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尚有困惑的苦力提出的‘什么是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英国资产阶级媒体回答说： ‘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不愿被日本和英国警察枪杀的中国工人；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向血流成河的中国工人伸出兄弟般的手的中国学生；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痛恨那些以暴力为手段的外国人在他的土地上为所欲为的中国农民。’ 东西半球的反动媒体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做出了如此精辟的描述。”（托洛茨基，《“莫斯科精神”：纪念上海被杀害的工人和学生》）[1]
1912年的中国群众刚刚从两千余年的王朝更迭中解脱出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等词汇对于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而言尚且陌生。然而如列宁所言，“生活教育着人们”。正如“生活正通过俄国的战败走向在俄国的革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加剧和中国资产阶级买办的唯命是从中，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中国无产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其中，五四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第一次展现，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文化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
1911年的共和革命留给中国的是满地狼藉，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闹剧并没有解开任何桎梏住中国社会的枷锁——1915年末的袁世凯称帝，紧随其后的1917年，闹剧般地发生了张勋复辟，随之到来的就是军阀割据。这些例子无一不在证明，在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反动浪潮。
社会危机不见好转，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急切地张望着，尝试着一切可以与中国陈腐的“封建残余”做斗争的思想，无论来自何处。不过，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运动吸收新思想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辩证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上“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逐渐被资产阶级歪曲、抛弃、遮掩的思想，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欣然召唤着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亡魂——可是在一个危机的时代，无论荒谬与否，一切思想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陈独秀起初并非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最初寄希望于密谋革命救国的他全面转向了文化领域，举起了民主主义的旗帜。前一个时期运动的失败促成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失望，而中国所面临的持续不断的危机同与之伴生的知识分子的迷惘则又进一步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就是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的背景下，陈独秀认为，在一场“救中国、建共和”的政治革命之前，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于此时诞生的《新青年》杂志便是这一尝试倾向的产物，正如在其第一号杂志的《新旧问题》一文中所表述的：
“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无不根据于人权平等之说。在二百年前，其为君权政治、特权社会固无异于中国，或且加甚焉。乃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权之说大唱。于是对于人生之观念，为之大变。人生之观念既变，于是对于国家之观念，亦不得不变。人生之观念变，于是乎尊重自由。而人类之理性，始得完全发展。国家之观念变，于是乎铲除专制。而宪政之精神，始得圆满表见。是谓之西洋文化。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馀。”[2]
自1915年出版起始，《新青年》从无人问津逐渐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该杂志上发文，销量逐渐增长，至1919年初，已经在中国颇具影响力，可与其影响力相对的却是不断上演的反动闹剧。先有思想革命才能进行政治革命的结论并不如陈独秀一开始所愿般起效。
现实的情况证明，思想观念的“革命”并不会推翻专制，将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中国也并不会改变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现实，仅需纳入“根据于人权平等之说”的“西洋文化”，中国社会便会焕然一新，这一唯心的说辞显然是无稽之谈。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
物质现实的束缚从不会单凭精神上“解放”而改变，反而现实的束缚会使得意识的演进受到阻碍。批判的武器从来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而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建立民主的任务的完成并不能、也不会通过中国孱弱却狡诈无常的资产阶级实现，后文还会更加详细地阐述这点。
社会主义的先声
严格来说，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时间比五四运动来得更早些，但在当时，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环境非常不一样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没有任何系统性的认识，也没有如同欧洲那样对马克思主义长久的研究，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仅仅局限于寻章摘句式的引用。1902年，梁启超便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及马克思：
“……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
显然，这里马克思主义被粗浅地与社会形式的“进化论”划上等号，一切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倚仗的方法和原则被抛于一旁，那么这时候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些什么呢？无非就是些抽象的“平等”原则。于是在梁启超这里，“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徒留一具皮囊的麦喀士先生自然而然地应该成为保守主义者颉德的陪衬。
而此后的十数年间，知识分子大多也只是向马克思主义投去同情的目光，尽管相较于其他的学者对其了解更多，但在当时陈独秀也只是同情者中的一员：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馀。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 主张废弃所有权。 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é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 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u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3]
译本的缺少使得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性的学习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社会主义停留在了空想的范畴，而非建立于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和推论上，这种空想来对“新社会”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下抽象道德原则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也同其他学说一起成为“近世文明”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只是“现代社会”百尺杆头的更进一步罢了。
但历史的发展从不是线性的，有时历史中的十年如一日般静止不变，但有时一日之内发生的事件却如同十年一般。正如我们在下文所会看到的，正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和群众自发性的组织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土壤。
五四运动
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会在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诉求。相反，现实的经济利益要求着他们不断加重和扩大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势力通过战争进行的重新划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善意”和“人权平等”的原则，会仁慈地大手一挥，放弃自己在殖民地和小国的利益的自由派幻想，在1918年巴黎和会列强对中国大使们的羞辱面前被撕扯得粉碎。无论美国总统威尔逊先生说得再怎么婉转动听，事实上世界帝国主义丝毫不打算为中国群众的民族独立问题作出丝毫让步，反而转手将原本被德国占领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
而随着日本在会议上公开北洋政府于1918年《中日参战借款合同》中“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予日本的消息一经传回国内，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就此爆发，北洋政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腐败和无能被彻底揭露。消息一经传播，5月2日晚，北大学生群情激愤，并决定于5月3日举行大会。5月3日，北京大学一千多人同其他大学学生几乎全体参与学生大会并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5月4日当天，愤怒的学生在进入东交民巷各国领事馆无果后，闯入曹汝霖家中，捣毁家具，火烧宅邸，并与前来灭火和驱散学生的军警产生了激烈的冲突。5月7日，警察驱散了示威群众，甚至在5月14日出动了军力试图扑灭整场运动。但北洋政府的无情镇压却更进一步的激怒了整个群众的怒火。5月18日，五四运动从最初的学生示威游行发展为罢课。而6月2至4日北洋政府针对学生的大规模逮捕进一步引起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进展有时需要反革命的“鞭子”来推进。至6月5日，大量的工人参与到罢工之中，群众的怒火已经无法再被遏制。
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工人在整场运动中起到的作用是显著且卓越的。北洋政府曾在一战中向参战的各协约国派遣了数量庞大的工人到法国、比利时、中东和非洲以表忠心，间接地参与到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中。但同时，这为许多工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劳工经验。在欧洲他们可以看到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同胞们是如何组织起来形成工会、采取罢工的，这对中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曾有着在欧洲罢工经验的工人极大程度上帮助了这一运动的组织和扩大，工人阶级在此时展现出来了极大的活力。
知识分子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巴黎和会上“战胜强权”的“公理”正在无耻地重新划分着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其中从来就没有受压迫国家比如中国什么事，而中国羸弱的资产阶级和旧地主们的阶级利益并不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致——前两者更愿意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条横跨阶级而非民族的分割线正在形成，事实上，日后知识分子群体也日渐在这条阶级的分界线上分裂，一方面是庸人的辫子越留越长，另一方面激进者则看向了不同方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俄的成立，将马克思主义带给了最初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一批知识分子，尽管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十月革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当人们震惊于帝国主义的无耻与野蛮之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世界上一切受压迫者指出了方向：一个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内部的封建残余盘根错节的帝国突然成为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的发言所述：“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
帝国主义者忙着在凡尔赛宫的谈判桌上重新瓜分世界、重新分配利益，却丝毫不会顾及受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诉求。威尔逊先生带着来为美帝国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因此，民族自决在这一层面上仅仅是巴黎和会上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间在被压迫国家角力的遮羞布罢了。与之相对的，十月革命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同时，不仅扫除了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统治的落后的封建制度残余，还在与小资产阶级所秉持的“民族利己主义”作斗争，因而诸多在沙俄治下受到压迫的民族也因为十月革命的成果被赋予了民族自决的权利。
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从没有通过一套固定的灵丹妙药，唯一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在民族问题之中始终需要划分出一道明晰的阶级界限。正如列宁所说：“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五四运动时期，只需一看中国的处境，便能明白苏俄对于中国群众的吸引力。在中国领土上有着各个拥有治外法权和特权国家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规定特殊的利益范围、特约通商口岸、租界。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着自己的法庭和邮局。更不用说在商业和工业权益、铁路建筑经营和开矿等方面的特权。而苏维埃政府的上台则成为了照进黑夜中的一束光：
“苏维埃已放弃了接受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州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做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中国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了许可权，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
[……]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物，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除这些要点之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加拉罕，《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4]
《加拉罕宣言》公开地宣布放弃一切在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无条件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尽管在当时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围剿和信息的封锁下，《加拉罕宣言》直到其发布的半年之后才传入中国，但该宣言一经传入，依旧在中国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20年4月初，30多个重要组织（包括全国记者协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上海马路联合会、商界救国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妇女会等一系列组织和团体）直接就此声明与苏俄政府对话。
荒谬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维系自己的代理人地位而继续巴结帝国主义列强们的北洋政府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对这一宣言的态度相当冷漠，继续承认已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沙俄使馆，而非与苏俄政府进行谈判。
在群众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五四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在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并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青年》在1920年9月之后甚至增加了“俄罗斯研究”一栏。
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部左翼同自由主义者之间明显的分裂：如胡适之流的庸人试图批评《新青年》不应谈论政事，认为《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力图将《新青年》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这些头足颠倒终日沉浸于书斋之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固执地进行着思想的“革命”，却从“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而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意识到了群众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巨大潜力后，完成了从民主派向马克思主义连贯转向——显然，一场不触及大厦支柱的革命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永远不能完成民主、独立的诉求。
在中共成立之前，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数量就已经大幅增加，这体现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色左翼政治组织，李大钊所创立的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而随着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访问中国后，李大钊，陈独秀便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0年夏至初秋期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杭州等地都有共产主义小组被建立起来。同年11月，作为党报的《共产党》报在上海创刊了。尽管这些早期的小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政党，小组中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理论混乱和各种意识形态倾向，随着意见不合的成员离开组织，这些小组却很快地吸引了激进的学生群体加入，填补了这些空缺。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是一个只有58名党员的学生党，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的组员也大都是青年学生，但在革命形势和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内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中国革命同不断革命论
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进程是不断革命论的最好体现之一。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一开始知识分子们经验性地望向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意识最先进的那一批知识分子敏锐地嗅到了俄国革命具有的重要意义，并首当其冲地组织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先锋。
为什么在历史上起到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却无法在中国复制同样的结果？这正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是综合且不均衡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在20世纪，世界经济无疑已成熟到可以进展至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别的国家都已成熟。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所暴露的机械性思维忽视了世界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趋势，将视野局限于一国之内——每一国家都必须各自“独立”地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发展出社会主义革命。但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一国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本身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而帝国主义则是世界资本主义达到垄断阶段的现象。
正如托洛茨基所提到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依然存在，这一规律不仅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中显示着效力，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各种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挥着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程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协调。这恰恰意味着，有关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仅仅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来考察。”（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正是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的出现以及对于向别国输出资本的需要，在帝国主义下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其在资本主义早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性，而殖民地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通常懦弱、且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更是无力推动中国的革命（在五四运动后的未来几年中甚至将积极地扮演着反革命的作用），在始终保有退路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口中的民族解放不过是在帝国主义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摇摆——比起外国资产阶级，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在本国的出现保持着更大的戒心。北洋政府的腐败与丑陋在整段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中将这一点体现地淋漓尽致，如五卅运动时期，北洋政府严令军警镇压而帝国主义的血腥扩张本身又会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一大批蓄势待发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遣的劳工，同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的活跃正是这一点的体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预见的：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领导把认为必须先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民族民主解放任务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阶段论”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之前，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本能地接近了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或者如英国史家班国瑞（Gregor Benton）所说，是“发展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s avant la lettre）[6]。
1920年，陈独秀在致罗素的信中写道，“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7]”1921年，李大钊正确地指出，在已经被帝国主义完全支配的世界市场上，没有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空间，“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8]
1922年，思想更加成熟的陈独秀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断然反对国际代表马林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之后更是多次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回到阶级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9]可惜的是，在错误理论和俄国官僚层狭隘利益的驱使下，共产国际的大员们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把中共和中国工人阶级绑在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战车上，导致了1925-27年中国革命的惨败。
如今的自由派们继续撬开一百多年前就被钉死的棺材板，打着“民主革命”的旗号，试图重新穿上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旧衣，事实上他们只翻出了资本主义的僵死的尸体，而这具尸体本身早已腐烂到发臭。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工人，也只有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占据领导地位时，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够真正实现，并且一刻也不会停留于资产阶级民主。一百年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就已经展示了自身具有的巨大力量。那么在今天，拥有4亿城市工人的中国的革命进程已经是世界革命进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之一。当革命浪潮来临的那一天，群众们会发现，他们将挣脱的不只是锁链的一环，而是整条锁链。
注释
[1] Trotsky, Leon (1976). Leon Trotsky on China. Pathfinder Press. pp. 1–30, 666–721. ISBN 978-0-87348-835-8.
[2] 汪叔潜，《新旧问题》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4]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5] 维基文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6] Benton, Gregor (1996).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Humanities Press. p. 12.
[7]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8]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9] 陈独秀致吴廷康，1922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