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许多中国的左派都注意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在复杂混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以“皇汉”为首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尤其引起了左翼的警惕，使得不少后者开始严肃思考：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无可否认的是，呈现于互联网上的此类民族主义表达大多都是极其反动的，乍看之下皇汉之流的言论仿佛颇为常见。但是，仅仅基于这些看似可怕的表象就直接得出悲观结论，这种方法并不是科学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对这一趋势进行认真和理性的分析，准确地了解它们的内涵和实际影响力，识别出其成因和根源，从而制定根除这种反动现象的斗争方法。
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和过去有何不同？
就作为一种一般性现象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要辩证地了解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所代表的具体内容。
现代的民族主义并非“自古以来”就有。事实上，各个国家内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是与本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方便意图掌权的资产阶级在反对旧制度或外族压迫时动员群众，一方面为正在或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并帮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不过，这种一般性的阐述还并不足以解释民族主义在各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率先兴起并扩散。但是其他地区则是被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以及而后的侵略和殖民行为带进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在这个情况下，过去曾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例如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真正摆脱列强支配的主权国家，恰恰不能指望已完全臣服于外国列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民族解放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不可避免需要靠工人阶级带领广大劳苦大众来完成。
但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斗争也就必然同时冲撞资本主义本身。在中国，民国革命的迅速破产就让许多解放斗士理解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般都是从民族解放的思想出发的那批意识最先进的中国革命斗士，都在后来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诚然，也正是1949年那场废除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才真的完成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任务。
但当前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强的帝国主义力量，早就不再弱小。今日中国互联网上的许多民族主义趋势，不仅没有了过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经常连带的那种国际主义关怀、同情同属被欺凌之列的别族劳苦大众，反而愈发多地强调着自我至上、欺凌弱小。那么，为何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是这种具体形态，甚至发展出了“皇汉”这种极端右翼的种族主义思想？
事实上，这都与中国自改革开放重建资本主义后的整体社会演变、以及自2020年以来全球帝国主义秩序的改变紧密相连。若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那么任何的解读都必然会是片面的，且一定会得出偏离事实的结论。
1980-2000年代：资本主义的重建，自由派的兴起以及各方对它的反应
中国民族主义在近十年的兴盛，其实是在回应它于前一个时期的相对低迷，那也正是资本主义逐渐在中国被重建起来的时期。考察这一低迷期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在近年回应它时的具体立场和形式。
1970年代末期，由内部官僚弊端、贪腐和错误计划的累积，各个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都纷纷陷入严重停滞，中国也在此列。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预测到：一个计划经济如果迟迟没有获得工人民主以及世界革命的重启，那它就会面临反革命的威胁，或是官僚自己走向重建资本主义。
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没有任何意愿在中国实施工人民主或推进无产阶级国际革命，他们反而不断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开始采取向市场经济退让的措施来振兴经济，这也一步步在中国重建起了资本主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特权阶层出身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改革派官僚，构成了所谓自由派的主要部分。一方面，他们希望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来得更加迅速一些，因此有别于在市场道路上谨慎摸索的邓小平等官僚。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尚且没有胆量与中共和其所基于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叫板。在这种条件下，自由派为了正当化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立场——想必也是出于他们对西方的狂热崇拜——创造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贬低本民族的本质主义立场。
由部分自由派官僚主导制作、在1988年首播的节目《河殇》是最能概括此时中国自由派思想的宣传之一。其核心可以简要概括为：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河流文明”有着先天的“劣根性”，自然会带来威权主义、落后、愚昧等保守品质，而作为“海洋文明”的西方文明则天生“先进”，其“先进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这一思想现在看来无疑是十分荒唐且愚昧的，但对于当时的自由派来说，他们终于可以在一种民族本质主义中找到了依据来正当化立刻贯彻落实资本主义反革命：拥抱“先进的”西方民主和市场制度才是中国摆脱其根本问题的方法。1991年，Then-yu Lau和Yuet-keung Lo 就《河殇》专门写就的论文指出：
“这部纪录片倡导‘全面采纳西方思想 ’和‘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引起了党内领导人的不满。 ”
这种言论显然不止会让中共不满，对普通劳苦大众而言，必然也是相当难以接受。
之后，以柴玲等自由派学生领袖所领导的六四事件被镇压后，中共当局加大镇压自由派势力。群众斗争受到重创，短期内不大可能重启。加之自由派领导声名扫地，其势力也被镇压。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后面的一整个时期内都没有给自由派提供误导或劫骑群众运动的可乘之机。于是他们便只能更加变本加厉地用中华民族本身的所谓“奴性”与“愚昧”指责群众不支持自由派，为自己的尴尬处境找借口。
邓小平南巡彻底推进改开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重建彻底完毕。不过中国的整体国力仍然落后于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各个帝国主义，且仍然在各方面遭到后者的打压。对于中国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时期无疑充满了苦涩、无奈、与愤怒的回忆。90年代中国工人斗争的消退，让整个产阶级陷入了疲惫与被动。在本国之内，他们不满于自身的阶级利益遭到了攻击，不满于资本主义重建初期遍地的犯罪、投机倒把与不平等；对于国际事务，他们既对中国接连遭到美帝的挑衅与欺压感到愤恨，又对中共对此毫无对策充满怨言。
与此同时，对为什么需要放弃工人国家重建资本主义，中共无法解释。于是它只能在对内政治宣传上越发仰赖民族主义来为自己提供掌握政权的合法性，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与社会主义毫无干系的反动口号标榜为官僚的核心任务。而在当时，反对资本主义重建的“老左派”知识分子，因为不理解只有国际革命和工人民主才能拯救计划经济、避免中国重回资本主义，导致他们无法提供替代市场的政治革命方案，自然也无法解释出路何在。于是老左派们也只能接受新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洞民族主义叙事，不能以具体的阶级纲领来为代表旧制度的毛泽东作辩护。
然而，民族主义本身所鼓吹的乃是本民族的强大，但强大终究还是需要事实来证明。
对中国的无产阶级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尽管此时对中共乃至中国本身都十分失望，他们也并不准备同自由派一般向美西方帝国主义投降。这点从美帝轰炸南联盟、南海撞机事件之后工人的普遍怒火，再到911事件发生时那种“终于轮到美帝吃亏”的喜悦情绪中可见一斑。
与其相对的是，正是因为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其整体相对弱势的国际地位仍然存在，“河殇论”在当时貌似仍无法被证伪。自由派也因此仍然高度活跃在中国的公共媒体报刊以及知识分子圈层内，并有着很高的影响力，连同当时的客观政治经济因素一并阻碍着中共所推动的民族主义兴起。
哪怕此时中国无产阶级愿意接受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无法使前者有足够的底气去拥护民族主义，并以此去反驳自由派的论调。但无论如何，中国劳苦大众这种对于帝国主义本能的阶级仇恨传统，是无法与自由派之于西方的吮痈舐痔信条相兼容。这种矛盾也为下一个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在群众中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2010年代中期到2022：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衰落
早在2012年，中共就借着钓鱼岛、黄岩岛的领土争端，开始加强煽动群众中的排外情绪并为其政权争取支持。这些煽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是未能彻底在舆论中压倒自由派的声势。
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同自由派的对抗格局，在2010年代中后期终于得到了逆转。此时，中国靠着大规模举债挺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且其中对基建和工业的投入开始初有成效，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摆脱了对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加工贸易的依赖，开始转向采用中高技术的复杂工业产品的制造与出口，并逐步增强了资本输出。这一切使得其国内经济表现与生活质量得到肉眼可见的提升。中共在2013年提出的、旨在扩大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带一路”计划，及2015年提出的、旨在推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为强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便都是基于这些经济成就，体现出201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提升，其野心也随之扩大。
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则普遍开始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2008年经济危机使得许多西方主要国家遭到重创，他们因此转向或加强了紧缩政策，导致了本国工人阶级对执行这些紧缩攻击的建制派政客的愤恨增加，以及对改良社会问题的愿望增强。然后从2016年左右开始，西方传统建制派政客不得民心，改良主义者（例如美国的桑德斯）屡屡失利，这又给右翼民粹主义的开始抬头提供了条件。特朗普2016年末的第一次当选就是此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其第一届任期内乱象频出，也使得许多中国群众开始认真审视自由派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西方政界内的混乱进程标志着这些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不似往日稳固，尤其是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洋相更是意味着其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开始了极其猛烈的民族主义宣传攻势，并以此为“维稳”铺平道路：即加大扫荡一切国内反对中共势力。因此，除了一如既往地赞扬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自身对所谓“领土完整”（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坚持，中共的这种民族主义还和三种具体的否定紧密绑定在一起：否定中国自由派的亲西方宣传、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否定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从中共的宣传论调中切实体会到了畅快的“扬眉吐气”：现在的中国终于可以不被西方国家欺负、中国的劳苦大众终于可以不会在被中国自由派贬低时哑口无言。自此，自由派的民族劣根性论调开始在中国舆论中被边缘化。而中共也有意识地利用了中国自由派普遍极端亲西方的特性，调动群众发起对包括自由派在内的“反华势力”或是“境外势力”的敌意和攻击。
随着自由派声势逐渐被压倒，左翼力量事实上也在中国的舆论中得到了复苏。然而，中国舆论场主流左翼中的很多人仍旧把中共专制政府视作非资本主义的、乃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只是遭到了“走资派”或“资本势力”的腐蚀和威胁。在这种认识下，他们认为中国相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崛起仍然是进步的，或至少是“小恶”。中共为了加强自身在无产阶级中的吸引力，合法化自己的当权，事实上也在帮这种“左翼”论调煽风点火，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标榜成“非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因此，在舆论中开始广泛传播的左翼趋势部分开始同成功推销到群众中去了的民族主义合流。当然，中共所标榜自身的这种“社会主义”，其实抽离、扭曲了一切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的特征。
在2019年到2022年期间，中共鼓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高峰。此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为中共进一步证实了其民族主义论调的“正确性”提供了便利。2019年中美贸易战白热化，进一步加强了许多中国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同年香港的民主运动最终被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劫持，直接导致了许多中国群众将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派直接邀请西方干涉、意图分裂中国这两点联系到了一起。在紧随其后的新冠疫情初期，中国防控的相对成功和西方政府的无能形成鲜明反差，也让许多群众认为本国威权制度相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已然得到了证明。
在这一时期的条件下，作为“皇汉”之前最突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入关学”便顺应诞生。其在内核上仍是中共官宣的逻辑，即认为中国的整体国力、国际地位、乃至制度优越性已然超越了西方。基于此“入关学”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应当放弃以和平手段换取西方国家的认可与接纳，反而应当借助军事力量击垮当今的西方制度，取代美国，并以中国为中心去树立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其中，有些人甚至把这种帝国主义主张形容成“输出革命战争”，给予其“左翼”的外衣。
“入关学”兴盛时，中共对其持相当纵容的态度，并在国内以所谓的“战狼外交”来反哺这一趋势。但是中共放任“入关”思潮肆意猖獗，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入关学”的追随者们不断抬高中共的帝国主义实力与“历史使命”，但最终意识到中共其实无法实现那些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狂野幻想时，这些人甚至会将不满指向“背叛”这一期待的中共官僚本身。
2022年到2025年：陷入迷茫的民族主义
中共那套民族主义在群众中的由盛转衰，可以说是起于疫情中期。
最先让民族主义最强硬的支持者受到打击的，是美国时任众议长佩罗西于2022年8月的访台事件。在中美高度摩擦的背景下，中共当局一开始对佩罗西的访台计划展现了相当强硬的态度，外交渠道不断放出“严重后果”、“美方付出代价”等威胁。在沸腾到顶点的民族主义情绪渲染之下，许多中国群众认为这种强硬辞令是在暗示：中国将会与美国和台湾发生武装冲突乃至彻底开战。不少支持“入关”的民族主义分子则摩拳擦掌，以为中美决战即将到来。
然而，当佩罗西专机落地之后，中共对此除了强烈谴责外毫无作为。击落专机、与美国开战的民族主义狂想并没有发生。诚然，从中共的利益角度而言，贸然与美国开战的代价还是太大了。但这仍然在对民族主义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既是中共巨大的“背叛”，也是“入关梦”的破灭。中共最终被自己辛苦培植的民族主义趋势反咬一口。出于对群众愤怒的忌惮，在专机落地之后，中共立刻封锁了微博等社交媒体一夜之久。哪怕之后中国对台湾进行了高强度的军演来找补面子也无济于事。
同样在2022年，曾经帮助维持中共政权的“动态清零”政策也转向了它的反面。加强的封锁政策重创了中国的经济与制造业，政府负债率也不断上升，许多地方政府濒临或是宣告破产。无产阶级更是深受其害，在经济和心理上都饱受煎熬。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清零政策在应对疫情发展上的不现实，劳苦大众想要恢复稳定生活的诉求愈发与中共不切实际的疫情方针相冲突。加之封控期间种种社会乱象丛生，导致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降低。而这种群众过去对中共的盲信，正是前一时期民族主义趋势泛滥的社会基础之一。
疫情期间和之后的几年，绝对体现出了“数年的改变在数月中发生”的那种意识剧变。中国青年和学生恐怕是意识上最受冲击的群体。许多学生不仅在三年疫情期间完全没有体验到正常的校园与社交生活（甚至一些学生高中三年是完全在隔离中度过的），哪怕是在毕业之后，面对的也是完全灰暗的前景：经济持续低迷、解封遥遥无期、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看不到中共所许诺的民族复兴，也看不到经历过改开的父辈所许诺的光明未来。前一个时期，青少年中“小粉红”盛行。但现在这个原本最容易认同民族主义的群体迅速且普遍倒向了反建制、反威权的立场。其中一部分甚至对资本主义也不再有信心，因此也不会再为民族主义所编织的图景买账。
紧密和中共宣传绑定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事实上自从202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先前的肥沃土壤。民族主义意识固然依旧存在，但是先前可能接受甚至鼓吹它的众多社会底层人士已经在具体的工人和社会斗争爆发后——以及深深体验到经济放缓对工人和年轻人的巨大压力后——将其放置一旁。
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让群众的意识快速向着各种方向发展。郑州富士康工人罢工的成功不仅使得中国群众意识到中共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也就此点燃了疫情后持续两年多的罢工运动与群众运动接连爆发的时期，该时期一直持续到2025年中的江油事件才开始逐渐平息（虽然罢工仍然在零星持续）。在白纸运动之后，越来越多青年也终于有机会开始接触到各种激进的政治表达，其中部分就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他们成为了当今更有组织的各式左翼刊物和团体的基础。更加自发但是普遍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也在无产阶级中弥漫，并时不时得到集体性的表达，使得工人普遍对民族主义思想更加免疫。自由派甚至也短暂地得到了复苏，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各种境外宣传机关的断供，和西方声援巴勒斯坦运动期间“民主政权”对各国抗议屠杀的群众的镇压，则迅速让他们再次失去了受众。
皇汉的登场
当然，中国依旧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在反对自由派叙事的同时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不满于上述中共民族主义宣传中的种种矛盾、“背叛”、与破产，但与此同时这种反中共意识却没有受到2022年开始的各种社会性运动的正面影响，并因此转向了某种更加纯粹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就产生了今天人们所谓的“皇汉”群体。
如果我们抛去那些古怪的阴谋论，将皇汉流派内可以算作是政治性的不满概括下来，其内容无非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文明因为满洲女真人的征服与压迫而陷入衰落、汉人时至今日也遭到“满遗”的压迫、而中共也在通过其“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团结政策”继续压迫汉人。
皇汉前身的缘起，是基于一小部分人对当今中共少民政策的反对和对少数民族的敌意和歧视，进而演进为对中共民族主义历史叙述的反对。中共为了合法化自己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其民族主义史观强调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因此自然将清朝的合法性包括在内，并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咎于列强入侵，即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但皇汉认为衰落的起点在于清朝开始统治，是民族甚至种族之间的冲突和优劣。因而皇汉在今日反对中共少民政策，反过来要求对汉族至上地位的承认和对少民的打压。
反驳这种荒谬主张并不是本文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都可以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的兴衰做最基本的解释。而了解任何中国现状的人也应该都能意识到，中国的少民工人不仅和汉族工人一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还在额外受到中共民族融合政策下的民族压迫。
至于所谓“少数民族优待”的说法——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计划生育相对宽松、对少数民族从宽的司法政策——这种牢骚在皇汉蔓延之前其实已经零星存在很久了，只是从未成为主流。不仅如此，就资本主义重建在各民族间制造出的不平等来说，这些政策根本是杯水车薪，只不过是中共企图敷衍少民的作秀。
至于那些更加荒谬的，皇汉基于神秘学、谐音梗、和纯粹想象力所发明出的“伪史”，则更加不值一提——它们已经成为了许多群众茶余饭后的笑料。
然而，今日皇汉兴起的基础是很直接明了的。其得以兴起的时间点，恰恰是前一时期中国激进社会运动暂时的退潮前后。这也就是为什么皇汉分子看似完全没有受到上述社会运动对意识的激进影响。固然有一部分人完全不知道中国有罢工，甚至不知道白纸运动及其具体影响。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暂时性的上涨陷入了停滞。
自从2025年底四川江油群众斗争后，中国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下一场大规模的自发激进群众运动。中国的罢工也在一段时间的上涨后陷入停滞，虽然现在仍然能够偶尔看到罢工与劳资纠纷，但罢工的规模、组织性、和斗争性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质的提升。危机的压力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但群众又看不到一种革命性的广泛工人运动，面对无望彻底改变当下现状的局面，部分群众是会在原子化孤立的情况下，走向一种必须捍卫自身既得利益的零和博弈心态。
皇汉的种种逻辑事实上也和上述提到的一样，将他们所遭受到的生活质量的下降归咎为“少民优待”或是历史上的“民族冲突”。这一现象与西方近期被资产阶级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趋势类似：都是在右翼分子煽动下，无产阶级将自身的困境错误归咎到少数群体身上而非阶级矛盾之上，进而导致本阶级被分化。在过去一整个时期，严肃且正确的左翼思想在中国主流舆论中的缺位，无疑这一现象未能被解释和纠正的原因。
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群众意识？
在认真考察了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转变之后，我们可以如下结论：
首先，皇汉的出现并不代表无产阶级整体正在加速沿着民族主义持续右转，反而是中国民族主义趋势在广大无产阶级中开始失去吸引力、反建制情绪增长的进程中所产出的畸变。所谓“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的道理，用在此处是十分恰当的。
其次，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生活会教导你一切”。意识首先是在事件的鞭策下发展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无产阶级之中失去基础的先决条件，是导致群众无法像前一时期一样生活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群众运动的飞速、跳跃式发展。固然，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先锋队，这一发展不会从自发转向自觉的革命结论。但同样不互斥的是，群众普遍反建制的甚至是向左的意识转变和激进化，首先是客观条件所驱使的结果，而不是某种人为灌输的结果。
就比如，一般人今天早已不再听信中共官方的民族主义前几年的那种进攻型宣传。暂时还容忍中共，也大多是基于一种比烂心理——毕竟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确实还没西方那样深重。今年年初一时爆火、并短暂得到中共支持的网红“牢A”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其暂时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直接宣扬祖国的好，反而是通过一种近乎猎奇的、对美国人民在紧缩政策和低社会保障下的悲惨生活的描述，来起到侧面衬托中国社会优越的效果。但是许多中国劳苦大众早在25年初的小红书“中外对账”时就得以一窥国外工人们的真实处境与意识，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反应并非是某种沙文主义式的得意或是落井下石，反而是一种朴素的国际主义共情。这些现象便是意识转变的体现。
同理，今日革命者的任务应该是为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在下一批运动中的飞跃做足准备，也就是在此之前就加紧建设革命党的力量，把社会中最先进的力量组织进其中，而不是将其稀释进某种“开化民智”的抽象使命中去——不要忘记，这一错误也是自由派在处理它和群众关系时最致命的问题，他们机械地轻视和贬低群众的意识发展进程。
最后，皇汉或是比如“入关学”等近期出现过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应该被视作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这不是一个服务于垄断金融资本、在线下旨在以烧杀掳掠等方式暴力粉碎工人阶级运动及其组织的、由右翼小资产阶级和浪人无产阶级组成的反动群众运动，而是仅存在于互联网角落内的虚空思潮。
皇汉思想本身确实带有许多反动要素，乍一看也许与人们眼中代表法西斯思想的种族主义颇为相似。但我们要从辩证唯物的阶级斗争角度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为垄断金融资本服务来粉碎击垮工人运动和组织。
可是哪怕皇汉本身的一些潮流真的发展为法西斯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定要分清楚法西斯主义思想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持有法西斯思想的零星反动分子无时无刻都存在，但作为一股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而存在、被统治阶级动员起来摧毁无产阶级运动和组织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则又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警惕法西斯运动，是因为我们要仔细分析具体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和他们的性质，找到击倒他们、捍卫工人斗争的方法，而不是因为我们要警惕每一个持有法西斯观念但其实对运动无足轻重的反动个人。
让我们回顾本刊以前提到的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定义：
“当资本主义危机深化，阶级斗争达到革命性的高度却无法夺权，而军警、媒体甚至波拿巴主义独裁等资产阶级国家‘常规’手段也无法为统治阶级击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时，统治阶级就有可能诉诸危机中绝望、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浪人无产者的群众运动，以粉碎无产阶级的运动、组织和领导层。取消言论自由、结社权、选举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是其反动中的一环。”
当前的皇汉分子在中国的人口占比中是少数中的少数。它们没有任何的组织，没有明确的领导、纲领、与方针，没有线下组织甚至是任何大规模的集会。它们敌视的是一个最为抽象的、被虚构出来的敌人（哪怕是皇汉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敌视，目前也没有被大规模转化为对少民的攻击或是暴行），而不是具体的工人运动或是整个工人阶级。
此外，中国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当前还有着充分的镇压群众运动的力量储备。在当前条件下，如果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真的需要粉碎工人运动，它们完全没有动员起皇汉分子这点蛆虫的必要。更何况，中共将皇汉视为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一种不安定因素，而皇汉对中共的看法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皇汉分子完全缺乏被组织成一股法西斯性质社会力量的关键物质基础——即统治阶级的扶植。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各个阶级的立场都逐渐与自身利益对齐的当下，皇汉分子没有任何能够回应无产阶级诉求的纲领——这也就是为何这种思想最终只是一种流氓思想。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无产阶级，且这一无产阶级尚未被打败。恰恰相反，它甚至还没有认真地动员起自身来！目前中国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到来，甚至前革命时期都还不在今日的日程上。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一代中国无产阶级向左激进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如果无产阶级继续尝试发展自身的斗争、且如果革命党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那么我们就会更直观地看到当前向左激进化的人数和力量，会是远强于向右激进化的趋势的。
对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仅要求革命者保持对反动力量的客观准确衡量，更要求我们保持对自身分析方法的科学把握和应用。因为将一切右翼现象都粗暴地归纳为“法西斯”的后果只会是削弱斗争。在此值得再次指出我们先前的观点：
“如果中国革命者误读了当前局势，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胜利或是迫在眉睫——这在现在的条件下无疑意味着中国工人运动将面临一整个时期的反动和退潮——那就极易对工人阶级丧失信心，并犯下三种错误：（1）灰心丧气，陷入消沉；（2）在绝望中寻求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政治趋势结盟‘反对法西斯’，陷入机会主义；（3）责备无产阶级群众‘落后’，寻找不存在的‘捷径’，陷入极左宗派主义。”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真心是因为想要促成阶级斗争的胜利而把皇汉分子视为敌人，那么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来准备条件：一个革命党。归根到底，偏见、歧视和民族仇恨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中有机形成的阶级团结来消灭，而造成无产阶级一切痛苦和分裂的元凶——也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只能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力量来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