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鲁迅
以色列应该与世界各国互利共生。 例如,中国就对以色列的科技抱有极大的兴趣。—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当唐纳德·特朗普于9月23日在联合国总部说:“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再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我结束了七场战争……因为我忙于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空话无法解决战争问题。唯有行动才能终结战争”时,恐怕只有最具想象力的马屁精和最信息闭塞的异乡人才会对此信以为真。正如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的数据显示,基于对24个国家内近28000名参与者的调查,人们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信任度不超过34%,而62%的人对他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表示信心不足。
讽刺的是,似乎特朗普每多插手一件国际事务,他大洋彼岸的对手就要多出一分底气。也正因如此,当习近平在20天前的九三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时,他的词句似乎不再那么空洞、那么冷漠了,仿佛他真的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让世界正气充盈、乾坤朗朗”了。
舆论战
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美妙的世界图景的衬托下,如今的加沙局势,却令人不禁想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警句:“他们制造了荒漠,然后称之为和平。” 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78%的建筑物都已遭到以色列的破坏,其中超过一半被完全摧毁。没有一所大学幸存,没有一家医院能够正常运作,98.5%的农业用地被毁。包括下水道和自来水管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已荡然无存。
但从2023年开始,全球的政治领袖们就仿佛被同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匆忙且毫无保留地宣布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反对“恐怖主义”。无论是右翼还是所谓的“左派”,无论是美国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们都在高声齐唱着同一本可追溯至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腐朽经书。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正贪婪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投机,金融巨头也是同谋,它们在被占领土上的投资和股份已高达3000多亿美元。就在这无数的军工、金融、科技和地产企业借由种族屠杀而大肆牟利的同时,欧洲和美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却遭受着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榨。
恰逢此时,中国政府以和平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了。习近平希望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制造混乱之际,将自己塑造成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捍卫者。而站在美国立场的对立面为巴勒斯坦发声则毫不意外更能帮助其增长声望。中国本国群众的反美帝国主义情绪也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部分转移了群众对于经济不景气的注意力。中帝面对群众真诚的反帝情绪故意做出这样的姿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又敢和美国叫板了,而不是畏畏缩缩地和帝国主义对手一起“互利共赢”。

这显然冒犯到了某些人:以色列的锡安主义者和美国的保守派政客都难以习惯批评的声音。内塔尼亚胡歇斯底里地大喊:“他们(中国和卡塔尔)正策划对以色列的攻击,通过西方世界和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我们必须予以反击,也必将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反击。” 但显然,并非一切攻击都是针对他一人;中国的“攻击”显然更多地针对其贸易对手美国,并试图寻求阿拉伯各国、乃至整个所谓“全球南方”民众的支持。而内塔尼亚胡越是在口头上反击,这种民意效果就愈加明显。
显然,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声誉天差万别,并且取决于特定的位置和时间。今天,一个越南工人显然会更厌恶中国帝国主义。但在中东国家,与美国相比,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却似乎是真正关心世界上受苦的人民。早在1965年,周恩来就使阿拉法特相信,中国人民会永远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到了2025年,外交部长王毅在摩洛哥外长面前也看起来熠熠生辉。他表示,巴以冲突已“延宕两年,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击穿人类良知底线”。中方当然也是“深感担忧,深表遗憾”,正如同随便一个资产阶级看客对外国某地的地震都会“深感担忧”,甚至愿意捐些钱财。但与天灾不同,战争与全球资本主义(习近平称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更加深远和有机的联系。维持中帝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在舆论上打击美国的需要可以并行不悖。
中以合作
就像习近平在5月对普京所说的那样:“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政府和资本家阶级的“自己的事”也远不止是揭露美国及其盟友的暴行,而更在于延续其在以色列和中东的经济地位。

早在2017年3月,中以两国便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2024年,中国已经是以色列最大的出口国,出口额为190亿美元,而美国出口额仅为94亿美元。2024年上半年,中国在以色列市场更是销售了3.5万辆汽车,成为了以色列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其中,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占以色列市场的近70%。中国承建的特拉维夫轻轨红线自2023年8月18日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已累计运送旅客2000余万人次。
2017年,中以也签署了劳务合作协议。近几年,中国建筑工人约占以色列外籍建筑工人总数的一半。截至目前,在以中国劳务人员超过1万人。这些中国建筑工人一边受到承包公司的残酷剥削,一天工作12个小时,并需要缴纳高昂的中介费用,另一方面也确实在协助以色列的殖民者扩建他们的私人领地。
许多中国企业还直接投资于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光明食品于2014年收购了在定居点运营的Tnuva公司56%的股份,而这家公司在2021年又赢得了定居点交通线路的运营权,为以色列的殖民计划提供基础设施支持。2016年,复星集团也吞并了生产基地位于殖民点的Ahava化妆品品牌,该品牌早已被联合国定性为非法殖民者企业。大疆公司的无人机更是被以色列军方、警方和私人公司用于对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进行监视和人群控制。2018年,以色列公司 Ispra 开发的 “旋风”(Cyclone)防暴控制系统,正是安装在大疆无人机上,用于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的。
讽刺的是,就在中国资本忙着在被占领土上大赚特赚的同时,中国外交官却在联合国安理会虚伪地敦促以色列“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要求其“遏制定居者暴力”。这种“双重标准”彻底暴露了中国在巴以问题上以所谓的“人道主义”不过是为自身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增光添色的工具。不光如此,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现任主任潘岳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学习以色列的“定居殖民主义”,侵占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并取代原居人口。他2003年的博士论文中甚至宣称,“超大规模的移民将改善西部地区的民族构成”。
就连对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持批判态度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也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投资,恰恰相反,待到危机稍有缓和,中国一定会“重新发展”与以色列的经济往来。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曾经写道过,帝国主义者自身也会针对别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反帝国主义”。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中就曾强调,他们要力图解决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比如印度、纳塔尔(南部非洲)、荷属印度的运动。但是,用一种“具有善意”的帝国主义来反对其它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欺骗。
中国与以色列的经济往来恰恰证明了,帝国主义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在美国和以色列存在,在中国也以“大型国有企业出海”和“一带一路”的名义进行扩张。
帝国主义国家必然会加紧抢占中东这一最重要的能源产地。不同于美国,中国并不具备页岩油和页岩气的技术优势和自然禀赋,在中东地区也没有可继承的政治根基。因此,它只能一方面寄希望于更先进的“可持续”能源,另一方面维护与世界主要产油国的经济联系,而对以色列的谴责正好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在该地的声望。
但除了争夺能源和原材料产地外,各国帝国主义势力也需要争夺资本输出地和“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交易、取得租让、获取垄断利润等的范围),在产能过剩时尤其如此。当前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为74%,是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电车产业在2024年的产能利用率更是仅为49.5%。在国内,企业之间为了销售产品而陷入混乱的价格战,不得不在亏损中维持运营。而恰巧此时,中国汽车在以色列的整体市场份额却从2021年的1%增加到2025年的29%。据以色列商务领事海本继(Ben Haimi)称,“以色列是中国电动车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仅次于墨西哥和俄罗斯。”这一切都确保了,中国不可能不顾本国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削弱其与以色列的经济往来。
因此,尽管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工人和青年的愤怒,但中国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谴责不过是一种“嘴皮子功夫”,这并不妨碍其继续加深其与以色列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也很明确:主要敌人在国内!我们将通过推翻我们自己的统治阶级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9月15日,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在回应内塔尼亚胡控告中国“信息围堵”以色列时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句中国俗语强调解决问题不能治标不治本,而要抓住根源。” 然而放眼望去,中国外交部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既不包括暂停对以色列占领区和军方科技的投资与合作,更不可能封锁与以色列的全部贸易了,而只是在口头上呼吁“遵守国际法”并维护“两国方案”。
包括奥斯陆协议在内的获得资产阶级国际共识和“两国方案”,是在巴勒斯坦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谈判达成的。巴解组织(PLO)领导人不光放弃了所有在“大灾难”(Nakba)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并且同意巴勒斯坦使用以色列谢克尔作为共同货币,从而建立了殖民地式的经济依附关系。尽管建立了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但他们的作用似乎也只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而不是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协议签署三十年后,由于前往“以色列”的工作权利受到侵蚀,而更多的工作机会却集中在以色列——这是因为整个巴勒斯坦经济被锁定在对以色列的殖民依附状态,其58%的进口和约86%的出口都依赖于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的失业率飙升,如今已升至24%。根据2023年9月的民调:64%的人认为现状比奥斯陆协议前更糟;71%的人认为当初签署协议是错误的。即便是巴勒斯坦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拉希德·卡里迪也认定,两国方案和奥斯陆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在呼吁“两国”方案的过程中,中国帝国主义者始终缺乏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建议。有必要问一问:协议由谁谈判?由谁执行?
现如今,加沙地带失去了几乎所有基础设施和绝大部分居民建筑;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的经济也处于对以色列的殖民依赖状态,其58%的进口和约86%的出口均由以色列提供。
西岸地区的权力机构和执政党法塔赫已经成为了一个腐败的小集团,并促使不满的民众转向哈马斯领导的武装斗争。如果仅是建立一个由法塔赫和哈马斯掌权的独立飞地,以色列必定会利用两个权力机构的冲突来分裂巴勒斯坦群众,并试图通过殖民地买办阶级来统治巴勒斯坦。
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将以更残酷的条件压迫在以色列占领区工作或定居的阿拉伯人,并向依赖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收取高额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费用。
因此,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必须基于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王毅所呼唤的“两国方案”已经彻底破产,而真正的解放需要更根本性的变革。任何改良道路、国际压力或“和平协议”都只能维持当前难以容忍的现状。
巴勒斯坦人民不能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加沙地带的工人阶级力量已在以色列残酷的屠杀中损失殆尽。巴勒斯坦必须努力争取与阿拉伯地区和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重点是周边地区的约旦和埃及的工人阶级,进而联合整个阿拉伯地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从一开始,约旦民众就积极寻求援助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姐妹。 早在2023年12月,小店主们响应了巴勒斯坦工会发出的罢工号召,导致安曼、伊尔比德和其他城市整条街道被关闭。战争爆发后,大规模示威活动被立即发起,并几乎每周都在进行,一直持续至今。而在埃及,半途而废的革命进程对阶级意识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国家不断用旧政权的傀儡填补这一真空,并利用革命运动的声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由于缺乏独立于政权的革命组织,革命的溃败曾使得热血澎湃的群众感到迷茫。但巴勒斯坦如今成为了一个凝聚埃及革命力量的重要节点,埃及政府对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残酷打压也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在世界范围内,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阶级群众也用切实的罢工和抗议行动撼动了靠种族屠杀牟利的资产阶级秩序。
巴勒斯坦所需的革命必须挑战资本主义秩序和民族边界,直到以色列帝国主义及其盟友都被彻底粉碎,并满足所有散居各地的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群众对土地、工作、住房和有尊严生存的迫切需求。这首先意味着地区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建立一个地区性的中东社会主义联邦。
可惜中国部长们的怜悯心少得可怜,甚至不愿意减少一丁点对以色列的投资,由此可见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毫无兴趣,而打倒所有帝国主义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地工人同胞们的肩膀上。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来说,主要的敌人首先是中帝统治阶级。中国的工人只有依靠自己,首先推翻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推翻这一建立在不断的战争和恐怖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建立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