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越来越多看穿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谎言的中国青年正转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断层，许多共产主义青年对于托洛茨基之后第四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笔者也曾是其中之一。不过，曼德尔是否如其支持者所说，是二战后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和传统的杰出代表呢？为什么第四国际在他的领导下并未成为世界性的革命党？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他政治和思想生涯的几个关键篇章。
从革命青年到第四国际领导
1923年4月，欧内斯特·曼德尔出生于一个犹太裔比利时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亨利·曼德尔曾是卢森堡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党员，并在1930年代逐渐同情第四国际。1938年末，年仅15岁的欧内斯特加入了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党（RSP）。紧随而至的二战爆发和党内政治混乱重创了革社党——其成员数从750人跌落到区区几十人，许多有经验的干部在1940年德国入侵后流亡或被捕。[1]
在德国占领下，革社党在亚伯拉罕·里昂（Abraham Léon）、曼德尔等年轻一代党员领导下艰难重建，并在比利时工人和占领军士兵中展开宣传工作。在危险的地下工作中，曼德尔曾3次被捕。他是相对幸运的——他的许多同志，包括里昂，在斗争中失去了生命。
二战爆发后，第四国际面临的情况相当严峻。国际最重要的领袖和理论家列夫·托洛茨基于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暗杀，而其他许多富有才华的国际干部——里昂·塞多夫（Leon Sedov）、埃尔文·沃尔夫（Erwin Wolff）、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f Klement），等等——也遭到谋杀。失去了关键的政治指导，组织弱小、经验薄弱的各国支部没有贯彻托洛茨基提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通过积极、系统性地参与抵抗运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第四国际间仅有少数同志理解并尝试积极实践该政策，诸如英国工人国际同盟/革命共产党和陈独秀等一些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包括上海中央）。
1946年，二战中中断联系的欧洲各支部和位于美国的国际书记处重新建立联系，年仅23岁的曼德尔被选入国际书记处，即整个第四国际的最高政治领导机关。此时，世界局势离托洛茨基在1938年《过渡纲领》中做出的预测已经大相径庭：斯大林主义俄国没有在战争中崩溃，而是大大加强了，并控制了半个欧洲；在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叛卖下，战后欧洲的革命浪潮（法国、意大利、希腊）已经或者正在遭遇失败；在以上的政治条件下，几年前还毫无希望的欧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复苏。这时，第四国际领导层最关键的任务是重新评估形势，巩固干部，并调整战术。
可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们——包括曼德尔——无法胜任这一任务。
战后前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里，曼德尔与绝大多数第四国际领导一样，对新的世界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视而不见，坚持托洛茨基1938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旧判断——即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不再发展生产力——并以此否定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复兴。1946年，曼德尔在《欧洲革命问题》一文中断言：
“我们无需对欧洲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研究，便可发现：除比利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群众运动暂时停滞能用经济暂时稳定来解释。同样，这也无法归因于持续的战争繁荣——这种繁荣在欧洲大陆根本不存在。相反，在每个国家，经济全面停滞都构成了资产阶级困境的主要根源；正如物价上涨与工资冻结之间的差距，此刻在各地都成为推动工人行动的最重要动力。”（强调为原文所加）
诚然，1946年欧洲经济的并不“繁荣”——但是其根源并非困扰战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战争破坏造成的暂时生产不足。曼德尔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不在于此时此刻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程度，而在于在当前条件下，其在下一个时期的运动趋势。他采取的是经验主义、印象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
当乔克·哈斯顿（Jock Haston）和泰德·格兰特（Ted Grant）领导的英国支部，即英国革命共产党多数派指出这一点，并提出“下一阶段西欧的经济活动并非‘停滞与衰退’，而是复苏与繁荣”后，曼德尔在1947年末的一篇文章中轻蔑地否认这一可能性：“现在必须放弃对一个并不存在、而且英国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再经历的繁荣的炒作。”
在斯大林主义问题上，曼德尔的判断也大错特错。他认为，既然“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既然斯大林主义是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那么通过斯大林主义红军铁蹄建立的政权就绝不可能完成社会革命，因此，战后东欧和南斯拉夫的政权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甚至晚至1949年，曼德尔（笔名杰尔曼，Germain）仍坚称：
“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944-1945年中在南斯拉夫解放区大城市中建立的国家机器，尽管有着许多的特殊特征，不能被认定为工人国家。”（E. Germain, ‘La question yougoslave, la question du glacis soviétique et leur implication dans la théories marxiste’, Les cahiers du C.E.R.M.T.R.I.: Documents de la IVème Internationale sur la Yougoslavie (1948-1950), 1997, p. 63, 强调为原文所加）
这是完全形式主义的分析。诚然，斯大林主义官僚领导的武装部队并不能代替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在特殊条件下（资产阶级极为软弱、帝国主义无力干涉等）夺权后仍然可以仿造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模式建立一个畸形工人国家——但是除非有工人阶级政治革命，不会建成能够健康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民主。我们后来在中国也看到了类似的发展。
此外，第四国际的部分领导如巴布洛（Michel Pablo）、曼德尔等人还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此后革命将接踵而至。巴布洛按照这一“战争-革命”前瞻发展了其“深度打入主义”的战术：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如果本国有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第四国际的支部就应该隐藏自己的纲领偷偷打入，并长期潜伏在这些党内，为“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拒绝执行这一政策的支部，例如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PCI）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被国际书记处以官僚手段解除职务，导致该党分裂。
这一系列错误在顽固的事实面前逐渐土崩瓦解。包括曼德尔在内的第四国际领导层的教条主义不仅未能巩固干部，反而加剧了党员中的思想混乱和灰心丧气。以法国支部为例：1947年，该党有1000名党员，而1951年分裂时两派加起来不过250人。45%的党员脱党参加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新建的左翼大帐篷政党革命民主联盟（RDR）！[2]
战后繁荣和“新资本主义”
二战结束几年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腾飞，曼德尔对“经济全面停滞”的预测被完全证伪。在顽固无视现况一段时间后，他终究不得不修正其经济观点，并开始系统性地研究经济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承认错误和改变观点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幸的是，和其余的第四国际领导一样，被战后繁荣冲昏头脑的曼德尔从教条主义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向凯恩斯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妥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根本分析。
1962年，曼德尔的第一部经济学专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版。在该书中，曼德尔思想中的优点和缺陷都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特别是在上卷中，曼德尔运用了大量的20世纪历史、经济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生动的当代阐述。然而，当曼德尔从阐释原理转向尝试理解战后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和趋势时，他有限的辩证思维能力就往往无法驾驭其经验材料，论述也变得似是而非，渗透了如恩格斯所言的“折衷主义的残羹剩汁”。
例如，在论述战后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一章中，曼德尔认为二战以来私人资本和国家的进一步融合、军备经济的增长和福利国家等因素——总的来说，“国家干涉主义日益增长”——导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化。因此，“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减少周期性的波动，……[这]归根结蒂是国家日益加强干涉经济生活的结果。”
随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中，曼德尔重申了国家干预在战后繁荣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并首次系统提出了“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后来改称“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late capitalism）——的概念。[3]据说，在“新资本主义”中，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尽管“资本主义尚找不到什么方法确保一个多少较平衡、较连续的成长——但却可以减低其矛盾的强度及严重性，至少一时如此。”
可是，通过曼德尔的论述，我们并不能知道为什么“一时如此”不能“一直如此”。诚然，曼德尔也指出了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例如通货膨胀的倾向，然而，他并未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战后资本主义的具体条件会如何使暂时的经济稳定转向其反面，并导向新的萧条。显而易见的是，曼德尔事实上部分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被“驯化”的观点。
他没有意识到，这一观点的政治意义是极其危险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言：“无论是贫困或者是繁荣，其本身都不可能引起革命，这是误解。危机、动荡、动乱——这才是革命的动因。”倘若资本主义体系能够长久稳定自身，社会主义革命又从何说起呢？
然而，如同泰德·格兰特在其1960年的文章《萧条会重现吗？》中所解释的那样，战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投资范围的扩大”，而非“政府开支的作用或国家作用的增强”。离开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国家支出要么通过税收削弱私人投资或消费，要么导向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问题。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张迫近其极限，“无论确切日期如何，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战后空前繁荣之后必然会有一段灾难性的衰退期，这必然会对工人运动中实力大增的队伍的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将这一预测和曼德尔“新资本主义”论相比，其正确性高下立见。
长波理论
除了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曼德尔的另一主要经济理论“创新”是其长波理论，并用其来解释战后繁荣的形成和终结。这一理论来源于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他认为资本主义除了10年左右的常规经济周期，还有基于储蓄和资本投资的，50年左右的“大经济周期”，后者不仅决定了经济走向，还决定了战争、革命等大事件的爆发。尽管康德拉季耶夫做出了一些敏锐的观察，他片面、机械的长波理论受到了同时期苏联经济学家和托洛茨基的正确批评。托洛茨基指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矛盾的经济周期绝不能和长期的经济趋势混为一谈：
“小周期的周期性重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动力决定的，并会在市场经济的任何所到之处表现出来。至于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谨慎地提议把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段（50年）也称为周期，它们的特点和持续时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相互作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所通过的那些外部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国家和大陆，发现新的自然资源，以及在这些之后，诸如战争和革命等‘上层建筑’秩序的主要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停滞或下降的时代的特征和替代。”
曼德尔尝试把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批评调和起来。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他一方面承认托洛茨基对康氏的上述批评“完全可以被接受”（第140页），一方面坚持“长波”的现象“不能归之于纯粹的偶然，或归之于各种各样外在的因素”（第147页）——换句话说，托洛茨基的批评既是对的，又是错的。[4]
为了调和不可调和的理论，曼德尔略过了托洛茨基对长波理论批判的一个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段”无疑存在，但并不具备周期性。曼德尔认为“辩论‘周期’、‘长波’、‘长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段’等等之间的词义区别”仅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辩论”。[5]这回避了关键的问题——“长波”是否存在内在的规律性？
曼德尔在其后期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中给出了一个曼德尔式的折中答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能够是……一个利润率理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可以“说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向一个停滞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从长期繁荣转向长期不景气具有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而反之则需要特殊的外部条件导致“平均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上升”。
这无疑是一个相当简化的模型，但还是无法证明“长波”的规律性。于是曼德尔更进一步，尝试把托氏所说的“外部条件”和“长波”强行挂钩：“如果你相信外部的非经济因素不仅是每50年或60年一次，而且是不断地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那么你就会立即拒绝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分析。”
可是，为什么曼德尔坚持“非经济因素……每50年或60年”才发挥决定性作用呢？按照康氏的观点，这没有什么困难的，毕竟战争、革命等“非经济因素”对他来说是“大经济周期”的直接产物，但是曼德尔又不能完全同意这种“机械经济决定论”。他尝试既同意托洛茨基，又同意康德拉季耶夫，结果是陷入不断的模棱两可中。一艘两名桨手向相反方向划桨的小船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只能在原地打转。
如果说曼德尔证明“长波”存在的尝试是不尽人意的，他基于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把握则是显然错误的。他将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趋势和利润率直接挂钩：利润率下降，则资本主义转向停滞；利润率上涨，则开启长期扩张。因此，面对1973-75年危机后战后繁荣终结，资本主义长期下行的局势，曼德尔在1995年给出的解释是“平均利润率依然保持相对下降。长期衰退还尚未出现终止的迹象。”
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经验数据上都是荒谬的。事实上，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罗布·苏沃尔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再次扩大（“全球化”）、工人阶级斗争失败导致剥削率提高等因素，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从1980年代便开始被逆转了。在此后的一整个时期，利润率不是下降，而是趋于上升——如下图所示，在美国，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末，使得总体利润率回升到60年代末的水平。[6]
同样，尽管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以来陷入了历史性的深重危机，债台高筑、动荡不安，今天的跨国大公司还在赚取创纪录的利润，而最富1%的人的财富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34万亿美元，足够消灭全球贫困22次。
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利润率理论。然而，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率的运动只是资本主义总体趋势中的一环（尽管是很重要的一环），而绝非决定性因素。比如说，如果我们机械地阐释利润率的波动，无疑会得出当下利润高涨的美国资本主义甚至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扩张性的长波”高峰，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仍有相当让步空间的荒谬结论，为改良主义的主张开启了可能。事实上，美国和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加速衰落中，其统治阶级正愈发猛烈地攻击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而这引发的政治动荡和危机正为革命形势的出现做准备。如果不懂得这点，就无法有效参与当下两国的阶级斗争。
况且，长波理论并非仅仅被左派推崇。康德拉季耶夫机械的“经济循环”理论意味着任何资本主义下行的周期后必有重新繁荣和兴盛。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右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尝试着用长波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本身并不代表资本主义需要被推翻，因为繁荣终究会回归。曼德尔虽然没有如此定论，但是他对长波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折中混合把超历史的抽象置于对历史的具体分析上，并为进一步的理论退步打开了大门。
要真正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必须如托洛茨基所说，进行“对资本主义曲线以及资本主义曲线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更具体研究”，而非“把形式主义的方法移植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领域，并导致把任务简化为使定义和分类更加精确，把空洞的抽像概念分割成四个同样空洞的部分”——后者正是曼德尔所做的。
经验主义方法
战后，曼德尔等第四国际领导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前瞻不是教条，而是，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有条件的，是许多可能的演变之一种”，至于“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这一重大错误部分可以归因于战后第四国际承受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巨大意识形态压力时本能的防御态度，但是归根结底源于领导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缺乏。
诚如黑格尔解释道：“真理是具体的。”而教条则是抽象、形而上学的。以教条主义为思维模式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被不断发展的具体现实给驳倒。可是如果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带领着同志们一起拒绝承认现实一段时间，那就不可避免的在组织内引发危机。有些人可能会坚持教条而走向更荒唐的结论，也有人会为了抛弃教条就矫枉过正地把正确的基本理论也跟着放弃了。
曼德尔则是后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在终于承认自己坚持的教条已被证伪后，他没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念的真正意义和方法，而是追逐着时髦经济理论来寻找解答。虽然这和先前的思维看似相反，却有着相同的方法论基础：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者将对过去一个时期的历史-理论概括作为分析现状的蓝图，这在历史进程缓慢、渐进时是勉强可以的，但在战争、革命和危机等剧烈变化时期就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相冲突。当旧的蓝图越发脱离现实，教条无法维持下去时，经验主义者则匆忙地将其抛弃，从眼下的感知印象中得出新的、和上一个同样僵化的蓝图，成为了托洛茨基所驳斥的那种“既成现实的膜拜者”——直到又一个轮回。就这样，经验主义者在顽固的“本本主义”和喜新厌旧的印象主义中摇摆不定。
在曼德尔的战后政治活动中，我们看到了经验主义思想的政治后果：给革命运动准确定位、定方向的失败催生了对各种不存在的捷径的机会主义追逐。
如何不建设革命领导层
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如此描述第四国际的任务：
“人类文化的当前危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团结在第四国际内的先进工人，向他们的阶级指出这个危机的出路。他们贡献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压迫者斗争的国际经验之上的。他们贡献出一面无疵的旗帜。”
在战后繁荣和斯大林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加强的条件下，建设第四国际的群众性革命党无疑是困难的。然而，通过原则上坚定、战术上灵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方法，第四国际的领导本有大把机会壮大国际的力量，并为即将到来的形势变化做准备。可惜的是，情况远非如此——在60-70年代的火热革命斗争开始时，第四国际在组织和政治上都缺乏准备，致使这些斗争被一一叛卖或打败。曼德尔在这一过程中的一系列错误表现出他并不懂得托洛茨基的方法，这在两个例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和拉美革命问题。
遵循巴布洛的“深度打入主义”，曼德尔和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51年秘密打入比利时社会党（BSP）。当时，托洛茨基提出的经典打入主义的条件——工人政党基层激进化和群众性左翼的出现——并不存在。不过，考虑到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孤立，只要能够利用社会党内的机会推进革命领导层的建设，这一决定未必是错误的。
然而，曼德尔在社会党内工作的方法却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从1956年开始，曼德尔等人开始与社会党左派共同编辑法语报纸《左翼报》（La Gauche，并有弗拉芒语姐妹报Links）。《左翼报》并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报纸，如曼德尔对一位同志所说：
“你必须理解，《左翼报》并非托洛茨基主义的喉舌，而是我们和中派分子、雷纳（André Renard，左翼工会活动家）趋势的工会领导甚至于斯曼（Huysmans）这样的左翼改良主义者一起产出的。我们不能决定其路线。”[7]
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环境中工作，但必须保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这意味着独立的刊物、批评和揭露改良主义者，而不是为之添加“左翼”色彩。托洛茨基早就驳斥了这种和非马克思主义倾向进行宣传上的“统一战线”的企图：
“统一战线的前提是群众组织，而你们只是宣传团体。若理念相同，就该合并；若因原则性分歧而独立存在——其唯一正当理由——又怎能开展联合宣传？”[8]
同样致命的是，曼德尔不是利用《左翼报》来建设第四国际的革命党，而是试图跳过革命组织建设直接向群众施加影响。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1962年，曼德尔在社会党和《左翼报》编辑部内多年的亲密盟友雅克·耶尔纳（Jacque Yerna）被工会官僚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之后，曼德尔才私下向他坦诚自己是第四国际的成员！耶尔纳本人对曼德尔的三缄其口感到失望：“也许我会加入你们”，他批评曼德尔不信任他，“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背弃我们共同完成的一切。”[9]
“深入打入”的躲猫猫路线不出意料的结果是，尽管《左翼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一开始的1500份订阅成长到1960-61年比利时总罢工时每期发行数万份，托派组织自己的发展却停滞不前——比利时支部在总罢工时仅仅拥有五六十名成员。《左翼报》上的文章完全不足以解决比利时“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斗争中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激进的“好点子”，更是能够展现这些思想现实性的物质力量——有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最后，由于社会党内的托派坚持隐藏自己的存在，罢工群众也因此看不到一个既有党官僚以外的领导选择，总罢工以社会党官僚的叛卖告终。
曼德尔在古巴革命的问题上甚至更加糟糕。尽管古巴革命具有巨大的进步性，但是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派系以堕落的苏联工人国家为范本，在古巴建造了一个本质上相同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复制了其具有严重缺陷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官僚制度。这些缺陷后来连最诚心推动世界革命的格瓦拉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了。
然而，寻求捷径的曼德尔几乎成为了卡斯特罗领导层的啦啦队员。当他在1964年受邀访古，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纳尔逊·扎亚斯·帕佐斯（Nelson Zayas Pazos）请求曼德尔劝说格瓦拉把反对莫斯科和哈瓦那官僚的斗争带到群众当中中，直接对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发声。当时的格瓦拉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日益反感，并在通过其前妻加迪亚和扎亚斯了解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思想。然而，曼德尔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派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接近“我们的观点”，无需用批评破坏和他们的关系。[10]
甚至在格瓦拉离开古巴后，曼德尔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卡斯特罗派官僚层的幻想。在1967年，他写道：
“工人运动有意识地着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第七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已在古巴革命范围内开始了。……菲德尔以如此明显的方式提出了迄今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代表的观点。……古巴革命……十分清楚地和更加自觉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之前不久，卡斯特罗曾公开宣称：
“第四国际对革命运动犯下了真正的罪行……当它用托洛茨基主义今天在政治领域所代表的愚昧、耻辱和令人作呕的东西玷污这一运动时。”
我们不应惊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古巴几乎绝迹。毕竟，如果要在卡斯特罗派和冒牌卡斯特罗派之间做选择，谁会选后者呢？
曼德尔等人不仅没有为古巴革命提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民主替代选项，甚至还尝试在拉美其他国家复制其游击战模式。曼德尔在1971年写道：
“将武装斗争战略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并日益融合，并确保在群众运动中不断深入渗透：这是在当今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建设革命政党的唯一途径。”
把武装斗争上升到“战略”地位的唯一结果就是边缘化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中的革命工作，将其从属于武装部队的军事需要。这不是将革命党“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并日益融合”，而是将其与其无产阶级基础撕裂。这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如中国、古巴这样建立畸形的工人国家，而在没有广泛群众性（尤其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背景下，这一错误策略只能导致惨败：数以百计的第四国际党员和支持者被杀，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支部丧失了群众基础甚至土崩瓦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理论无法说服人和实践中的一连串失败，曼德尔等第四国际领导人逐步养成了以组织操纵来正当化自己领导地位的习惯，如我们之前在法国支部的分裂上所见。类似地，第四国际领导层还在格兰特领导的英国支部中人为制造分裂，并于1965年将其开除。这一官僚主义作风断送了第四国际自我纠错，成为领导世界革命的组织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在其有意识的人生中，曼德尔始终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这恐怕更多是他道德信念的结果。曼德尔嫉恨压迫和剥削——使他转向社会主义的是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而非《共产党宣言》或《国家与革命》。[11]在他失望的晚年中，同样的情感支持着他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
然而，道德义愤对于做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掌握，就不能对经济、社会和阶级斗争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前瞻，并根据形势变化将其调整和改正；没有清晰的前瞻，就找不到通往工人阶级的道路，而这又鼓励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曼德尔作为一名宣传家，即教授多个既成且复杂的概念给少数革命者，是有一定天分的。但是作为理论家，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具体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并同时深化理论时，他却明显不到位。曼德尔往往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马克思主义通俗作家，但是他始终无法连贯地做到在变化的环境中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教条主义之间摇摆。
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第四国际被证明是巨大的流产，领导层的一个又一个错误将其彻底摧毁。格兰特在《评第四国际》一文中如此总结了第四国际的发展：
“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史上最具革命性和最诚实的趋势，透过对此进程的分析展开了它的工作。从没有广大群众基础开始，我们只有通过对理论和事件的认真态度才能成为一种革命趋势。这是列宁文章中给我们的教训，托洛茨基的写作和活动在理论衰落和堕落时期，可能更是深化了这一教训。放弃这一宝贵遗产，且没有革命群众压力的纠正的联合书记处和其他类似的流派，都变得不负责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认真考虑，而是成为领导集团随意突发奇想的一部分借口。二十五年来的这一进程表明，这些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有机改进。”
然而，由托洛茨基保存下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今日世界仍具有无可比拟的生命力，只有这一传统的理念和方法才经受住了历史和事实的考验——正如格兰特的理论工作向我们展示的。
在激流涌动的世界中，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曼氏和第四国际的悲剧中学习到宝贵的教训。如斯宾诺莎所说，“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注释
[1]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Verso, 2009), p. 15
[2] Ibid., p. 56
[3] 1960年代中后期，曼德尔逐渐认识到“新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即将终结，但他不正确地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长波”的波动（见下一小节），并发展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模糊概念。在当今左翼讨论中，“晚期资本主义”概念主要用于描述资本主义衰败中的各种现象，和曼德尔的理论有所区别。
[4]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5] 同上，第140页
[6]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2005 (Verso, 2006), p. 8
[7] Stutje, Ernest Mandel, p. 72
[8] Leon Trotsky, The Crisis of the French Section [1935-36] (Pathfinder Press, 1977), p. 100
[9] Stutje, Ernest Mandel, p. 82
[10] Ibid., p. 152-3
[11] Ibid., p.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