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于2023年4月发布于《布尔什维克》杂志频道，刊登于第2期布杂志】
疫情前后的几年内，中国群众快速地见证了女性主义叙述的传播、高涨和衰落。紧接着不久，中国便进入了目前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可见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中女性主义的群众化就发生在中国阶级意识抬头的前奏期。尽管被错误的旗帜领导，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女性还是带领着群众表达出了整个阶级日渐上涨的战斗性。
同时，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的中国，两性差异和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有增无减。究竟是女性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让广大中国和世界女性达到解放呢？本文企图以同为坚定诉求解放女性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评量当时中国境内掀起的女性主义浪潮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和真正的解决之道。
历史纵观世界女性主义浪潮：阶级斗争的表现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学术界内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都直接抛弃了或淡化了阶级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反映出的阶级底色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在历史中不可避免地在阶级矛盾的推力下被工人阶级化了。可是它始终不能超出自身的唯心主义局限，无法提供真知灼见和行动纲领。于是最终它要么在某些新生的斗争潮流中充当错误的临时旗帜，要么被统治阶级有意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而它其注定的历史结局就是被扫进垃圾桶。
但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近代历史上促使女性主义不断周期性地潮起潮落？这种因素必然比女性主义本身更顽固和根本。它们就是女性压迫的根源和反对压迫的斗争。女性压迫的根源是比资本主义还要古老的私有制，也就是任何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虽然反对压迫在过去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和路线，从和平请愿、议会路线和到直接行动等，但是最能够达到让统治阶级退让、结束压迫女性的路线，始终是冲击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从世界近代史上的四波女性主义的经验中，我们就能看到。
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那之前是1873年到1895的大萧条。而危机时代恰恰是革命时代，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如马克思所发现的伟大历史运动所阐明的，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它的意识形态领域何在，都是阶级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当时，第一波女性主义者身为资产阶级女性，她们排挤和鄙视劳动女性，其主要诉求是投票权和财产权。但为女性解放而斗争绝对不是女性主义者的专利，马克思主义者反而更加倾心和有效地反对任何对女性的压迫。讽刺的是，当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苦于争取这些简单诉求时，1917年的伟大俄国革命却在根本上完成了更深刻广泛的解放，比如捍卫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儿童保育、自由的婚嫁和生育权等等。苏联也落实了对同性恋的去罪化。
而这些在20世纪初就在苏联实现的解放，却在60年代仍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诉求。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如何在资本主义下开倒车。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发展前，美国首先在40年代末经历了经济危机，后有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反复发生经济危机，70年代末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而对于整个世界而言，60到70年代都是动荡的，从法国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到世界多国的反越战呼声，全球呈现出整体在政治和文化上到向左激进化的趋势。而60年代，差不多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女性解放运动。这种广泛的群众化使第二波女性主义向阶级斗争的理论靠近，也就是向马克思主义靠近。
莉丝·沃格尔是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尽管我们不赞同她的观点，但这位女性主义者所描写的事实却是很好地反映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左倾的特定。她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的序言内写道：
“激进的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开始于北美，然后很快扩散开来。首先响应北美行动的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接着，在日本、印度、伊朗和拉丁美洲等地，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意识也出现了……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它致力于自觉地融合上述两种传统）的显著趋势的出现，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特性。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提议者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学，主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相互联结的，这种政治学的目的是解决性别、阶级冲突和种族问题’”（粗体为作者强调）
但是，这种女性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靠近不过表现的是阶级矛盾的巨大引力。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理论分析将在后文“5.迭起：疫情中的“看见女性劳动者””一节阐述。
让我们接着叙述近代女性主义的几波浪潮，现在来到了第三波。不同于我们之前看到的两波女性主义浪潮同社会危机的紧密关联，80年代开始的名义上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几乎是无间断地跟在第二波浪潮之后，其主要焦点是批判第二波女权主义，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元素。巧合的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所依仗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恰恰是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底色无疑是唯心主义，它主张玩弄语言，不相信进步和客观现实的存在。“由此产生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往往忽视阶级问题，而关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形式的身份认同。”很明显，这就是统治阶级力图瓦解之前正要在女性主义名义下破土而出的阶级意识。
美帝国主义利用文化来反对共产主义和革命，这是他们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在“重温《文化冷战与中情局》”这篇书评中，作者James Petras直言：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其前线组织以及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友好慈善组织渗透和影响大量文化组织。……中央情报局还出版和翻译那些追随华盛顿路线的著名作家的作品，赞助抽象艺术以抵制具有任何社会内容的艺术，并在世界各地资助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政治，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暴力和破坏性政策辩护或不置一词的期刊。”（粗体为作者强调）
在这样美帝国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中，美国政府借助其资助的庞大社会机构资源，自然会利用一切分裂工人阶级的文化手段，后现代主义就是之一。在对同一本书的另一篇书评《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推销后现代主义》中，作者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写道：
“这种文化是值得推销的，但它并不单纯，它具有颠覆性、自我批评性、讽刺性和模棱两可性，与其说它抓住了美国时代中单纯的奇迹，不如说它抓住了令人不安的败坏。因此说，中央情报局是后现代主义的推销者，新文化的创造者。”（粗体为作者强调）
而作为后现代主义徒子徒孙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是在资产阶级分裂工人阶级的武器库内榜上有名。而后，作为分离、原子化工人阶级的身份政治一直被压迫者使用至今，而在危机的今天，我们也正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群众开始公开表达对身份政治的厌恶。
中国过去几年的互联网女性主义群众化的现象，其实是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以Metoo运动为代表性事件之一，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起始于2012年，在那之前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由于经济危机的稍微滞后，其女性主义的传播也稍晚一步，从2017年才开始爆发。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历史上几波女权主义潮流都和危机与革命形势有着紧密关联。在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所有的压迫和剥削都会加剧，这是因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将风险和苦难施加在被统治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及其他劳苦群众的身上，使他们越来越逼急近生存和忍耐、也就是斗争和爆发的边界。而被统治阶级内部的受压迫程度也是有差异的，所以他们抵达爆发临界点的距离也有差异。其中受到更多重压迫的群体在急速收紧的生存空间内总是率先突破其压抑的临界点，比如女性或少数族裔等等，发出反抗的先声。但我们总是能看到，社会危机的最高最广泛最剧烈的爆发在阶级社会下的表现形式永远是阶级斗争，即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的洪水般的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为它们会在反抗潮流的运动过程中扬弃自己，总是要汇聚到阶级斗争这个阶级社会的核心命题。
第一、第二和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都与危机时代有着紧密关联。起初拒斥劳动女性的第一波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在第二波浪潮中扩散到劳苦大众中时，就必然有想要超出它原本的阶级范畴的趋势，反映真实的阶级斗争和正激进化的阶级意识。于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靠近，反映出其背后尖锐的阶级矛盾。而学术界所定义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作为反动中的反动，其实并不是单独的一次浪潮，反而恰恰是第二波浪潮的一部分。它直接是统治阶级利用后现代主义对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迅速激进化的阶级意识的反攻和误导。
中国女权运动群众化的社会背景
妇女的状况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最敏感的晴雨表之一。（Marie Frederiksen，《女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经历》）
2022年，习近平完成修宪，达成终身任期制。这是中国政治进程上的一个危险信号，意味着统治集团正在做加强镇压的准备工作。他们嗅到了不稳定的味道，准备不择手段地攻击群众来捍卫资本主义和自身统治。同时，中国帝国主义不断制造的民族主义舆论使得社会风气暂时右倾，变得更加压抑和浑浊。这种大背景无疑会促进青年人不满增加，意识激进化。
2014到2015年，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房地产急转之下。反映在就业市场上的即是就业增长率的快速下滑。就业的停滞无疑是对工人阶级的攻击，正是在那几年之后，以房地产业为源头的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开始广泛化。2015年的马户起诉公司歧视女性就业的事件恰恰就是一个案例。而且2015年春晚因性别歧视内容在网络上受到广泛批评，形成了万人署名的“女权大战春晚”事件。同时，法律形式上的统治阶级的压迫配合也接踵而至。2015年中国终结一孩法案，二孩政策在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到了现在，已经从2021年开始实施三孩政策。
资产阶级左手将无产阶级女性赶出工作场合，官僚右手将她们撵入家庭，这种配合拳是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惯用的套路。而2015年到2016年，也恰恰是社交媒体上反女权舆论形成声势的时期。这背后毫无疑问有着当权者的默许纵容甚至支持，一方面用来打压女性群众正在抬头的反压迫意识，一方面用来制造性别仇恨分化工人阶级。而下流的厌女舆论无疑会加速女性群众的斗争进程。
女性作为私有制社会上最受压迫的群体之一，她们对于升温的阶级压迫更为敏锐。可以说她们是阶级斗争的群众性晴雨表之一。原因无他，因为留给她们的忍耐空间本就不多，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上，量变到质变的必然变化就会发生，压迫者必然要反抗。而这一趋势配合着女性主义者顺势而为的舆论经营，矛盾逐渐积累，在2017年趁着Metoo的全球声势在中国互联网上爆发为中国的互联网女性主义群众运动。
中国的互联网女性主义运动总体而言有两大爆发期。第一个爆发期通过Metoo运动提出反性侵的口号。第二个爆发期的主题则是在疫情期间的“看见女性劳动者”。
爆发：反性侵的中国Metoo
2017年，即将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以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控诉好莱坞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和性骚扰女性的事件拉开序幕。这波反性侵的浪潮在中国集中体现为一系列女性对上位者的性侵控诉。
2015年9月5日，少女李奕奕在围观群众起哄下跳楼的事件引发社会舆论。背后是她的老师、庆阳六中的吴永厚对其性侵，但受害者求助无门。2017年五月，微博上北影校友“阿廖莎”发文控诉自己遭遇班主任父亲性侵，试图向学院举报却反遭镇压。后续“北电侯亮平”实名举报相关教授贪污受贿，并多次潜规则女学生。同年12月19日，南昌大学毕业生小柔揭露其母校国学院副院长性侵女学生的事件。2018年1月1日，北航毕业的博士生罗茜茜举报教授陈小武对她和门下其他女生长期进行性骚扰。4月，多名北大校友举报长江学者沈阳在北大任职期间性侵女学生高岩后导致其自杀。北大本科生岳昕要求系里公开处理过程后遭到打压，导致事件影响扩大。同年，中国女性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弦子控告央视主持人朱军性侵一事也开始了它在互联网上持续多年的发酵。反性侵的控诉蔓延到各行各业，包括体育界、新闻界、公益圈（雷闯事件）、宗教界（释永诚事件）、文学界（肖开愚事件）以及政治界（彭帅-张高丽事件）。
这一系列对性侵的控诉彻底暴露出中国社会上女性受压迫之深广。性侵是典型的性别压迫。这一爆发期的典型特征是，在私有制下掌握着物质和人脉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男性通过威胁相关女性的生活，并借以精神控制来达成对女性的玩弄。更广泛地去看，犯下此类恶行的也不止是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男性，一部分的被统治阶级男性甚至也认同这种恶劣的意识形态，通过欺辱女性来将自己受到的压迫释放出来，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主宰幻觉。统治阶级甚至主动去在被统治阶级男性中间纵容培养这种倾向，用以分化阶级，维护自己的权力。
被压迫的女性们在第一波中国互联网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反性侵主题，在文化上通过2017年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发出了悲壮的控诉。作家林奕含在小说里深刻地指出性侵背后的社会因素：
“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的错，连她自己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一个个小女生是在学会走稳之前就被逼着跑起来的犊羊。那他是什么？他是最受欢迎又最欢迎的悬崖。”(粗体为作者强调)
这种对性的“禁忌感”正是私有制的产物。古老的私有制在观念上将每个女性定义为某一男性的私有物，并潜移默化地使女性无意识地认同这一压迫性观念。每一个性侵犯的身后，私有制所制造的物化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其最有力的帮凶之一。
这绝不是在为性侵者开脱，说什么人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事实上，这种借由客观条件洗脱个人主观因素的意识恰恰是不辩证唯物主义的，它贬低了人的主动性。辩证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因素的作用，有目的地行动的人本身即是物质环境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不是不受自己控制地如同落叶般随水流被动行进，人的行为总是出于特定的目的。唯物主义者只是强调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历史客观的限制。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奠定了个人主观行为的基调和大环境。
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单纯的惩罚只是对恶行的追责，罪行不止，惩罚不止，受害者和加害者也就会一直出现。唯有从源头上杜绝它，根除滋生这种罪行的物质条件即私有制，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才是将人类从性压迫和被破坏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出路。
迭起：疫情中的“看见女性劳动者”
中国互联网女性主义群众运动的第二波爆发则发生在疫情的背景下，其围绕的口号就是“看到女性劳动者”。这一次爆发更直接地体现了互联网女性主义运动背后的阶级推力。
第二波爆发中，开端性代表事件是通过微博组织起来的“姐妹安心战疫情”行动。武汉疫情期间，大批医护人员被派往湖北省救灾，其中三分之二为女性，但官方有意在其对外宣传中抹去女性劳动者的身影，不满由此积聚。微博用户梁钰公开提问女性医护人员是否有经期所需的物资如卫生巾等，这随即引起了网上普遍的对官方的质疑。后得到女性医护的无相关物资的确认后，普遍的质疑转为普遍的愤怒，最后汇聚为行动，群众通过给梁钰的项目捐款来为女性医护输送卫生用品。
“卫生巾是否缺乏”这一公开质疑背后，是民众们积压已久的对政府救灾能力和物资分配的普遍不信任。疫情开始，便有着最初对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的镇压导致疫情蔓延的不满，背后更是群众认识到官僚阶层并不是自己人。这是因为官僚波拿巴的核心诉求永远是捍卫自己的统治和特权。事实上，疫情初期就曾暴露出物资分配不当、物资短缺、红十字会囤积、官僚和中间环节中饱私囊的消息。微博上也有着不断的求救接力。这一切点燃了了网民们的抗议和愤怒。“姐妹安心战疫情”是总体性的互联网抗议中的一次成功的有组织性操作和集结。
后续，官方在不止息的社会不满氛围内，试图利用江山娇和红旗漫这一组虚拟偶像吸引小粉红，但却起了反效果。网友通过接力式创作，例如《江山娇五十五问》，表达当下中国女性遭受的多种多样的压迫。其中很多地方直指中共令人作呕的女性牺牲叙事。
“看见女性劳动者”这一热搜标签下的另一热点是火神山雷神山事件。官方为了缓和不满，直播了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的建设过程，并刻意使用儿童化的修辞显得无害。直播也恰恰让网友看见了工地上的无产阶级女性，并注意到社会长期对女性占建筑业近一半劳动力的这一事实的忽视。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女性主义KOL和成功的女性资产阶级和女性知识分子转向沉默但庞大的女性无产阶级。
阶级意识的浮现是如此明显。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成为当时互联网上的一股逐渐吸引眼球的流派，即使她们往往是错误地借用和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显著的错误之一就是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置于同等的位置，暴露出她们其实并不理解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之间的关系，从此也衍生出了她们对许多马克思理论的扭曲误读，比如对“再生产”概念的曲解。
让我们以在国内广为传播的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为引，仔细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
上野千鹤子写道：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立场是，先把阶级统治和性统治分别看作独立的变量，继而解析两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历史固有形态。”
而马克思主义者要问上野千鹤子教授，阶级统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所谓的性统治听起来也是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正是在这个极其关键和基础性的问题上，上野教授打住了。因为这两者的物质基础都是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现代表达的主要形式就是资本主义。
再说“再生产”这一概念，上野千鹤子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我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论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习惯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不可或缺的。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
但是，上野千鹤子的“再生产”和马克思的“再生产”除了名字一样，内容几乎完全不一致。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内生产辩证性的B面。引用《资本论》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一节的原文：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
“……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
“一个要素”。还需要讲得更清楚吗？在资本主义内，无产阶级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载体，它的再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马克思解释道：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
顺带一提，仅仅是这一句，就足够反驳女性主义者将市场和家庭僵硬划分为两个独立体系的做法。在资本主义下，家庭这一经济单位内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也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所谓的家务劳动无偿，只是因为在阶级视角下，整个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费用都包括在整个统治阶级集体支付的“最低工资”内了！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流派的出现恰恰体现出阶级斗争理论的巨大号召潜力和运动背后的阶级推力。
而这便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在舆论上所能抵达的极限。激进化的阶级意识不会停留在这种混沌的组合内，它会辩证性地扬弃式前进，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寻找吸收任何能指向行动的理论，而女性主义则会被群众逐渐丢在一旁：他们太忙了，忙着生计和思考，没工夫去理会繁琐又没结果的小资产阶级式辩经。
衰落：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双重末路
当危机发生时，统治阶级从来都首先选择牺牲工人阶级来维持自身的利益和统治，他们也从不忌惮使用反动的意识糟粕，例如本已行将就木的女主内思维。资本主义遭受危机压力时，生产过剩的压力使资产阶级对雇佣的总工人数量减少，对工人的剥削加深。而为了不立刻点燃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女性赶入私有制家庭就是最隐蔽的做法之一，这同时还能通过将就业问题从统治阶级身上转嫁给男性、制造性别矛盾来分化无产阶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虽然目前中共侧重镇压任何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们明显能看到资本市场已然将女性主义当作赚钱的生意大肆运作。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在将来统治阶级会再次支持女性主义以误导和瓦解工人运动。就像我们在西班牙“女性总罢工”看到的场景，小资产女性主义者竟然要求男性工人退出抗议，在女性工人罢工时返回工厂——她们无疑是在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尽管在中国互联网上女性主义流派变体众多，但不难总结其主要主张：一边是本质主义者，她们认为男性固有的劣根性是女性压迫的根源，并热衷于制造性别仇恨，而她们的本质主义后来也导向了对被压迫女性的歧视和侮辱。另一边是稍微借助社会学观点的学院派，这一派抽象地认为是父权制造成了女性压迫。
这些人中的某些靠近但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提到在女性压迫中的资本主义的角色（尤其体现在她们对再生产这一概念的扭曲，这将引出她们关于有偿家务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女性家务的报酬其实已经包含在统治阶级付给工人阶级整体的最低工资之内）。但她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分析后，总是陈词滥调地用一句“事情还是很复杂的”来掩饰自身对问题的不理解，甚至荒谬地在行动上同意上野千鹤子之流的“一人一杀”的原子化行动方案，且无法指出其行动方案指向的具体远景。这种渐进式的方案的哲学底色也是机械的，认为缓慢的改变是唯一的出路。但事物事实上的辩证式发展却恰恰相反。质变是飞跃式的剧变，但在质变发生之前，事物甚至可能在表面上给人以它将永存的错觉。
当共产主义者批判上野千鹤子的“一人一杀”方案时，我们并不反对在日常生活中去抗争，也不是说要等社会主义完成再去做这些教育。反对语言上的性骚扰，指出对话中的不尊重，在家务劳动上共同分担等，这样细微的行动一定程度上会对个人的生活有所帮助。但是，它是有其效力边际的。
社会的意识不是其物质的直接映射。但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的边界。当欧洲人遇到印第安人时，欧洲人惊讶于公有制的印第安部落里所有的孩子都被共同抚养，而印第安人则惊讶于私有制下的欧洲人竟然野蛮地只抚养自己的孩子。因此，如果不改变私有制的物质基础，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是杀不死的，这样的细微抗争只能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般不断重复自己的行动。而同样，也可以设想，当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结束了私有制后，公有制的物质基础将如何加速这样的意识提升，人们将不止是在对话中抽象地争执何为平等，而是在实践中学习、确认和进步。
总之，所有的女性主义中没有任何一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父权制这一上层构造基于的物质基础是比资本主义还要古老的私有制这一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则是私有制在现代社会的主要表达形式。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人类社会的任何上层建筑都是物质现实通过曲折路径的反映。归根到底，物质决定意识。因此若要根除压迫，就必须根除压迫所基于的物质现实。
在此基础上，任何女性主义者唯心地叫嚣着仅仅通过终结父权制而解放女性的口号都注定无疾而终：因为你无法抽象地单纯只推翻某上层建筑的某个部分。就好比父权制是墙上的影子，任何对影子的直接攻击都是无效的，它只会反复地出现在所有试图遮盖它的材料上。想要消除它，你必须回过头来去关上私有制的这盏灯！
因此，若是想要彻底消除包括女性压迫的一切压迫，必须首先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来终结私有制。而这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而其具体的必要行动之一就是建设革命党。但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女性主义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们争执了快一个世纪，走到了自己的极限位置，却还从未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
何为激进：论反婚反育
在每一场女性主义者无休止的辩论（有时称之为互相辱骂攻击可能更为合适）中，我们都能看到所有流派都在争夺“激进”的头衔，但它们谁也不能说服彼此和群众。久而久之，“开除女籍”顺理成章地成为所有派系或明面或暗下的办法：通过直指其他部分不是女性主义者来合法化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在互联网上不同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给群众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似乎对她们而言，什么是女性主义是不必回答得彻底和清晰的，但她们对自己一派所认定的“非女性主义”、“不觉醒行为”的批评一定要是尖刻的。
“激进”一词被庸俗化为无耻和攻击。谁越疯狂、批评辱骂的人群越广，言辞的侮辱性越强，谁就在舆论上被视作更“激进”。这类“激进”女性主义者不止攻击所有男性，还辱骂任何被她们视为“落后”的女性。激进竟成了自身的反面词，成为了一场辱骂竞赛。自称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辱骂向往婚姻的女性为“婚驴”，认为其受压迫是自身堕落的意识导致的。声称只要提防到位，反婚反育，就可以避开社会为女性设下的重重陷阱。这不是唯心主义又是什么呢？难道照她们所说的那样做，身为女性就不会被压迫了么？被不被压迫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么？
如果疯狂和无耻是激进的特征，那么今日中国最激进的流派就是当权的共产党，那么美帝国主义就是世界激进的急先锋。滑天下之大稽！激进分子理应代表着社会上最先进的意识，而这种下线突破竞赛无疑是靠近落后的社会意识。
什么是激进？马克思于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内写道：
“To be radical is to grasp the root of the matter。”
中文界往往将这句翻译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radical本意即激进，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是：
“所谓激进，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而任何一派女性主义者都从未抓住女性压迫和解放的物质根本，即推翻私有制。她们的“激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的反面，女性主义者们的激进是一种虚假的知道和无力的指导，即茫然和无知。而马克思还说过另一句话：
“Ignorance never yet helped anybody.”
“无知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
如果再审视所谓的女性主义“激进派”的“反婚反育”口号，很容易就发现它的僵硬和死板。爱情和生育本身是人类这一种族的自然诉求。机械地出于意识形态反对它们，是用意识绑架现实的反动行径。从来都不是爱情和生育导致的压迫，而是私有制使得本来自然的人类活动扭曲，并用私有制婚姻使他们成为奴役剥削女性的工具。激进的态度应该是寻求解放人类自然天性的途径，寻求根本性的变革。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主张：通过革命来制度性地改变物质现实，朝向人类的全面解放前进。在那里，在铺垫好的物质基础上，人们之间的旧关系将被解放性的新关系所取代，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会如此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
“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中国女性解放所需要的理论
女权网友更多是靠数量和活跃度制造了舆论风暴。她们的公约数是对性别暴力和歧视的关注，对法律上的性别不平等的愤怒，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对受害者相当支持。她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女权的认知很粗浅，但这种支持与愤怒，使她们有潜力成为女权行动的支持社群（李思磐（女性主义KOL），微博女权的前世今生：从“政治正确”到“商业正确”）
当女性主义观念得以普遍传播后，很容易观察到的是很多人对它的经验主义理解和误用。比如，在海内外我们都能观察到，义愤的人们朴素地将“反对女性压迫”等同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于是，当他们说自身是女性主义者，他们可能并不真正理解何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为何它是敌对阶级意识形态。人们朴素地要说的是：他们反对对女性的压迫，他们支持解放女性。
人们凭借在日常生活中对“女性主义”一词的印象来隐约理解然后继而使用它。使人们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不是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完全认识和认同，而是反对性的对压迫的愤怒和对被压迫者的支持，这来源于人们的良知及共同受压迫的处境，源于阶级意识正在加快发展这一事实趋势，反过来也源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缺位。
恰恰是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缺位的情况下，女性主义趁机偷溜进运动里来，向正在被酝酿的激进化传播自己的口号，给运动打上自己的旗帜。运动背后的阶级推力没有直接地表达出自身并转化为阶级的口号，群众在斗争的丫丫学语期随手捡起了女性主义的词汇来用一用，然后在发现它并不恰当后就丢掉了。中国正在觉醒的工人阶级像个新生儿，它快速地成长与学习，在反抗和斗争中它试图用正确的语言说出自己的意愿。但属于它的理论语言，马克思主义，被官僚扭曲改写得一塌糊涂。工人阶级憎恶建制，厌恶官方意识形态，它们想要找到一杆干干净净的旗帜。可是此时，在视野范围内看不到属于它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时，运动中的它又迫切地想要表达，于是它在懵懂时就先捡起了女性主义的话来临时使用，而这却是来自敌对阶级的话。
这是一种错位的组合。正在激进化但认识尚不彻底的意识，在没有邂逅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下，与趁虚而入的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暂时组合。但无产阶级不止是想要说自己的话，它还本能地要去行动，去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个压迫着它的世界。但这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所无法提供的，即一个有效的行动纲领。因此，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这两者的错位组合必然不是长久的，因为错误的路线无法帮助去达成目的。
是共产主义者，不是女性主义者
随着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人们开始会在交谈中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女性主义者吗？”当我过去曾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如果人们回答说：“不，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我下意识就会得出这样的怀疑：“那么，你是不是准备要支持父权制？”，并做好提防和战斗的准备。
这个问题也会被问给共产主义者。我们的回答是：“不”。之后人们便质疑说：“既然你们共产主义者说自己反对女性压迫，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是女性主义者？你们是支持父权制吗？比如就像斯大林或中共官僚那样借共产主义之名实对女性的压迫之实？！”
很多理论理解不到位的左派被这样一反问就吓坏了，因为恐惧被指责，他们羞羞答答地回答：“是的，我是女性主义者。”
但共产主义者不应该为这样简单的质问就向唯心主义的身份政治让步，没有理论的清晰就没有行动的正确。我们坚定且清楚地说：“不，共产主义者不是女性主义者。” 并且还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和怀疑，共产主义者应该光明正大地说：
“没错，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没错，我们反对女性压迫，不止是在口头上，而且在我们的行为中、行动中、纲领中。我们反对父权制，并且我们不止反对父权制，我们还要清除它和它的根源，即私有制。我们不止反对女性压迫，我们还反对一切人对人的压迫，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它。我们也反对斯大林式和中国官僚们盗名欺世地对女性的压迫和绑架，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内不应该有这些。”
我们还要追问所有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进一步点燃他们心中的进步火苗：
“既然你反对女性压迫，那么你是否反对一切人对人的压迫，是否准备为之而奋斗？既然你想要清除对女性的压迫，现在这里就有解决它的理论、方法和纲领，你是否准备把你胸中的正义之火转变为真正能改变世界的行动？既然你反对斯大林式官僚们的欺名盗世，那么你是否准备好不止是反对，而是着手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平等、民主、有纪律的革命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
共产主义者还要大声地问：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你是布尔什维克吗？”
女性解放的出路何在：无产阶级革命！
古老的对女性的压迫无法通过单独的女性行动来达成。它必须借由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今天的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来完成。唯有此，才能终结这古老的压迫。
要么是野蛮主义，要么是共产主义。
而你，准备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一起，加入到这场决定人类文明未来的斗争吗？
不要犹豫，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