交通系统，还采用“轨道+物业”模式，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利用地铁沿线进行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这种模式也被其输出至以色列、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等国家。
在深圳地铁接手之前，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华润集团，也是一家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该集团涉足超市、啤酒、食品、药品、医院、房地产、建材、电力、燃气和银行等多个行业，拥有3077家子公司。华润旗下的品牌，如雪花啤酒、怡宝矿泉水、华润万家超市、万象城、999感冒灵、东阿阿胶等，已经深入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类似于上个世纪的韩国三星——既是一个垄断性的企业集团，又深度依赖波拿巴主义国家的支持。
当金融资本、房地产和国家机器深度融合后，资本流动的模式就发生了变化。像华润这样的企业，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内部融资网络无限制地向自己提供贷款，并借助政府关系获取廉价信贷和土地资源。与恒大不同，华润这类国有控股的垄断企业被视为“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石”，即便遭遇经营困境，政府也不会允许其倒闭，而是通过政策扶持确保其运营。与此同时，像恒大这样的私营房地产巨头的破产，反而为更大型的垄断集团提供了吞并其优质资产的机会，进一步强化了市场集中度。
正如列宁所言：“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将本国的生产几乎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同国际市场相联系。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因此，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集团在国外的扩张和殖民地联系的加强，这些垄断集团‘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
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掠夺，它本身也包含了资本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布哈林指出：“随着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本身也在经历一种‘民族化’的过程。” 换句话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润增长点，但同时又需要依赖本国政府的保护和扶持。这种矛盾在中国尤为明显。
中国政府在国内推行“土地财政”模式，使得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同时推动了国内资本集团的形成。然而，这些垄断企业并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是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将资本扩张至海外。例如，华润集团早在三十年前就进入了泰国市场，如今其业务已覆盖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然而，这种扩张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尽管资本输出带来了巨额利润，但这些利润并未回流至国内工人阶级。历史上，英国的海外投资利润主要流向了金融寡头，而非普通工人。同样，在中国，也没有任何机制能够确保海外投资收益流向“工人贵族”阶层。相反，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往往导致资本进一步向少数寡头集中。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曾指出，食利阶层的壮大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的衰落，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败。在中国，那些无需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便能依靠股息和地租获取财富的“食利阶层”并不罕见。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末，中国信托业的资金信托总规模已达19.95万亿元；2024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共计注册基金管理人19538家，其中现存管理人12898家。这些庞大的金融投资机构环绕着新兴的中国食利阶层。
根据咨询公司Capgemini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24年，中国的百万美元富翁数量约为150万人，低于邻国日本。然而，中国的十亿美元富翁数量却位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国的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达到了惊人的142.82万亿元。事实上，早在2019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便因中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专门为外国资产管理机构进入中国制定了一份详尽的策略，充分展现了国际资本对中国食利阶层持续扩张的信心。
帝国主义的内爆：从金融寡头到经济危机
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布哈林认为，随着金融资本的形成，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矛盾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寡头与国家的绝对融合。而考茨基和希法亭更是过于夸大了垄断资本的力量，认为它可以通过协调实现长期稳定。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垄断资本的扩张不仅导致国际冲突，也在国内制造了巨大的金融不稳定性。即使在本国范围内，资本的过度集中最终也只会反噬自身，加剧社会矛盾，增加工人阶级的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对外扩张”的政策，而必须看到它在国内的影响。即便是像华润集团这样的企业，在海外赚取巨额利润，也不会将这些财富自动地投入国内的工人福利体系，而是用于进一步巩固寡头资本的统治。这种模式导致的结果，是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金融不稳定。
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上是一种暂时性的危机缓解机制，但它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在一定阶段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自身的否定。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金融寡头的崛起以及国内外资本扩张的双重困境，正是帝国主义经济模式走向自我崩溃的典型表现。
只有工人阶级能推翻垄断资本主义
恒大集团的大规模信用违约一度让人猜测政府是否会介入进行国有化改革。一些自由派人士甚至惊呼：“中国企业迟早会走上国有化的道路，恒大只是一个开始，大型企业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地被收归国有。” 然而，这些言论更多是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的幻想，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的生计问题，而是在担忧中国政府是否会走“社会主义老路”，即真正剥夺资本家的财富。事实上，这种忧虑完全是多余的。
现实已经证明，中共领导层对彻底的国有化并无兴趣。习近平在2月的民企座谈会上甚至称，“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即便在危机背景下，国有化真的发生，它也不会是工人阶级所掌控的，而是另一种资本主义伪装。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就曾指出：“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然而，在实践上，他们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
历史一再证明，资产阶级政府的所谓“国有化”往往只是为大型资本集团服务的手段，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措施。例如，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但这并没有改变金融资本的本质，相反，它为银行业创造了更大的稳定性，使其能够继续剥削工人阶级。同样，中国政府如果接管恒大等企业，实质上也不过是用国家财政来填补资本家的亏空，而最终买单的仍然是工人和普通纳税人。
混合所有制：波拿巴主义的障眼法
万科集团的情况正是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伪装。在官方的企业名册中，万科被列为“具有国资背景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混合所有制企业只是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相互勾结的一种形式，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又赋予了国企某种“市场化”的伪装。国务院甚至声称，习近平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国有企业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但事实是，这些企业并不是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社会需求，而是为了增强垄断资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马克思早在1856-1857年便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文分析法国波拿巴政府控制下的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股份银行，指出这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金融投机。他之所以将其定义为“皇帝社会主义”，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该资产阶级信用体系的主要支持者正是当时的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其次，它的理论基础竟然源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圣西门学派——这一学派本意是建立理性化的社会经济体系，却在现实中沦为投机金融资本的护身符。正如马克思讽刺道：“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这种以“社会主义”包装的投机资本主义，与当今中国某些假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名义而行金融投机之实的国有企业几乎如出一辙。
以华润集团为代表的所谓“国有企业”，本质上也是一种信用资本为基础的股份公司。表面上看，它似乎并不属于某一个私人资本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由众多资本所有者联合形成的巨型垄断资本集团。在短短几年内，Crédit Mobilier 便以区区6000万法郎的初始资本，撬动了高达60多亿法郎的金融业务。华润集团等中国国有地产公司采用的模式与此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通过国家政策和金融杠杆扩大资本规模，同时借助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
如果剥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类带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华丽辞藻，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国有地产集团实际上正在大规模收购地产抵押资产，并将其用作金融投机的工具。尽管表面上打着“去杠杆”的旗号，它们依然通过高度杠杆化的方式运作，例如借助难以监管的境外美元债和期票进行融资，再通过预售尚未完工的地产项目迅速套现。这一模式的核心，并不是为了真正提供住房，而是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来获取利润。
马克思在同一系列的第三篇论文中也明确指出：
“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经济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neue Epoche）。一方面，它展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联合生产能力（produktiven Potenzen der Assoziation），使企业规模达到了单个资本家难以企及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的不是个体劳动者，而是资本。结果，资本所有者变成了股东，即投机家。资本的积累因此加速，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随之加速。”
这一描述与当今中国的经济现象高度吻合。大型国有地产公司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是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资本自觉组织起来的一种新形式。它们并未改变以疯狂追逐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本质，金融资本的运行逻辑仍然以投机和欺诈为基本法则，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然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它加剧了市场竞争的垄断，巩固了资产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它无形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固有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
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他认为世纪之交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是寄生的、停滞的、垂死的。然而，垄断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极致形式，也标志着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密不可分，而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也预示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垄断资本对社会资本的集中管理，似乎只需由无产阶级国家接管并服务于全社会。
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着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之路，单纯的改良不足以确保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资本的集中并未自动催生相应的工人民主体制，相反，垄断企业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依然受制于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与竞争性企业并无本质区别。即便这些企业被国家统合管理，国家本身仍然只是在再生产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新型剥削关系，除非劳动者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的逻辑。
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垄断的所谓“稳定”始终是虚假的。金融投机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金融危机（Finanzkrise）。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商业危机的延续，更是在其基础上叠加的新一轮投机泡沫。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在危机之中趁火打劫的疯狂投机行为，正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先兆。中国当前的国有企业模式，远非社会主义，而是波拿巴主义资本主义的典型表现，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
建立工人民主，摆脱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暴露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在一定阶段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自身的否定。当前的房地产危机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政府无法通过小修小补来解决本质上的经济矛盾，而垄断资本的自我扩张最终只会加速整个体系的崩溃。
然而，经济危机本身不会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真正的改变只能来自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斗争。工人民主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真正的工人控制之上，而不是官僚和金融寡头的操控之下。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府出台新的调控政策，而应当推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提出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工人民主管理下的国有化，确保住房的社会功能优先于资本积累的需求的革命性过渡诉求。
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政府对大型企业的干预策略，都表明了一点：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民主参与，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要真正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必须摆脱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建立一个基于社会需求的生产体系，而不是为资本家提供更多的投机机会。
正如列宁所言，只有当生产和分配真正由工人阶级管理，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官僚机构控制，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反对垄断资本主义，也要反对那些以“国有化”之名继续维护资本统治的政策。只有在推翻了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后，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经济重组，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无尽的危机，走向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控、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经济体系。
注释
【1】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07页。
【2】盛松成，宋红卫，汪恒，《房地产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20），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