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国主义耀武扬威的九三阅兵后，左翼青年中再次掀起了对中国国家性质，尤其是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国是否如某些左派人士所言，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在阅兵式上表现得同仇敌忾的中俄朝是“新的法西斯联盟”吗？对于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具有关键的理论和政治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和公共讨论中，“法西斯主义”通常被抽去具体政治内涵，作为骂人的字眼用于攻击任何残暴、野蛮、专制、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现象和制度，抑或是任何自己讨厌、不同意的人或组织。如此一来，“法西斯”一词便失去了其作为政治概念的科学性。
即使在左翼群体里，对法西斯主义的内涵也存在着广泛的困惑。比如说，毛主义《布站》的编辑在评论九三纪念日时就一方面说中国政府“对法西斯态度的模棱两可，[……]证实了自己法西斯的本质”，一方面又说它“不可避免的走向法西斯主义”。如果它“本质”上已经达到法西斯主义了，那为什么还需要“走向”它呢？这些同志原来还有尼采主义的精神：“你的良知在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弗·尼采，《快乐的知识》）
力求概念的清晰准确并非咬文嚼字。如托洛茨基所说，“谈吐中的准确性与正确性是达到正确与准确的思考的条件”，而这又是正确的政治判断的基础。要判断今日中国是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认识。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是怎么产生的？
列夫·托洛茨基首先对法西斯主义做出了全面、完整的科学分析。根据意大利、德国等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经验，他精炼地概括道，“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将小资产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为金融资本的社会利益服务的特定手段”。当资本主义危机深化，阶级斗争达到革命性的高度却无法夺权，而军警、媒体甚至波拿巴主义独裁等资产阶级国家“常规”手段也无法为统治阶级击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时，统治阶级就有可能诉诸危机中绝望、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浪人无产者的群众运动，以粉碎无产阶级的运动、组织和领导层。取消言论自由、结社权、选举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是其反动中的一环。
托洛茨基继续解释道，“然而，要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对抗无产阶级，除非使用社会性的煽动，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就像玩火一样危险。”因此，法西斯主义运动通常出现在革命性危机爆发、资产阶级走投无路时，而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常规。
而若想要煽动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渣滓去打败工人阶级，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双方的力量至少应当势均力敌。因此，法西斯主义若想要能够成为一股打击庞大工人阶级的反动群众力量，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以极右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群众基础。
历史上，在法西斯时期之前的意大利和德国内存在大量的中间阶层，即（当时的）医生、律师、教师、小生意人、专业人士等等。他们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生活水平曾经相对富硕，渴望保存过去自身阶层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被大资本以其它方式压迫（如借贷）。
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存在着因为各种原因而失去阶级地位的浪人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旧译“流氓无产阶级”），在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内失去角色，而必须靠别的方式生存，如罪犯、帮派、卖淫者、无家可归者、长期失业者等等，也是可以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对象。
小资产阶级和浪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当时能够煽动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
同时，由于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和社会生产中的优势，且社会主义的纲领也可以解决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浪人无产阶级所面对的生计问题，这两个阶级也不一定会走向反动的道路，而且在正确的工人阶级政治领导下是可以被争取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阵营里的。
因此，法西斯主义运动通常只有在工人运动退潮（意大利1919-1920“红色两年”后）或是阶级斗争陷入僵局，同时不同工人组织无法团结对抗法西斯威胁（30年代初期的德国）时才能取得胜利。托洛茨基指出，“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历史规律：只有在保守的劳工政党阻止了无产阶级利用革命形势夺取政权的国家，法西斯主义才能够胜利。”[1]
斯大林主义的错误
与上述清楚明了的阐释相反，斯大林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无法对法西斯主义做出连贯、准确的定义和理解，而是抽象地玩弄标签。
例如，斯大林派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专政”、“资本对劳动群众最凶猛的攻击”、“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掠夺战争”、“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样空洞的辱骂显然无助于认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反而使官僚得以专横地把“法西斯”的帽子扣在任何组织和个人头上（“社会法西斯”、“托派法西斯”，等等）。早在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茹尔·安贝尔-德罗（Jules Humbert-Droz）就抱怨说：
“通过把一切不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东西归类为法西斯主义，我们正冒着忽视真正法西斯主义运动形成的风险。”[2]
最终，极左的“社会法西斯”理论阻碍了德国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促使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此后，斯大林主义者则做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旗帜下，无原则地不仅和社会民主党，而且和“民主”资产阶级媾和，扼杀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今日中国是法西斯主义吗？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土壤吗？
无疑的是，今天的中国专制政权没有、不能也不需要“将小资产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为金融资本的社会利益服务”。一方面，中国的阶级斗争目前还远未到达动摇资产阶级统治、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应接不暇，需要诉诸法西斯主义冲锋队的程度。另一方面，今日中国正处于阶级斗争的上扬期，整个社会的斗志逐渐蓬勃，不具备昔日意大利、德国革命受挫后社会内的普遍性失望。就社会内阶级斗争的进程而言，中国的未来也不是朝向法西斯主义，而是朝向持续强劲的阶级斗争。
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呈现出典型的专制特征，实行高度压迫，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与依靠国家机器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典型的波拿巴主义表现为军警国家利用阶级斗争的僵局，貌似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但始终捍卫当前阶级社会现状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形。关于中国当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形成与发展，我们推荐阅读《捍卫马克思主义》频道发布的文章：《波拿巴主义与习近平政权》。
资本主义腐朽期的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称之为“衰朽波拿巴主义”（senile Bonarpartism）——与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在被统治阶级内部并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阶级斗争升级的前景下，恐慌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来会不会把波拿巴主义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呢？
的确，这样的尝试是有可能的，不过“尝试”某件事和做成这件事总归不是一回事。从阶级实力对比来看，中国拥有超过4亿职工，占全国就业人口过半。仅从数量来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占人口极少比例的浪人无产阶级）就根本无从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对抗。在潜在社会力量上，高度集中并在生产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更是远远强于分散、无组织的小资产阶级。
而且，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历史上作为法西斯主义群众基础的“中间阶层”。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压力，大量的中国小资产者，无论自耕农或是个体经营业主，在生活水平、收入和保障上比起普通工人没有任何优势，其中许多人更是努力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工人阶级内体面的那一层。因此，基于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试图保存旧有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导致其仇视工人阶级并被资产阶级利用的可能是极低的。
同时，教师、基层科研人员和律师这些过去的中上层小资产者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充分无产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所以，中国未来即使出现法西斯主义运动，也不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更不能对工人运动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
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这里，有的同志可能要问：“如果中国的确不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它为什么也在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和俄朝等国联手与美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呢？”
确实，中国帝国主义现在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在追赶和挑战相对衰落的美帝国主义，并和俄帝国主义、朝鲜等国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对抗美国和西方。中国正在争取在南海和台海这样的关键战略地区的主导地位，采取愈发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如近期围绕黄岩岛的冲突所示），同时加强对如巴基斯坦、缅甸这样已经被纳入中帝势力范围的国家的控制。
然而，帝国主义竞争和军国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专属，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及其血腥战争出现早于法西斯主义。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这两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反动力量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世界各地飞扬跋扈地侵略、掠夺和干预。
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中国军国主义的发展正是其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崛起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前瞻的重要性
无论中美等国的帝国主义竞争走向如何，世界资本主义的深度衰落都意味着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正不可避免地接近其极限。在一个全球市场碎片化、债务定时炸弹滴答作响、生产过剩矛盾不断积累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相对社会和平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愈发难以为继。劳苦大众，尤其是青年人中的不满和愤怒正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水涨船高。
眼下的中国局势当然不像1922年的意大利或1933年的德国那样是激烈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被浪费后转向反动的时期，而是新一轮阶级斗争涨潮的开端。如果中国革命者误读了当前局势，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胜利或是迫在眉睫——这在现在的条件下无疑意味着中国工人运动将面临一整个时期的反动和退潮——那就极易对工人阶级丧失信心，并犯下三种错误：（1）灰心丧气，陷入消沉；（2）在绝望中寻求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政治趋势结盟“反对法西斯”，陷入机会主义；（3）责备无产阶级群众“落后”，寻找不存在的“捷径”，陷入极左宗派主义。这三种错误往往同时出现在同一团体中。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对前瞻有着科学的把握，革命共产主义者才能得出正确、具体、有分寸的战略和战术，并永远保持革命乐观主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方法。
注释
[1] Leon Trotsky, “Bonapartism, Fascism and War”, in Leon Trotsky and Ted Grant, Democracy, Bonapartism & Fascism: Class Struggle in the 1930s (London: Wellred Books, 2025), 233-243, 243.
[2] Vadim Z. Rogovin, Was there an Alternative? Trotskyism: A Look Back Through the Years (Oak Park, MI: Mehring Books, 2021),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