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立场。中国革命且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很多诚恳的革命战士们，无论自诩为哪个流派，都常常问我们《布》杂志这个问题：“马列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要不要联合？
首先，让我们给个清楚的答案：
要！
当然要！
任何诚心在有生之年推翻资本主义，见到社会主义世界的人，都有责任让革命派越团结越好，越强壮越好，借以最大化成功解放国际无产阶级大众的机会。
任何的革命者都有责任时刻审视自己的路线和行为是否犯下了极左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任何由于对方挥舞着某种“主义”标签而原则性拒绝，连具体观察对方的行为和纲领都不做的人，不配被称为是马列主义者。
我们的敌人不是其他的左派，无论是组织的还是个人，而是统治阶级，即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和支持他们的一切反动势力。
这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正气凛然地回答的。
联合起来做什么？
然而，我们都知道问题绝不止于“要不要联合”而已。
个体或不同组织联合起来聚在一起，总是要有某种行动，某种实践，才能够发挥联合起来以后数量的增强。
“联合”内涵也是具体，拥有不同层级的。这可以是个别议题上的共同行动、联合阵线，也可以是更深层的政治协作，甚至达成组织上的合并。
这些不同层级的合作，当然是需要各个组织、流派或个人在同志式的协商下决定的。如果各方认为彼此的政治相容性仍然不至于能够融合成一个组织，但是在个别的行动上可以有共同的行动，譬如共同对抗统治阶级暴力，那就可以形成联合阵线（United Front，Единый фронт）。
但如果彼此发现，实际上我们的政治内涵和主张已经逐渐相近到没有任何维持不同组织的必要，朝向在更多工作上形成共同讨论和决策的机制，最终朝向正式组织合并也是必须的。在1917年间，布尔什维克党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组织“区联派”因为最终把持着一模一样的纲领和看法，也达成了合并，区联派全数加入布尔什维克。
不过，归根究底，这些不同层级的联合，也不过是个形式。我们寻求的，则是能够达成实质推进革命进程的内涵。
如果名义上联合了起来，但是个团各派还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和方法行动，各做各的事，与其他人没有讨论、协调，那这个联合就是空洞的，软弱无力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内部对于同一件事情有完全不同的主张，那该怎么联合呢？
譬如，面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有人认为需要争取、团结他们，另外有人认为需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并揭穿他们的反动本质，这完全矛盾的两个立场之间是无法联合的。
或者，面对中国共产党，有些人觉得可以从内部改良它回归革命主义，有些人则觉得该在它以外建立革命势力，这中间也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的。
尤其在现在，就算只是在个别行动上的联合阵线，如果这个战线内其中一个成员对中共有幻想，那会对整个战线的所有成员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实践上的细节也是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这个联合该怎么运作？能合作什么？该讨论什么？不能合作什么……融工不融工、办报不办报，还是两者都做，两者都不做？或者是该花多少时间和资源在哪件任务上？
一种联合，如果无法在诸如此类的重要实践问题上做出共同决定并加以落实它，那就什么都做不起来。这种“联合”当然不是任何诚心革命者们所想要的。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华而不实的花样上了！
是什么来制定我们的任务？
某种程度的联合在组织层面上也当然需要某种沟通、决策制度。
具体来说，沟通框架需要由各组织的领导机关代表在讨论后树立。各组织领导们在讨论、达成共识和决定后也应该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做政治性的汇报、讨论和表决通过。
有必要时，各组织可以就某个共同行动的指挥上形成共同领导委员会，并推派自己的代表进入这个机关参与行动的日常调度，做出决策，起草文件，并在这个机关内辩论任何对于这个行动的不同意见、甚至冲突。
上述这些可以采用的联合组织手法说起来容易，历史上也不无借鉴。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形成呢？在此，我们必须探究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革命者们是怎么决定他们的具体任务的呢？
无论是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一切革命运动者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通常把持着对当下社会的某种分析、意见，并从那得出某种可以改变社会的解放纲领，并且试图将其实践于现实中。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问题在于王室集权腐败，政教混淆，因此必须发动革命推翻王室，建立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企图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
孙中山认为清末中国的问题在于迂腐落后的帝制，因此必须发动革命“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共和，才能将民主带进中国，并让中国脱离于弱小和滞后的深渊。
而在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
圣西门认为社会问题出自于社会上有一层不劳动的游手好闲者，因此人人应当劳动。但他认为无产者没有能力统治社会，所以解方是社会应该由工业和科学领导，并以某种新式的基督教作为其意识形态。
傅立叶则认为它所处的文明时代虽然确实是比野蛮主义更高的发展，但同时也沉沦于不断制造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从其滋生的社会罪恶。解放就是要实现某种由他设计的社会共同劳动联合体，同时也在这种联合体设计内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平等。
欧文则认为资本家，尤其是工业资本家，有责任用自己的资产服务于为己劳动的工人们。这是他一开始的理论。但是当实践之后，才发现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是不可能由老板的仁慈来解决的。唯有自己不再是资本家阶级，投身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才有可能消除雇佣的奴役制度，
欧文的例子尤其重要：它展现了理论是必须要被实践检验，而实践检验的结果则需要再被加以分析后总结、发展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总结了人类史上最顶尖的学说，汇整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并将其应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研究上，从而为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他们总结道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才是能够推翻资本主义，永久消灭阶级社会，并实现人人能够富足的社会主义的阶级。
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将同一份手法应用在革命党和运动的推进上，理解了在群众发动革命浪潮之前建立一个专业革命先锋队的必要。唯有革命领导，而不是阶级合作、恐怖主义或是“左派”幼稚病，才能成就革命。
也因为列宁将这份革命理论付诸于实践，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史上（除短暂的巴黎公社外）第一个工人国家。共同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也将他的余生奉献给保存这份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理论中。
总而言之，任何革命者、革命党联合的具体任务，都是透过其所把持的理论方法制定的。而任何理论的正确性，最终都会在实践结果上得到验证。
但并非所有的理论都是同等质量的。有些理论粗糙肤浅，有些理论仅凭直观感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则是相当深奥，多方面的。需要花上大量的阅读、理解、讨论、实践和再传授，才有可能掌握。
虽然大家都可以练习自己表达理论的技巧、方式，但是要真正掌握这些理论，不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是不可能透彻理解它的。如果不透彻理解它，我们就不可能制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实践方针。
还是列宁那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标签、对历史的看法这么重要吗？
此刻有些毛主义的同志们就会追问：列宁同志的这些教导，我们都懂，也当然同意。但是你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都纠结于某些过去的历史分析，硬是要我们批判斯大林、批斗毛教员，死活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标签”、“山头”，才愿意跟我们联合。为什么你们如此纠结呢？
《布尔什维克》无法为所有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个人和团体发言。我们只能凭我们自己的理论认识提出答复。
我们当然不会由于某人同我们的观点没有100%的吻合而断然拒绝合作。这是典型的宗派主义错误。别说是其他左翼了，更广大的群众更不可能被这种态度争取来。
对于历史实践和经验，我们当然也愿意在交流对谈的实践慢慢解释我们的立场，而非谴责一切和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但是，这些历史争论的背后，我们主要还是在澄清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这也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以及后来各种流派之间争论、澄清的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和现代的革命仍然有基础性关联的，也会决定任何的联合能不能形成、怎样形成的关键问题。
阶段论
第一，就是革命中能不能采取阶段论的问题。现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不是领导群众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政权、民主计划经济、工人控制与民主？还是我们需要先做一场别种类型的革命，譬如树立民主政权、反对法西斯等等还不会撼动资本主义根基的革命？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和其后世界上所有成功的革命，包括1949年的新中国革命，都是因为它们一气呵成地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推翻掉，并且建立了国有化计划经济，才有办法推翻和捍卫革命政权的生存。
而那些坚持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还有某个阶段需要达成的革命的全部都惨遭歼灭。因为，如果我们认定当下的革命任务不是让无产阶级成为主宰，而是和某种“爱国的”、“进步的”还是其他类型的资产阶级，就算只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合作，那就势必要把将工人阶级降格为某种资产阶级势力的帮手，实行阶级合作，放弃阶级独立，协助这种资本家们缔造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制度。
理论上，这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不管再怎么“良善”，资本主义始终是将工人阶级钳制于被剥削地位的制度。无数个历史经验也都证明：不论什么派别的资产阶级，都永远会将动员起来的无产阶级视为他们最大的敌人。
因此，只要我们承认反对专制、官僚、帝国主义还是其他种类问题的斗争和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主义斗争是同一个斗争，而非不同阶段的革命斗争，那我们也当然不可能结论当今的革命是有阶段的。
这不是为了捍卫某种抽象教条、原则，捍卫我们的“左籍”、“纯度”。这是全球一百年来无数次革命失败不断指出的血淋淋的教训。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掉到阶级合作，也就是服从统治阶级的陷阱里。
顺带一提，这也不是标签能够决定的事。有些自称“托派”的人把持着阶段论的纲领。我们也知道有些自视为毛主义者的同志们也是反对阶段论的。
在现代的中国，任何团体一旦接受了阶段论，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对某个资产阶级做出机会主义的姿态，管他是保皇的资产阶级还是亲美帝的资产阶级势力。
在政治上我们认为这是完全破产的，会让我们失信于工人阶级的，在实践上也绝对会带来极度危险的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始终与任何的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因此，让我们清楚地表示：
凡是认同现在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领导着劳苦大众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认同这条路上工人阶级必须与任何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人，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基础的好同志。凡是认为无产阶级现在的历史性任务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要等到某个未来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都是和我们没有原则共识的。
什么是国际主义？
另外一个在“托洛茨基主义”和“毛主义”团体之间具有分歧，而我们认为确实对革命者活动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就在于怎么了解国际主义。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马列主义者都完全认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我们都认同最终我们要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以迈向一个所有民族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更不质疑很多毛主义者同志们对此期待的诚恳、真心性。
但是国际主义并不是一句良善的口号，而是有实质纲领内涵的。
譬如，在工人阶级在某个国家夺权之前，各国的共产革命者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只是友好、弟兄性质的联谊关系，但整体来说在自己国家干自己的事儿，还是要组织成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党，拥有共同的民主集中架构、理论和纲领？
在工人阶级夺权后，如此的政权应该如何推进世界革命？是先大致守在自己的国界内然后等待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还是积极动用一切可能去协助他国、尤其是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这两个问题是一气呵成的。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制度。它将全世界串联在一起。因此要有效对抗乃至根除它也就只能是在国际层面上达成的。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倡导全球的革命党们必须组织成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国际。因为，如果在无产阶级在某国夺权前先把如此的世界革命先锋队组织起来，在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更系统性地推进。哪怕是在工人们的日常斗争中，这样的国际团结也将大大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意识水平。
同时，一个马克思主义国际可以防止所有其成员支部被自己所活动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压力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筹办了第一和第二国际。
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夺权时第二国际已经由于改良主义腐化而崩塌，也因此卯力筹办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们集中组织起来。
当然，要让国际革命成功率最大化，这就是需要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做好的工作。
不同于某些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扭曲，我们并没有说革命一定要在多国之内同时发生，“不然就不算”。这当然是错的。我们知道革命大概会在某个个别的国家以内首先成功，这本身也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先建立工人政府的革命政权该怎么推进世界革命？当然，尽量保卫该政权，让其能够生存下来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辩证的理解：归根究底，只有革命扩散开来，无产阶级最终在多个国家，尤其是最强大、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夺权并终结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够确保这个革命政权的存续。
尤其是，在过去出现革命夺权的国家，也同时都是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如此国家的国界里，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地大物博，都是没有条件建立成社会主义的。
就连列宁在1918年也就当时苏联的情势清楚地承认：
“革命在一个国家虽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但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
也正因如此，列宁甚至一度主张俄罗斯必须要有所准备倾全力为欧洲的革命牺牲：
“俄国无产阶级将会懂得，不用很久，就会要求它为国际主义的利益付出极大的牺牲。很快会有一天，情况的发展可能要求我们去帮助摆脱了本国帝国主义的德国人民反对英法帝国主义。
我们要马上着手准备。我们一定会证明：一旦工人革命超出俄国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性的，俄国工人就会拿出冲天的干劲进行工作，就会无比忘我地进行斗争，以至牺牲生命。”
从列宁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革命不代表胜利的革命政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动革命战争武装“输出革命”（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革命是不能用刺刀“输出”的，而首先依靠各国群众自身的革命斗争，而他国革命家的责任则是全力予以物质和思想上的援助，包括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
但后来，斯大林与布哈林宣布了一国境内是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从而也教导了全球共运这种与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错误理论。同时，共产国际从一个主动推进世界革命的世界革命党变成了一个莫斯科命令他国共产党来为俄罗斯服务的官僚机关。国际共运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把目标从世界革命转成“服务苏联意志。”
这和后来在苏联、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等国内部出现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萌生也完全是有关的。官僚们不再关心国际革命，而是自己在一个国家内的特权。要“输出革命”也顶多是在某个时机对某种团体输出武力来促进自己的地缘影响力。
最后，这些政权如果不是苏联和东欧那样被走资派拆解，那就是像中国、越南这样由官僚们自己重建资本主义，养殖资产阶级，为私产、利润和市场服务。
换言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
因此我们不断地重申：对国际主义的具体坚持不是什么教条清规，而是为了能够让革命永久成功的务实考量，是革命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有些同志们大可以说，这不是夺权成功以后才需要面对的问题么？但其实这个问题在当下是有重要性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对过去工人国家垮台有一份科学的解释，那我们是无法成功争取更广阔群众的支持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积极地打造国际主义组织，那我们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会臣服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视角之下。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并不妨碍我们同有原则的革命者在个别行动上形成联合阵线。我们也愿意同任何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主张的斗士们细谈这些问题。我们自信：我们是有办法说服你们的！
列宁主义者的联合阵线
某些毛主义者同志们看到这，还是会说：“我，或者我的团体，对托洛茨基还是有若干的疑虑。这样我们还能合作么？”
我们会清楚地回答：如果你赞同阶级独立的路线，赞同革命现在的革命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赞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党，那我们就有可能、也期待在行动上达成同志般的联合。
哪怕并非如此（如一些有改良主义幻想的分子），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排除在实际斗争中与之合作。这两种联合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的革命派，我们期望与之进一步地紧密联合，而对各种各样非革命的派别，我们则没有原则上的统一，而是为了眼下斗争的具体利益与之共事，并希望将其领导的群众争取到革命立场上来。
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具体要做什么。譬如，我们也不会赞同从事冒险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透过专业的、（与革命派别）同志式的讨论来决定。
一旦某种协议达成了，但是双方还是在某些其他理论问题上有些分歧，那我们仍然可以完全遵照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策略，分进合击。
更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看列宁最后一次亲自参与的共产国际四大上，关于联合阵线策略的提纲是怎么解释的：
“所有共产党都必须遵守的首要且绝对的条件是：任何与第二国际和两个半国际的各政党达成任何协议的共产党，都必须享有绝对的自主权和完全的独立性，并有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批评反对共产党的人。共产党人在行动中固然需要纪律，但同时也必须保留权利和机会，不仅在行动之前和之后，而且在必要时在行动过程中，毫无例外地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所有组织政治立场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这一条件。共产党人在支持所有工人组织在反对资本主义阵线的各项实际行动中最大限度团结的口号的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唯一能够一贯表达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观点。”
一旦我们决定参与任何的联合阵线，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地协助完成我们所同意共同完成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之间，我们也会坚持、诚实地把持我们的其他主张，也会对任何理论讨论保持友善、坦诚和开放的态度。
革命的愿景和理论的考验
归根究底，任何的联合与否决定不在于某种标签、山头，而在于具体的纲领和理论。作为列宁思想的学生，作为诚实的马列主义战士们，我们时刻要谨记着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手法：在政治原则上有最大坚持，在组织策略上有最大弹性。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也不会忘记，归根究底，其他的左翼斗士们绝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统治阶级和官僚们。其他左翼斗士有难，我们也会尽可能支援，尽管我们可能有某些分歧。
我们不乐见左派内斗，也期许有一天各派可以团结。但是团结的基础必须要是有可以相融的理论观点、主张，才有可能制定共同的行动路线。如果没有这种相容性，那么任何的联合就只能为更多的分裂铺路。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的话说：两个组织会合并成十个！
因此，我们是真心期许“托毛”联合能够实现的，而这种联合也只能在我们各方都遵循着真正的列宁主义方针下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