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按：本文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读者的投稿。如果你对我们的理论和分析感兴趣，也同意革命手段和纲领的必要性，那就加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帮助我们扩散革命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力量，为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野蛮主义的早日终结尽一份力！】
一百年前的1925年，中国工人阶级用他们自己的双手掀起了一段长达数年的革命浪潮，却在当时共产国际错误的指导下以血腥的失败告终。但而后的中共官方说法内，不管是在哪个时期，都没有对这段英勇的斗争和惨痛失败作出任何可用的结论，只不过是不断重复一些教条。而当时已经对中国情势作出正确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世界革命者，就只有托洛茨基，而这本《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也不只是对中国，而是对全世界革命者们有着重要学习价值的文集。
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者不会悲天悯人或者是沉浸在无限对过去的“如果”猜想。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并没有随着棺木的敲下而彻底丧失生命，因为他们不是继续听信斯大林漏洞百出、自欺欺人的吹嘘和中共定下的“正确”的历史解释，文字捍卫破产的方案在他们这里替代不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们不是简单地将国民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失败归咎于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而是端正视听，严肃地考察国民革命本身之得失，特别是其中中共所口口声声自称着要进行的革命遭遇失败的原因。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道路
斯大林和完全受莫斯科官僚集团操纵的共产国际与苏中两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所主要分歧的点，无外乎苏维埃问题、中国革命性质问题、革命领导权问题、国民党的性质问题等和由以上所综合体现的两种革命理论，即不断革命还是阶段革命的问题。
不断革命论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是像如今网络上的毛主义者们所津津乐道地污蔑，或者像中国的键政网民最喜欢的游戏《钢铁雄心4》中苏联的国策“永恒的革命”所错误地翻译的那样，是一种如宗教般要求永远进行无休止的革命的理论。没有比这更可笑的歪曲了！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在落后国——就是被帝国主义支配、政治经济发展仍然大致上处于前资本主义形式，但有部分工业发展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往往与旧的封建利益与资产阶级的深厚相连有关）无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必须由接管过革命领导权而率领着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将革命通过由工人苏维埃掌握政权和实施国有化计划经济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才能够维持住革命政权，并且在对世界革命的尽可能的推动及其反过来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完全胜利。与之相对地，阶段革命论却是主张要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发展了“良好的”资本主义以后，再在这样的环境下去组织社会主义革命。
试图在中国实践阶段革命论的人无非是看到了殖民地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列宁从未让民族解放斗争超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即使是在殖民压迫之下，即使殖民地国家的海关自主等民族解放议题是这样地和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列宁也从未这样提出，殖民压迫下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内在的革命性”，而比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更革命。恰恰相反，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后者往往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推翻、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完全可能为资产阶级提供深化和扩展剥削的机会 而支持民族解放，一方面却又始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即“同他们一起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会在“平等”地压迫在各个阶级头顶的帝国主义压力下走向革命，无非是孟什维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后者曾可笑地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应该是封建主义和贵族压迫的必然产物。
与这样的癔症相反，托洛茨基指出：
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性质和政策的问题，是由该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关系决定的，是由斗争在其中展开的历史世代决定的，由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整个帝国主义或它的个别部分的依赖程度决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以及它与国际革命运动的联系状况决定的。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土地问题是这样地与资本主义关系“病态地交织在一起，土地问题就越是不能通过上层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与城市工人和贫民紧密联系的农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就更加必要。”地主的任何就土地问题的微小妥协都不会使遭受数千年压迫的农民就此满意，而民族资产阶级和诸多反动势力则恰好在农村拥有大量土地。然而，即使是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平分土地，也不能为中国提供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中国同样紧迫地要求国家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而这就意味着从世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解放。在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群众所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的规模和极其尖锐的性质的条件之下，必须要认清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所扮演的帝国主义买办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明确革命任务，像由毛泽东提出而事实上抛弃的说法那样，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反而“痉挛地抓住资产者和地主的联盟，并让自己的群众工作服从这个联盟的政策”。
然而斯大林之流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如此的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至于《真理报》《消息报》等竟然即使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还在鼓吹统治革命中国的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
由此我们发现，中国革命的环境与俄国十月革命前所处的环境不无相似之处，中俄两国的本国工业都有来自外国资本的巨大影响，地主的利益都与资产阶级的利益高度绑定，中国的农民数量更是远远多于俄国。更重要的是，两国本来都不属于至少发展到成熟地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下被迫跨越一个历史阶段被动地较晚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国。
然而，相较于在俄国，决定了1917年革命爆发的的这些客观社会历史因素在中国是以更为尖锐的面貌出现的：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环境面临着超乎单纯的经济影响的包括军事控制在内的殖民压迫，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手掌心下苟且求生；一方面，中国的无产阶级从拥有代表自己的革命党之初便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联系。也由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将会比在俄国的情况更加不可调和。中国共产党就曾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正确地把握了这样的形势：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国民党与共产党
正是在这种严峻地对立的局势之下，清楚地知晓自己的懦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成功得到了共产国际慷慨的保障。这来自一场发端于严肃分析的缺乏和对列宁教导的遗忘的误判。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于1922年发起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这场罢工促使万余名水手加入国民党，再结合当时国民党的松散结构，马林向共产国际说明了国民党与工人的紧密联系和其受到影响而改变党的组成的可能性，并说服了他们。事实上，国民党被描述为一场革命的民族运动，一个由知识分子、支持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成的集团。
在这一基础上，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采取了远比国民党本身更懦弱的妥协退让策略：即使是国民党提出了真正让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附庸的小尾巴的《整理党务案》时，他们仍然采取的是让步的策略，并最终造成了共产党员要“遵守国民党的纪律”，甚至没有“批评三民主义”的自由的局面：
“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的退让是组织性和原则性的退让。他们同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甚至同意接受一份宣称孙中山的学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声明。”
这是多么可笑而屈辱的境地！然而，早期的中共并不缺乏头脑尚且清醒的人。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振振有词地用自欺欺人的解释强行为自己辩护之前，许多人就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谈不上任何合作，他们在这里能看到的只是一方的完全臣服，变成另一方的反动机器的一颗沾沾自喜的螺丝钉。他们认识到，“时刻显示自己的真面目于群众前”，并在与国民党就具体问题的合作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是必要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段落：
“……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然而，斯大林之流丝毫也不理解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的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就像斯大林本人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是那样恐惧“超越阶段”的革命会危及他本人的小命一样，二七惨案的发生也被立刻用来作为证明中共的软弱和依附国民党的必要性的论据。正是基于这种看似窘迫的困境下，中共被迫被要求在依据上面的要求完全融入国民党的情况下幻想自己保持独立性。庸俗的单纯力量对比在国共关系的议题上被奉为圭臬。不同的是，托洛茨基却是这样阐述分析的基本原则的：
“对我们来说，标准不是恒定的民族压迫的事实，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同时也沿着中国各阶级和各政党与外国帝国主义冲突的路线展开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化的进程。”
并不难意识到的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是“备受阶级斗争离心倾向的折磨”的党。它的上层由资产阶级组成，部分自然地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压制中国的工业化的帝国主义掣肘，部分则安心地与帝国主义相勾连，担当买办等依附性角色。但他们依靠的却都是遭到蒙蔽的工人、部分农民和动摇的城乡小资产阶级。这种建立在沙子之上的政治“联盟”，斯大林之流却宛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牢牢握住，视作中国革命唯一的希望，这不是因为别的，恰恰就是官僚所必然的短视与盲目所决定的：不是细致的考察革命的前景，而是关注谁最有推动现在的现实发展的能力，一句话，谁最能最快最多地展现自己的英明指挥的绝妙效果。他们一秒钟也没有在乎过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中国革命者的死活。广州的起义之于猴急地彰显自己伟大功绩的斯大林，就如同一束随风消散的礼花之于一场荒诞的滑稽剧一样。
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出了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加入这样的党并在禁止批评意见的情况下为之工作，四分之三的党员选择了退党。后来，他们被批判为无法将正确的革命路线贯彻到底的机会主义分子。中共党员变成了不得不花费大量本应投入工农运动的时间和精力建设国民党的组织和机构，并把自己与群众的联系拱手相让给国民党。
毫不意外的，即使在国民党内保守分子为保护自身利益的极力阻挠之下，中共党员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事实上，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断高涨，农民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背景之上，他们的确被视为最有活力和行动力的那一批人——但不是为了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这样陷入了被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色反动势力榨取自己的力量的境地，他们“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谁来领导革命？
托洛茨基是怎样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的呢？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文中，他解释道：
——在共产党还是一个宣传社团，仅在为未来的独立政治活动做准备，并力求同时参加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两年，是中国工人强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期。共产党的报道认为，在这个时期，工会已经有120万工人会员。在这些问题上，夸张诚然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在不断地涌入和退出的情况下，年轻的工会组织是不稳定的。但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觉醒和它力求进行斗争和追求独立的阶级组织的事实，完全是无可争议的。
——就是这一事实给共产党提出了从它现在所处的预备班转到更高年级的任务。现在，它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争取对觉醒的工人阶级的直接独立的领导权，当然不是把后者领出民族革命斗争，而是为了不仅保障其最坚决的战士的角色，还要保障其在中国人民群众斗争中的政治领导者（领导权）的角色。
如上面我们就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想也不能独立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比起工农群众，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还是和他们更接近一些。中国的革命假如不是依靠夺取了领导权的工人阶级，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其革命任务的。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庸俗的人搬出了他们最爱的议会式样的斗争策略，即钟情于无原则的影响力，影响“占国民党中多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然而，这种幻想立刻遭到了托洛茨基严厉地揭发：
“小资产阶级本身无论人数如何众多，都不能决定革命政策的基本路线。政治斗争在阶级路线上的分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背道而驰，意味着它们争取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在商人为一方、工人和共产党人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摇摆。认为仅仅通过狡猾手段和在国民党内的好言相劝就可以掌握小资产阶级，是无可救药的乌托邦。共产党自己越强大，它越是能掌握中国工人阶级，它就可以对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施加直接或间接的更大的影响。但这只有在独立的阶级政党和阶级政策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是这样摇摆的阶级，以至于他们唯一在乎的不是谁的圣经念的更权威、谁的传单做得更漂亮，而是谁能表现出赢得胜利，从而使他们更有利（稳定和上升空间）可图的潜力。作为“帮助右派分子，束缚左派手脚”的“过时的组织形式”的尾巴主义中共，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极其天真可笑的幻想，即幻想通过某种奇妙的“换血”将国民党变成“工农的党”从而逼迫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左转。这样的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共产党”，要拿什么去吸引和确保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忠诚呢？由此，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摆脱这个深刻矛盾和完全不允许的情况的出路，不在最近一次中国共产党全会寻找它的地方，不在力求于国民党内‘取代’左派，不在温和而不露痕迹地教育和推动他们，不在‘协助在小资产阶级组织中建立左派国民党外围’。所有这些处方，甚至是它们的公式，都与过去孟什维克的伎俩致命地相似。出路在于，作为独立政策前提的组织上的划分，首先着眼于觉醒的工人，而不是国民党左派。只有这样，与国民党或其各部分的结盟才不会是建立在沙子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越快，对中国革命就越有利。
毫不新鲜地，《真理报》针锋相对却丝毫也不羞耻地提出：
“他们不明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是不可能的。”
（据说是列宁的）多么忠诚的学生！托洛茨基提醒我们：
“马尔丁诺夫们和唐恩们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推行独立的阶级路线，就是以此为反动派做帮凶。……编辑部是否想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有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蒋介石的观点就是这样，他声称，只承认作为守纪律的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
领导权是怎么得来的？斯大林流着口水痴心妄想着中共争气地从国民党内一批负责招募的小职员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一把手，靠做梦攫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任何受过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很遗憾，斯大林似乎在这一方面略有欠缺）的革命者都会在这样的投机路线的汤下敏锐地嗅到改良主义的药，正如血腥的上海工人罢工和粤港大罢工所揭示的那样。
由震撼中国的五卅事件引发的上海工人罢工从一开始即自然地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自己的口号，而在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不负众望地立刻选择了向资本家妥协，即使他们自称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集会上，有数十人被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的上海当局杀害了！汇聚起来的无产阶级急迫地寻求一个能够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革命党，就和他们在广州香港等地的水手兄弟们所做的一样，然而他们得到的只有讪笑着的国民党——它的怀中抱着被用胶带捆绑在襁褓中的共产党，面前贴着“左派”“革命”的标签，背后的手里却拿着帝国主义的枪支棍棒！国民党都比共产国际清楚，如果容许一个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工人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并试图夺取政权将会发生什么。
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就这样得到了现实给出的血淋淋的答案。正如托洛茨基所尖锐地指出的：
“事实上，无产阶级在与劳动群众和城乡居民受剥削的底层的合作之外，其领导角色才是不可能的。从国民党妨碍无产阶级展开这类合作时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就是犯罪。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被压迫群众之间合作的最可靠、正确、充分的方式，只能是也应该是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合作应该转移到苏维埃的基础上，即数百万群众的组织。在为苏维埃所做的宣传中，解释其意义时，在中国工业中心建立最初的示范型的苏维埃时，共产党应该占据领导地位。应该迫使国民党与苏维埃看齐，应该帮助那些想投到反动派阵营中的人公然这样做。《真理报》认为，这是为右派做帮凶。事实上这是为革命而斗争。当我们把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从革命的领导组织中抛开之后，我们在群众中就会强大十倍百倍。难道我们已经连这点都不能明白了？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是消灭革命，纯属胡说，可怜的、庸俗的胡说！说什么革命完全局限于右派在其中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被封住嘴巴的国民党内，是胡说八道。”
于是我们立刻接触到了国民革命中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即苏维埃问题。
中国革命与苏维埃
斯大林明明白白地反对中国工人和全体被压迫群众建立苏维埃，他全部的推理来自这样一套简明扼要的公式：
“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号召建立苏维埃，意味着事实上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即中国的十月。但为什么我们在1905年也建立了苏维埃？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在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在中国没有与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既然我们不直接走向十月，就不能号召建立苏维埃。”（摘引自托洛茨基，《论中国的苏维埃口号（绝密）》）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小学生（不肖之徒！）作业了。是的，正如列宁早就对孟什维克解释的，苏维埃的基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帮助组织夺取政权的斗争，以便在胜利后的那天变成政权机构。所以斯大林就说，只有在起义的钟声敲响之后，才能组织苏维埃。苏维埃在斯大林的手里只是一个僵死在固定的椅子上的木偶，问题丝毫也不能根据革命的具体形势得到阐释和解决。
事实上，苏维埃根本不是这样一种狭隘的东西，貌似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能让苏维埃粉墨登场扮演如走秀中的模特一般的角色。相反，苏维埃完完全全是斗争中的工人群众自己形成的一种广泛、灵活的组织形式，它从地方或者厂房开始逐渐延展到能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程度，无论其中有多少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人。
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可以暂时局限于经济斗争，可以集合在局部的口号下，但是正是在这种群众能够越发地理解那个属于自己的组织、而其又能最大限度地恰当地调动力量进行攻击、防御等斗争的情况下，群众才能一步步被锤炼到成熟，即不仅具备夺取政权的意识，而且具备夺取政权并在废墟之上建立新政权的能力。苏维埃正是这样一种量变积累的结果的表达，即工人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历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精进自己的组织和斗争手法，最终在恰当的革命形势到来之际质变地提出符合自己的斗争传统和具体形式的具备特定样貌的苏维埃。
因此，苏维埃从群众为契合某时段阶级斗争的要求而形成的雏形逐渐走向能够夺取并掌握政权的形态，即是从自在的阶级斗争的力量的汇聚的要求下自然的产物过渡到自觉干预阶级斗争进程的机关的过程。苏维埃不是由任何高高在上的人遵循者某种仪轨而简单地指派的，它只能是也必须是工人的力量在长期的烈火淬炼下最自然的自我表征。最终，有关苏维埃等一切斗争的组织形式的结论都应该从具体的革命形势和群众本身自发地得出，通过在定义和文法上横加无谓的限制以僭越群众在到来的革命形势中的主体地位只会是对革命最无耻的犯罪。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警告的那样：
“革命的自然规律要求迅速作出决断：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上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
必须回归整场民族民主革命，也即中国国民大革命的初衷：要的是由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勒令共产党臣服，并通过反动官僚管理统一进程中赢得的领土，还是要彻底击碎国际帝国主义伸过来的黑手，在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之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权？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当然就没有苏维埃的位置了；但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怎么能不注意到如此浅显的事实，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无论是“右翼”还是“温和”）根本就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而会立刻欣喜地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历史很快就让我们见证了这一点）呢？因而，怎么能不及时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即立刻现在马上取代这个首脑，而不是希冀着通过“招募”更多工人和农民团结到这样的首脑的领导和错误政策下呢？
“取代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其结果可能是——同样是汤，只是更稀点。问题不是用人物来解决的。取代意味着筹备革命政府，它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依附于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士兵群众的。只有把符合革命条件、群众的觉醒、对独立行动的向往、对生活条件的改造等的组织给予这些群众，才能实现这点。这个组织就是苏维埃。” （同上）
鼠目寸光的斯大林急不可耐地搬出了阶段革命论。共产国际担忧地认为，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更具危害性”，因为这会使得作为一场半殖民地革命的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民族特点”遭到消解。是的，中国革命仍然要局限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苏维埃必须在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之后才能开始筹备！苏维埃只能是起义夺取政权的机构！然而，
“全部问题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斗争将如何进行，谁在这场斗争中扮演领导角色。只有在与帝国主义展开的斗争——它将是漫长的——的基础上，只有在与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夺对工人和农民的影响的斗争的基础上，只有在工农群众组织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才能走向工农民主专政。这个组织的唯一形式只能是苏维埃。” （同上）
可以想象一个亦步亦趋地跟在临时政府屁股后面的布尔什维克党吗？假如没有列宁高举“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以给予尚在迷茫地探索自发斗争的群众以正确的政治纲领与呼吁，一秒钟也不懈怠对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最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后者倒是从来没有懈怠过对共产党人的攻击），把政权通过动人的说服和偷偷替换下层血液的手段交到工农群众手中，会是多么遥远的梦想！
斯大林丝毫也不理解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发现有苏维埃的地方就有起义，斯大林还发现没有苏维埃的地方起义没有成功，所以斯大林得出了骇人的结论：没有成功的起义的地方就不需要苏维埃了！多么精妙的推理！苏维埃恰恰不是一个完全由革命党所决定要不要创建的“趁手工具”，它在本质上是劳苦大众协调和组织斗争的机关。因此，作为从一开始就是自发形成的群众性机构，没有比用“组织不合时宜的起义”一句话就打发了苏维埃的效用更侮辱苏维埃的事情了。自然，难道我们认识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群众罢工本身，而是党的整个态度中的政治形势”吗？但是，假如我们不是把起义看作一种人造的，因而总是可以考察具体的前置条件并人为规划的神秘事件，而是回归本源地明白一场起义无非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不合时宜的起义”是多么荒诞的一个概念。罗莎·卢森堡在《策略问题》中强调：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群众罢工本身，而是党在整个政治形势中的态度，这是一种策略，它在斗争时期的一切领域里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给敌人的一切挑衅以严厉的回击，每时每刻都大大提高着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和斗争勇气。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政策，也就做到了：既可以使群众行动起来，还会使他们的行动得到成果。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奋勇前进的策略，会在群众中激发起必胜的信念、自信心和斗争热情；而动摇软弱、建筑在低估无产阶级力量基础上的策略，会使群众畏缩不前、不知所措。在第一种情况下，群众罢工是‘自行’爆发的，而且总是‘及时地’爆发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直接提出的进行群众罢工的要求却有时不会生效。
苏维埃将做什么？苏维埃恰恰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使得在客观的社会条件下将要爆发的群众起义得到恰当的组织和准备，这往往是通过持续的，更重要的是独立的宣传进行的。工农群众，以及摇摆中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会发现自己的身旁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战斗的组织，它不是任何妥协求全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府的尾巴，而是有能力武装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夺取胜利的希望。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精辟而鼓舞人心地写道：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让人民群众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苏维埃将做什么？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和上海工人的鲜血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它最紧迫的任务：为工人提供组织、为士兵提供组织，更重要的是为工人和士兵提供组织。这意味着打破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蒋介石的蒙蔽式宣传，把士兵从变成和阶级弟兄自相残杀的炮灰拉回到有可能阻止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侵害而回到迈向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与中共官方的历史阐释相反的是，托洛茨基的目光一秒钟也没有仅仅局限于城市中的工人，为了达到上述效果即工人阶级“革命地掌握军队”，他立刻又补充道：
“必须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全部受压迫的城市底层吸引入苏维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仅限于城市。应该尽可能迅速地把苏维埃之网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扩展到农村，利用现成的农会，拓宽它们的范围，扩展它们的纲领，把它们与工人士兵联系起来。”
苏维埃将做什么？国民革命向北推进的过程中，农会是怎样通过热烈的运动响应革命，又是怎样被国民党资产阶级压制下去的，这一切都有目共睹。只有苏维埃才会是这一矛盾的困局的唯一方案：它接过原始的组织形式递过的接力棒，组织起工农群众与走马上任的地方反动官僚作斗争。土地革命不是靠乞讨施舍推进的。苏维埃
“将在农村与同样的官僚、军阀匪帮、地主等进行斗争。这样，它们将成为土地革命的机构，不能把这个革命拖到中国统一之后（到“国民会议”之后）。”
国民大革命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群众不会因为你是有着数十万党员的国民党派出的专员就响应你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专员“往往干脆是那些将军任命的仆从”的情况下。群众怎么样才能通过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头支票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怎么样才能汇聚起推进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是的，我们发现各派势力纵横交织的旧中国社会中，的确存在各式各样的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某些特定议题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等反动因素的群体。是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列宁在《怎么办？》中特地强调了联系整个社会的现象为一幅剥削压迫的图景，“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列宁更早前就已细心地指出过，
“社会民主主义者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时，始终都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都解释这种支持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都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明白认识了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
旧中国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担负着最先进的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是遭到如此的忽视，以至于上海的“二号政府”以及各地的农民协会，作为在斗争中自发产生的苏维埃的雏形将工人和农民武装地组织了起来时，它们却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迫于国民党压力的要求下交出武器，将政权交回到国民党当局，也即国民党专政政权手中。具体来说，托洛茨基指出，
“真正的、实际的、而不是教条虚构的力量重组将通过苏维埃进行。所有那些实际参加或将参加与外国和本国反动派的真正斗争的阶级、阶层将加入苏维埃。劝说个别国民党‘领袖’、耍手腕、离间他们、撮合他们，整个这个幕后机制的不体面和无力，现在已经彻底暴露，它将被更严肃的、真正的革命的阶级筛选所取代。力量组合是根据路线进行的：支持苏维埃或反对苏维埃，即赞成使革命转入更高的阶段，或赞成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不这样提出问题，整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前景等都是空谈，就不必说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了，它用这点来安慰我们：中国人民群众是叛卖的民族自由派领导的革命的炮灰。
谁反对创建苏维埃，他就应该说：全部政权归国民党。而国民党因此对共产党员说：“你们得服从我。”以俄国的一党专政为借口，禁止他们批评三民主义，甚至不让他们办报。但俄国的一党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国民党专政意味着解除工人的武装，堵住共产党员的嘴巴，群众的涣散状态、蒋介石的政变。”
没有一个具备着起码的批评自由，即刊物自由和组织自由的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完全就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个合作的目的确确实实是实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话。无情的现实就是如此：没有国民党的大分裂，没有蒋介石分子的消除，国民党中进步的那部分党员将会继续遭到束缚，正如共产党继续遭到束缚一样。用什么实践与人民真正地联系起来的口号？只有用对叛变的国民党最及时、最冷酷的揭露与批判，只有用工农兵苏维埃汇聚出的人民的力量。问题不是：不要苏维埃，而是梦想着把反动的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力量；问题是：要苏维埃，以此来组织起各方革命的力量、剔除反动的势力。苏维埃，和它可能会带来的双重政权一样，是限制性的，换句话说，是得以确保这样一种——“开辟今后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前景”——的可能性存在的“拯救性”的东西。
中国革命与国际
在如火如荼地燃烧着革命的熊熊烈焰的中华大地之外，苏共内部的路线之争也在影响着遥远的中国革命。由无数清晰明了的社会历史的客观环境来看，包括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内，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要求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中共和无产阶级以独立的立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依附于与反动的国民党的联合。
很显然，如果共产国际这时在中国实施了托洛茨基的政策，这将是对斯大林以及其派系的声望的巨大打击和对其正确性的否认。因此，斯大林必须尽全力在中国实行他当时在苏联国内呼吁的（用来安抚富农和小资产阶级来维持新经济政策的）人民阵线理论，并胁迫中共去采取各种错误的手段来为斯大林自己争取到得以炫耀的“功绩”。然而，1927年底中共被要求发动的包括广州起义在内的各种极左主义起义的失败彻底揭露了斯大林策略的破产，反而，要求建立苏维埃的种种群众运动则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加以批判。
这种荒诞的对比无一例外必须要从共产国际试图简单地通过形式与文字粗暴地类比中俄两国的产物中寻找，而正是这造就了他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他们恰恰是列宁所言的“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应当送进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的那种人！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不同主张，事实上也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当时苏联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利益，以及这些阶层在世界革命的迫切压力下的态度与立场所决定的。在十月革命的数年以内爆发并失败的数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使得苏联的官僚阶层产生了巨大的保守纵观和惯性。对他们来说，与其冒着恶化与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去发动一场场未必会成功的革命，不如继续维持现行策略。但是，苏联国内落后经济条件的巨大压力又迫使他们采取了各种取巧的行动。他们拼尽全力维护自己在中国政策上的光荣与正确，又反过头来义愤填膺地指责左翼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做文章，只是在寻找论战机会，“就像一个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完全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苏共内部这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之一。托洛茨基在被限制了能够拿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与进展的材料的情况下，依然做出的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等势力的准确定位，以及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武汉政府必然镇压工农运动并与南京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预言，很快就被历史进程所证实。
相反，斯大林则宣称蒋介石服从革命纪律，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国民党左派是土地革命的领袖，这些可笑的判断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斯大林为了确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胜利，特意不让季诺维耶夫出席会议，也拒绝发放其撰写的《中国革命提纲》。为了限制出席人数，他还别出心裁地把会议地点挪到了一间小房间中。
即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斯大林尚且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的路线“是为了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是啊，多么正确的路线啊！无数革命家和劳苦大众的生命被白白断送，惨死在血泊中的年轻的上海工人政权，反倒成了“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了，就好像主动权完全在共产党的手里似的，就就好像是蒋介石被中共和工人们驱逐出国民党的似的。
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以避免中国革命问题被列入党的十五大的日程，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曾经与斯大林狼狈为奸的人，最后也被从肉体上消灭或流放。疯狂战胜了理智，谬误战胜了真理。中国革命这一本来可以为数亿人带来解放的伟大事业，就这样被当作权力斗争的筹码玩弄于官僚集团的股掌之间，最终失手滑落，跌得粉碎。
“总结与展望”
严肃的革命者从不惮于吸取前人的教训，无论成败，因为这正是我们立足于21世纪的革命者的优势。事实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来源于此。
虽然如今中国早已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曾经的中国国民大革命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也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尤其是资本主义重建以来，日益走向帝国主义的舞台中心向世界各地辐射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中国的影响下，经历时代考验的革命思想，依然历久弥新。欧美各国的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数个落后邻国也相继爆发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数年来群众未曾中断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问题不仅仅在于下一场革命如何开始，更在于上一场革命如何结束。
反动时期，人们厌弃深刻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重视起这些被谎言尘封的经验，不是宗派主义地于其中找寻支持自己的宗派的论据，也不是悲天悯人地局限于吊唁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而是汲取其中一切可能的养料：问题如何提出，又如何得到分析？运动如何发端，又如何得到引导和发展？无谓的哀悼和眼泪丝毫也无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只有扎实的革命的理论才有可能造就扎实的革命的行动。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危机，中国帝国主义正在风雨中飘摇，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找到一条拯救自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退路，留给他们和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真正决定人类的未来的，只有国际无产阶级，而真正能够使他们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的，只有一个严肃、扎实而独立的革命党。从现在就着手推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锤炼一个在关键时刻可堪运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中国新一代布尔什维克最紧迫的任务。
“但是那怎么可能呢？”一位近几年来读了这拙劣作品的有良知的读者会喊叫起来。“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难道不是教导我们……？”
“是的，朋友，是教导过。但是你们现在得重新开始学习。这就是反动时期的附加学费，这毫无办法。历史不是呈直线发展的。它暂时走进了斯大林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