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文学描写中的贵族和他们在平民阶层的追随者们，把这种纯粹贵族式的童年当做人们童年生活的典型大加宣扬。其实绝大部分人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看到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景象：黯淡无光、饥饿难耐、受制于人。命运总是欺负弱者，有谁还会比儿童更加弱小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近来，“混的人”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热词。广大群众都关注到了这样一群青年——他们初高中辍学，在城市中过着收入不稳定的贫困生活（“混”）。除此之外，他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亚文化与身份，包括特定的发型、显眼的名牌服饰以及张扬的行为。尽管与过去的“精神小伙”有些许外表上的差别，但他们在阶级社会下的命运轨迹却格外相似——经过青少年时期数年打零工和游荡在街头巷尾的生活后，他们要么沦落为生活十分贫穷的工人、要么在赤贫中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彻底成为浪人无产者。
辍学青年一直存在，但近期涌现的大批“混的人”却格外刺眼。中共政府更是告诉我们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辍学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可在这个“稳中向好”的时代，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新一代中走上如此晦暗的道路的人却只增不减？为了理解为什么青少年们正在选择辍学去混，我们需要深究整个社会对中国少青年教育和帮助的真实情况。
没有未来的青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和整体社会生活的极度不平衡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但微薄的工资以及严苛的户籍制度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落户。于是尽管是大量农民工奠基了中国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飞速发展，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他们的子女也只能留守在农村地区长大。
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教育支出在农村严重不足，普通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在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差距约9倍。不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真正能跻身高等教育、并以此进入技术工人行列的学生少之又少。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造成的强烈孤独感更是让青少年艰苦的学习变得不堪忍受。斯坦福大学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研究表明，中国74%的农村学生显示出高风险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城市学生的近13倍。家庭贫困使得情况雪上加霜，对于农民工的后代来说，较早的开始工作获得收入明显是比激烈而无望的学业竞争更好的选择。
而被奉为高峰教育竞争激烈问题解药的职业教育学校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问题。尽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本专科学生总数的将近一半，可政府教育支出却只有本科教育的大约37%。这迫使哪怕公立的职业教育学校也需以盈利维持生存，职校的学生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学校赚钱的工具，被学校以“实习”的名义送到工厂中承受超额剥削。
“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400万中职学生被要求完成每天10到12小时的“实习”，薪水远低于实习所在工厂的雇佣工人并毫无工伤安全保障。对于不发达地区和贫困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来说，比起花钱被剥削，辍学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而哪怕完成了高等教育，60%以上的中国应届生实际到手月薪只在4000到6000元之间，只能在城市中勉强维持生计。
学习的艰辛、学校官僚的专横，和忍受这一切后微薄的薪水（更不用说只有大约一半的青年能找到工作）无疑令一条“正常”成为工人的道路毫无希望可言。为了逃离这一切，这些绝望的青年最本能的反映是立刻离开正在将鲜活的生命从他们中抽走的学校。
辍学又能如何生存？
在离开学校之后，青少年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很快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不是一个比学校更好的地方。学校中艰苦的学习和刻骨的孤独，只是广大工人阶级在流水线上消磨的余生的预演。而随着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血汗工厂的超额剥削，试图找到任何替代它的维生方式。而对于社会经验较少、格外渴望经济独立、又对未来毫无期望的青少年来说，任何快速获得金钱的手段都格外诱人。（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在瑞典甚至有十三四岁的少年被黑帮雇佣为职业杀手。）打零工，认老大，搭帮结伙和通过各种捷径赚快钱的行为自然在辍学混少年的群体中找到了土壤。
以现在格外猎奇的崩老头为例，它就这样成为了许多“混的人”快速获取金钱的手段。“崩老头”指的是通过网络情感陪伴索取金钱，“崩”的人一般包括“精神小妹”、伪装成“精神小妹”的“精神小伙”、和产业化的利用或欺骗辍学青少年“崩老头”团伙。被“崩”的对象一般是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工人。他们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精力社交，于是互联网上默认通过金钱购买陪聊就成为了一种异化的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大部分“老头”都意识到自己被崩）
对于资本家来说，“崩老头”也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崩老头”平台公司很快开始垄断“混的人”和“老头”之间的联系，就如同外卖平台垄断骑手和顾客的联系渠道一般。“混的人”又成为了“崩老头”流水线上的计件制劳工，被平台抽走了大部分的收入。他们想要通过“混”来逃离的血汗工厂竟然在他们的谋生手段中再次出现，这难道不正宣示着他们不可能通过辍学和“混”真正逃离窒息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吗？
往何处去？
中共官僚用惯常的高高在上与虚伪指责“混的人”和“崩老头”：网信办声称这些现象来自于青年“不劳而获的心态、攀比的虚荣心”。可谁又能比吸血的资本家和官僚们更加不劳而获呢？谁又能比用奢侈品、豪宅装点自己的他们更加虚荣呢？那些批量生产出爱泼斯坦和赵富强之流的人间魔鬼又怎有权指责他人的堕落？当统治阶级已经肆无忌惮地犯下最骇人的事件——种族灭绝、强奸未成年人、集中营，并将其视作与生俱来的权利时，那么还有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吗？
这些青年境况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的“道德败坏”，而是整个社会的腐朽与衰落，以及死死抓住这个旧世界贪婪地攫取着金钱与权力的资本家和官僚们。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短暂的二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迅猛的发展使它勉强可以为大部分的青年提供就业。可生产力的发展终究会遭遇生产关系的局限，生产过剩的矛盾不断累积，资本主义重建初期的高速发展迎来了它的反面——疫情以来持续的资本主义有机危机让大部分工人和青年都丧失了对于未来的希望，这种消沉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促使着许多生命才刚刚开始的青年走向无处可去，但能短暂带来自由幻影的“混”。
大部分人抱着同情和怜悯的情绪注视着这群绝望又迷茫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何尝不折射着如今工人阶级普遍的情绪呢？这种不满情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出来，从辍学到躺平种种现象都反映出了无产阶级对体制的质疑和抵触。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种相反的情绪也在年轻人中酝酿——从最近的高考考生大胆提出政治诉求到频繁的学生抗议，我们看到青年无产阶级不仅仅在消极的抵抗旧社会，更是在积极的探索通往新社会的道路。
青年人所面对的问题，从就业、教育的失败乃至整体社会的无望，在资本主义下并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有工人民主计划的经济才能用优质、自由的免费教育取代以利润为导向的填鸭式教育，能降低整体工作时间但大幅提高工资，将所有人吸纳入就业之中。让人人都享有完整的、有尊严的生活，而不需要成为“混的人”来逃避这个腐朽的社会——这就是革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