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阶级都在笼罩着革命气氛的社会里进行战斗。但是非常明显，从革命开始到结束之间，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以及在阶级的社会基质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于解释革命自身的进程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革命在这短暂的时间跨度里推翻了旧的国家机关，创建了新的机关，然后又再度推翻它。革命事件的进程直接取决于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形成的各个阶级在心理上迅速、紧张和剧烈的变化。”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前言
过去的 2024 年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绝非风调雨顺。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中国体现地淋漓尽致。随之而来的巨大阶级斗争前景也意味着中国的统治阶级绝对无法安享晚年。
经济增长的放缓造成了薪资的下滑，而多年来累积下的巨大的债务则死死地锁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双腿。对此，中央于去年11月提出的10万亿化债策略只是将债务和矛盾从地方转移到了自身之上，更何况这10万亿的金额只占据了所有债务的一小部分，因而根本无法解决当地的财政危机。而债务所引发的公共服务紧缩政策则蚕食了工人阶级所剩无几的权益。
去年年末，量化宽松“大撒币”尽管为金融市场带来了非常短暂的回暖，却对工人阶级内部的物质条件毫无改善，甚至在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更不要提绵延不绝的欠薪现象。
资本主义危机在中国的日益恶化，则衍生出来了统治阶级针对群众的一系列更赤裸、更野蛮的剥削和压迫。而中国的群众在这巨大、不稳定的每况愈下中，也正愈发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现状将不可维持。当前中国的不少工人已经采取了例如寻求工会、上街游行、罢工抗议甚至拘留老板等一系列不同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可见，阶级斗争的潮水在各类社会危机的潮汐影响下，从劳苦大众中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怒水。在这个腥风血雨的时期，无产阶级正在自发地向前斗争，想必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越来越多人一定会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然而，在革命的赤潮中工人阶级不能没有革命的领导。一个革命党可以在革命过程的关键节点通过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来带领工人阶级走向胜利，正如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带领着俄国工人史无前例地建立并捍卫了工人政权一样。
时代已然为革命者提出了紧要任务。在这个革命愈发迫近的危机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却依然缺乏革命领导，这意味着那必要的革命党组织必然仍处在初级阶段建设。这之中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若某一社会革命组织建设广泛停滞不前，问题首先最可能出在构成组织的理论上。即使是在革命党初步的建设阶段，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口号和原理也是完全不够的；党的建设者们必然需要学习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现实给出富有前瞻性的实际政治分析，这才能在原则上使他们坚定无产阶级阶级独立的立场，从而在实践上灵活处理多变的各类政治和社会潮流，为革命党为指引前进的方向。
然而，多年来中国的左翼力量却一直遭到经验主义思维的荼毒，在理论上缺乏辩证的思维，导致其组织成长的过程中就会被不同形式的内部阻碍困住，因而停滞不前。经验主义思维走在事件的后面，而革命却要求革命党走在事件前面，提前为即将爆发的斗争和革命做好准备。将经验主义思维带入到革命工作的实践之中，这样的革命者不但无法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反而会发现自己竟处处碰壁。长期以来，随着阶级斗争愈发激烈，这样去推进党建工作将会使得党渐渐落后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动员和意识程度。因此，任何未来力图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如果想要突破现阶段的困难，必然需要打破自身旧有的僵硬思维，通过耐心的理论学习和谨慎的政治斗争来进行党建工作。
不过，虽然道理是越辩越明白的，但是培养建设性的讨论则需要谨慎和友善的态度。由于本次的讨论中我们会借由其他组织的出版物对一些革命组织中的经验主义进行分析、加以批判、并由此点明革命组织的正确组织手法，因此在细节地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澄清：我们始终把各位勇于为革命献身的有志之士当作同志，并向你们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致敬。我们对同志们作哲学和政治的批判，目的是想友善严肃地敬告各位同志经验主义错误的严重后果，意在与广泛的左翼同志们一同商讨前进的路线。请各位同志不要误会我们的好意。让我们一起共勉，成长为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
经验的幽灵缠绕在活人之上
当今缠绕于革命者之中的经验主义，并不是指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洛克等）的思想，而是具体地指一种高度依赖于自身感性的、直观获取的经验来得出直线结论的简单思维模式。经验主义本身出自于对事情片面、静态的考察方式，从而无法有效地从特殊的、具体的案例之中扬弃地得出更普遍的规律。换句话说，经验主义思维被表面现象所展示出来的事物所阻碍，无法进一步得出更深层的规律。
一般来说，经验主义倾向于从事物之中简单而静止地拼接个人的经验，而不是全面地、连贯地、动态地认识事物背后的物质性的运动及其规律，由此去掌握其他类似的情况。然而具体来说，经验本身并非单一、片面的。相反正是经验的繁多和复杂性，在构成了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造就了阶级斗争复杂和多样性。每个个人的经验都有不同。
因此，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难以同一形式表现。不论是对群众具体的斗争诉求，亦或是或对不同社会矛盾的分析，经验主义者之间往往也不会有统一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唯物辩证法总结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普遍规律，为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行动指南。假如说 1917 年的俄国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就一定不会成功。列宁，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者，也天才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他所接触到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景。可谓说，他的实践和著作是一座宝贵的理论金库，为我们总
结了俄国革命带来的重要经验教训。
然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并非是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结论，而是列宁运用马克思理论在俄国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得出的方法、前瞻和战略；这是当时他从俄国和世界阶级斗争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从壮大到衰退、再涨乃至于革命的具体形势之中得出的结论。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从俄国革命之中我们最应该学习的，自然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其领导面对阶级斗争不断发展从而得出适宜的革命战略和即时的前瞻，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坚定地奋斗的阶级独立原则。
假如，我们忽视了这些由具体背景所引出的具体的结论，而空泛地将列宁的结论套用在所有不同国家、所有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时，那么革命党反而会被自己的“理论”束缚住手脚。抛开革命的背景和物质条件而抽象地去思考革命工作，教条般地将过去正确的结论生搬硬套在当前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这是当今中国左翼中经验主义者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当群众被资本主义下的矛盾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所推着向前走时，经验主义者却将过去的分析和结论视作教条、停滞不前。
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死板而又怀旧的老人，而是热血沸腾、争取未来的青年。我们看向过去并不是为了停留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光辉，而是从它的成功、它的经历和它给我们的教训中学到通往未来成功的世界革命。
正是抱着这种目的，本文将会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左翼圈子之中部分组织观察到的问题。我们指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为了人身攻击别的组织，我们对那样幼稚、宗派的山头主义行径义毫无兴趣。相反，我们是希望通过指出在其他组织中我们观察到的错误，借此帮助中国的左翼力量更好地发展起来，从而使其走向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方向，来一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
重申中国革命的任务
对于革命党而言，忽略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空泛地去讨论革命是毫无益处的。为此，想要弄清楚中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需要重新声明当前中国的基本情况。
正如我们在创刊期中《中国革命的任务》的那篇文章中申述的一样，如今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占据世界制造业出口31.6%。这绝对不仅仅是近年科技发展的结果，更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重建进程所创造出一整数量庞大且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中国在2023 年的就业人数就已达到 7.4 亿往上。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如今的全国职工总数 4.02 亿人左右。
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然成为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无产阶级之一。可谓说从中国去开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已经极端成熟，因此当下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是由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和中共官僚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工人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增，无产阶级也应该积极领导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向激进化的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指明之于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必要性，从而一同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但我们必须清晰地指出，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推动，并且必须是团结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
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在中国清晰可见，随着无产阶级中日益高涨的斗争和其内含的革命意愿，我们革命者的任务也变得愈发明晰。
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论《前进报》对 9 月财政新政的分析
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大量生产过剩的商品无法有效地售给构成消费主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不得不开始向内破坏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世界市场规模的停滞乃至缩小和经济发展的放缓，并借此而衍生出更多的紧缩政策、欠薪、减薪、裁员、搬厂和股市缩水等等经济降速、甚至萎缩现象。
如此般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上的。然而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唯物辩证法的名号讲起来比真正将其运动在对现实的分析上容易得多。统治阶级并不会只是呆呆地等待着危机的降临，而是会想尽办法从危机中拯救自身。例如24年9月开始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新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共想要透过大规模降息来重新刺激消费和股市的回暖。在短期的刺激下，中国的股市在10月出的确迎来了一小波的回暖，但正如我们在《9 月经济新政：“猛药”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中国？》一文中已然指出的，这些改革将无法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更无法挽救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反而会在日后加剧财政危机爆发的规模。
但是，有些同志在面对中共 9 月的财政新政时，犯下了如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的错误，将当前中国经济的下滑归咎于消费不足一样。例如《前进报》在《中国经济下行时期的财政分析及其革命启示》一文中讲到：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积累与消费的增长不匹配：积累得太多而消费的太少。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是工人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
——《中国经济下行时期的财政分析及其革命启示》
显然，尽管同志的本意或许是好的，但是思路是错的。这样的思路还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无论工人的工资是高是低，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中总有一部分（并且往往是相当一部分）被剥削、拿走，作为资产阶级的利润重新投入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之中。因此，工人们的工资是永远无法购买下他们所创造出的产品价值的。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会是以商品过剩、生产过剩的方式表现出来，即由于生产出的大量剩余商品无法被销售，从而企业停工、破产——再生产终止，导致失业问题。
至于由于生产过剩加剧的失业问题，则需要回到资本主义本身的运作规律来理解：工人阶级的失业部分，本就是作为资本主义下为了压低工资而刻意创造出的无产阶级后备军。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率的增高更是作为危机最好的证明——资产阶级的利润下滑时，为了维护自身利润而压低生产成本，或者暂时放缓生产时，裁员、降薪、欠薪就成
为了不二法宝。但是，与其说失业问题和低工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不如说是为资产阶级优先确保自身利益利润而造成的后果。
《前进报》如此般的分析显然追从了凯恩斯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 这样的分析只是经验性地看到了当前最明显的中国经济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增长不匹配”），却并没有深挖这样的矛盾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累积、然后爆发出来的。革命家必须更深度地理解生产过剩这一资本主义最深层的经济矛盾。它不仅是表现为消费和生产中不断增大的不匹配这一近期现象，更在于私人占有的逐利生产方式根本上是不能长久支配社会化（由大众运作的）的生产力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在自掘坟墓。
革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所展现出来各种不同形式的矛盾和冲突时，如果不能把握其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就会被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表象所束缚了思路，最后我们的思想就只能回归到非常直接、短视的实用主义思路，即《前进报》所说的：
所以，想要解决经济危机，首先要缩短劳动时间，安排更多工作岗位，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其次，可以通过计划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中国经济下行时期的财政分析及其革命启示》
这样的思路蕴含着向改良主义的后退潜力。《前进报》在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指出各种的改良措施，而在后文又笔锋一转，矛盾性地号召劳动者推翻政府，保卫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种革命的口号只是经验性地服务于试图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来最直接的问题，而并非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意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前进报》自己所说的，在透过革命建立起的联合政府下“生产关系还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仍然存在着”。
经验主义的思维机械地停留在当前社会所表现的矛盾之中，将革命视作了解决眼下迫切问题的方法。革命因此成为了推翻专制政府、解决经济危机、却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法，即成为了一种赢得改良的手段。
首先，革命共产主义者当然不拒绝改良，但我们不忘却任何的改良都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实在的改良也是如列宁所说是“未成功革命的副产品”。任何能够被用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的方法都应该被运用起来，并被视作提高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组织程度的机会。
但是任何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的改良，都无法超越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因为改良真正的目的是在不完成革命的条件下（也就是不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进行变革。然而只要资本主义一天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就依旧会困扰着工人阶级，并终将有一天爆发出来。
所以说，革命党的任务并不止于直接地推进改良（这是改良主义者所期望的）。而是通过利用每一次改良的可能性，以及一切为物质条件之改善的斗争，透过过渡性纲领的方式，将群众当前的意识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从而引领者工人们的意识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当前工人们的诉求更多地集中在“讨薪” 等直接的经济性诉求之上，但革命党不应当止步于此成为工人们的尾巴，而是在响应工人们的意愿的同时，在工人当下的思想与革命的诉求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是我们建设新社会的起点，而改良只是通向这个起点的手段，却不是目的。《革命启示》一文面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凯恩斯主义思路得出的结论也只能迎合着维护当前统治阶级，基于维护资本主义关系而阐发：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建立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力量之下，没收大资本，建立人民监督的国家工厂，将国家财政的运行公开给所有正直、诚实的国民。只有这样，才能清算专制政府曾经给人民所造成的一切痛苦和屈辱，才能让国家财政健康安全地运行下去。”
尽管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当下，小资产阶级展露出更激进的样貌，并且也开始积极地展开同中共独裁的斗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在当前也同中共的独裁统治爆发出更加直接和暴力的冲突。然而，如果经验性地从中断定要和农民或者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成某种“联合专政”是非常荒谬的。正如我们在《什么是不断革命论》的文章中解释道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并没有能力独立地去领导社会的革命，而是需要依附在另一个阶级的领导之下，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
当然，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团结赤贫化的小资产阶级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这将会增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但在革命的浪潮中，小资产阶级是被工人所展现出伟大的攻势和战斗力所说服，是团结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不是简单地和工人政府进行联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中，可以透过国有化土地、控制物价等各类政策为原先的小资产阶级提供更优渥的物质条件，透过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为农民群众提供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改善城乡差异。
尽管在俄国革命的早期，列宁曾提出过工农民主专政的概念，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工人阶级必须要保持阶级独立，亲自领导革命，即使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此外，这个说法首先是考虑到俄国当时工业化程度较低，以及农民群体依旧庞大，为了最大程度上吸引群众而提出的口号。日后列宁也将其纠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当时所采用的战术自然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吸引更广泛的支持，因此才在1905年的革命采用这样的口号。而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独立做出了和托洛茨基同样的结论，也就是工人阶级必须成立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实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政策的工人国家，才有可能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和满足农民和小资需求，并保住革命政权。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 1949 年中国革命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点。
况且，中国如今已然是具备世界顶尖工业和金融实力的世界性帝国主义。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已经渐渐地使原本的小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当前无产阶级已然成为了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再加上单纯从事农业的小农数量随着农村的衰落也开始渐渐减少，农村中浮现出有力的农业工人阶级，如今中国革命的任务已然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时，在这个任务前添加一项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专政”的阶段性任务只会混淆视听，并为资本主义留下喘息的空间。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专政”这句话除了意味着没有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意味着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抽象地将大的资产阶级驱赶而保留小规模企业，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可以继续存活，无产阶级将继续和资本主义握手言和。显然这将意味着将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妥协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从而为自由主义势力留下劫持革命的空间。实际上来说，这种联合政府要么以无产阶级领导、团结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建立工人政权的方式发生，要么则是以无产阶级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联合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而终结。
显然，《前进报》只是机械地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只字片语中找到了与改良主义的共同点，并以这样的基础延伸出了改良主义结论。《前进报》的同志们虽然是诚心期盼革命的，但是经验主义而非唯物辩证主义的思维，让他们无意识地走进了改良主义的分析，得出了含糊其辞的政治结论。如果说，《前进报》的同志们真诚地认为：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联合政府并不是终点，这里生产关系还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仍然存在着。联合政府的作用正是在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生活，使无产阶级有条件学习革命理论、参与政治实践，从而在民主革命的条件下继续革命，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前进报》的同志们认真纠正一下。《前进报》同志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能够“没收大资本，建立人民监督的国家工厂”，并 “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生活”、释放民主权利。
任何认为中国能在工人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的思想，都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认识得不清不楚的糊涂思想。这种思想背后的意思是：工人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充公了十分之七、八的经济（甚至更多）的经济部门，却要把自己当作一个“非社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只能是严重
的自相矛盾。
为何不把这样的政权称作工人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在其对《列宁道路》另一篇文章的总结和分析中得出了答案，《前进报》给出的理由是：
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经济落脚点不是要抽象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要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于消除社会上存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民主变革的“非民主因素”，其阶段性目标在于建立劳动者专政国家所领导的、劳动者普遍参与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或集体经济），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前阶。
上述革命之所以被称作“民主革命”，是因为这场革命所要完成和所能完成的任务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也不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专政；在经济上没有完全改变雇佣劳动制度，也没有打击小私有制。
——前进报，《论民主革命：上》
可是，无产阶级在什么的条件下，才能即率领小资夺取政权、建立工人管理和监督的经济，并且稳固地维持它？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政权是完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赶走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才能被完成。而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任何一个政权要做到同志们所说的“民主和充公”，就只能是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
将社会主义革命退化成民主革命，将工人专政扩改为工人和小资专政。这是对工人阶级、更是对自己十足不自信的表现。正如《前进报》自己所言：“中国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政治觉悟与实际组织……连政治罢工都遥遥无期，更不用说革命了”，所以“当前现实工作离革命高潮为时尚远”。在此我们看到，经验主义的思维不仅让导向了错误的政治结论，更是让革命者错估了中国的革命前景，对高速上涨的阶级意识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避而不谈。
从经验主义到先验主义：再谈灌输论、 融工与经济派
在确立起中国革命的任务后，革命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建立起一个工人革命党，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建党战略上经验主义所会带来的问题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列宁道路》在与我方杂志关于工人自发性的辩论中显然便展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的文章《崇拜自发性的托派将一代不如一代》中，花了许多繁杂且措辞激烈的笔墨来试图反驳工人自发性的问题。他们断定，工人阶级在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介入下，无法成为自觉的革命者，最多只是自发地达到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因此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从外界灌输到工人阶级的思想之中。融工路线源自于灌输论的错误认识，虽然《列宁道路》正确意识到了需要批判融工，但其他同样秉持着“灌输论”的左翼组织，则如我们所言曾经或正在一边要花大量精力在工人阶级之外树立党报、锻炼干部，一边又要采取通过融工的手段，融入到当地的工厂生产工作中去，马上培养工人革命家。“灌输”派的经验主义错误在于，他们紧抓着列宁早期作品《怎么办？》中意在批判俄国经济主义学派的一个说辞，即：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经验主义思维将列宁的这句话视作绝对的真理，并将此视为所有革命工作的绝对原则，而忽略了这句话的背景。尽管《怎么办？》这部作品里蕴含了非常多值得如今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方法与争论，但《列宁道路》却唯独偏执地抓住了其中列宁“灌输论”这一个矫枉过正的问题，并将其视作不变的真理，用以不断攻击其他的组织。
尽管列宁在 1907 年的《十二年来》文集中已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并坦白自己的做法是为了夸大其词以攻击经济派，但似乎“灌输派”本身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到列宁解释的目的。当党建的任务仍然是首要之际时，对经济派的攻击显然是为了打击当时忽略组织建设而只专注于运动的势力，从而让革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之上。这也是列宁在20世纪初的俄国社民党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从经济主义者手中挽救社民党，重新树立起基本的组织框架。
让我们将《怎么办？》的教训重新带回到如今中国的革命工作中。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如今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懂得应用连贯革命理论进行宣传、鼓动的干部政党。为此党建工作显得格外重要。而党建的基本工作又必须基于对于理论的学习之上。对于一个胚胎期的革命党而言，统一的理论对于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缺乏这样统一的理论，革命党在行动中便会发现自己的腿往不同的方向拐，最终将自身撕得四分五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如我们在《融工与否，问题在哪》的文章中指出，当前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和理论基础的情况下，贸然进行融工不仅会耽误原本至关重要的组织建设的工作，更会让革命的火苗过早地遭到反动派的打击而扑灭。经验主义的视角只让“灌输派”看到列宁批判自发性的经济派，却没有看到在这背后列宁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凝聚
力量建立革命组织架构。
在思想内容上，俄国经济派偏执的认为工人可以自己达到革命结论，因此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基于灌输论的融工思想却过于相反地认为工人绝对无法自发地达到革命结论，因此组织建设和参与融工两手都要抓。如此般的矛盾和两面一体反而证明了在当今的中国，“灌输派”和基于其衍生的融工派才是离俄国经济派更近的那一方。
融工的工作在当今的中国左翼中流行并非没有原因的。在缺乏更广泛的工会组织和现成的革命组织的情况下，这为迫于期望改变社会现状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短暂、快捷的行动方式。然而，革命是一场马拉松。如果想要真正的推翻中国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一个更有效、更集中、更长期的结构团结领导工人阶级。
再论建党战略
党建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并不存在一个面对不同背景都管用的万能药，而党建的战略也需要跟随者阶级斗争具体的展开形式和群众的意识走向来发展。在此，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结合具体的情景需求，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现实的情况相结合起来。
关于这点，我们在《融工与否，问题在哪》的文章中也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党建的战略绝对不是盲目地参与到工厂之中，透过加入当地工人的工作来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而是透过理论教育的方式和媒体宣传，吸引那些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得出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进阶层和群体，并用耐心的理论教育和组织工作建立起一个理论团结而行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党。
我方在《如何建立布尔什维克式先锋队——论建党战略》一文中已经指明工人如果想成为自觉的革命家，那就需要他自发地达到社会主义意识。从自发向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渡便是一个随着事件发展成熟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家意识的发展并不会超脱出这个物质运动的范畴，他们如同工人群众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意识也是从自发地追求社会主义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斗争，只是他们比绝大部分的工人群体更早一步而已。在自发（无意识的）和自觉（有意识的）之间并非存在着绝对的对立，而是与具体物质条件的发展和累计相挂钩。
社会主义的意识并非毫无任何物质基础地、独立于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地存在于社会上。相反，正如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意识则是存在于由资本主义树立的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之上，并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加深而进一步凸显出来的。
然而，融工的理论却是断然基于认为工人不会自发地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结论的这种假设。他们机械地认为革命的结论和社会主义的意识（不知为何地）只存在于（属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之中，因此只有革命者主动地“灌输”这些意识到到工人群体之中才能培养起他们社会主义的意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革命的浪潮中工人和青年们是如何从自发地诉求革命走向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战斗。这样的思想除了经验主义的哲学作为成因外，还有中共对自身历史偏向性的叙述也过于刻意地强调了党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作用。因此一切竟都是因为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竟忽略了当时存在的客观条件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此外，《列宁道路》的编者虽正确地认识到融工路线的错误，但却坚持着机械性的灌输论。他们没有直面现实，看向工人们伟大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反而蜷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经验主义的哲学甚至塑造出他们对历史的扭曲认识：他们认为当1871年巴黎公社的工人们驱赶出资产阶级政客、自行组织工人机关夺取政权、充公工业并联合进行生产时，公社工人达到的不是竟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行动，而是“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此种歪曲，我们以恩格斯的原话回敬：“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还想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意识，这就只能说明同志们还需要重读你们自己的书单，看看里面包不包括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历史上在缺乏一个革命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业自发地进行了革命的例子不占少数，除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还有24年早些时候孟加拉群众推翻了哈西娜的政权，并要求国有化他们的经济、赶走他们的老板。2022年的斯里兰卡的革命推翻了当地统治阶级拉贾帕克萨的残暴统治，2010年开启的阿拉伯之春为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提供新鲜的案例。这些革命的爆发都是在缺乏一个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条件下发生了的。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革命可以在缺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前提条件下发生，但是这样的革命并不会成功。历史中发生的无数次革命，尤其是失败了的革命不断地证明着革命党作为革命胜利的主观条件的必要性。只有一个上下统一、纪律坚定的革命党才可以将无产阶级这把利剑刺穿资本主义的黑夜。建党的工作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结合具体的阶级斗争的不同情况和革命党自身的力量而考虑。
革命党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必然、物质因素自觉的表达，是作为主观性的一方领发挥着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而党建的迫切需求却不能用粗糙的理论来回应。组织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用辩证的视角，需要党的战术和战略同群众意识和社会上事件相结合。辩证的理论为组织发展奠定了它的框架，即将社会中自觉的一小撮人先组织起来，并透过理论的学习和组织工作不断扩大党自身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能够去领导群众来参与到更广泛的阶级斗争之中。
经验主义的理论将生动、多变的现实视作一成不变的状况，从而将不合时宜的方法和口号与截然不同的现实匹配，在阶级斗争不同的阶段一味地采取不变的战略和战术，借此固步自封。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引导向错误的实践，经验主义的方法也必然会引向错误的党建路线和政治前瞻，使得革命党偏离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航线。
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中，列宁为了革命的胜利发起过许多次斗争，而他所有最伟大的斗争都起源于他的理论斗争。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澄清革命的任务，解释革命党建立的必要性，并透过理论树立起一个符合现实情况的革命的路线、方法和前瞻，这才是赢得革命劳动者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条件。
如今，中国的工人们正在重新经历革命的分子运动的过程，大大小小规模的罢工、示威，不同群体的群众抗议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虽然他们仍然像潮水起起伏伏，但总体的趋势是向涨潮的方向前行。在这个关键的时期，革命最需要的正是建立起一个革命干部政党，去领导青年和工人的斗争走向革命。然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无法团结在一个统一的、辩证的理论基础下的革命党也必然在会被革命的浪潮拍得粉碎。
唯有摆脱了经验主义的视角，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物质条件的变化，才能确立起丰富的前瞻，制定最灵活、最有效的战略，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而有了这个革命党，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才有胜利的保证。因此，在建设这个党的过程中，每一位同志们不要小看正确理论的作用，因为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找出事物的真相，而劳苦群众只会相信真相的力量。
不要忘记，虽然真相正如世间万物一样，必定会发生变化，但是只要能够运动地、灵活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相也一定不会欺骗任何人。这就是过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如何保证十月革命胜利的，正如托洛茨基回忆的：在最危急的关头，革命的命运往往只取决于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政委的坚定性，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每天的情况都是如此。革命最终还是得救了。为此需要些什么呢？不多，只需要群众中的先进阶层了解致命的危险所在。取胜的主要条件是毫不隐瞒真相，主要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一个忠于真相而因此奋勇向前的革命传统。
用不着说我们布尔什维克、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
一旦掌握了正确的理论，
并用它武装劳苦大众，
我们就能做天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