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的世界资本主义正走进其终末阶段，各式各样矛盾充斥着社会，加剧着对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压迫。其中一种压迫不外乎是如中国等许多国家群众最直接感受到的独裁专政。而就算以往维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下也或明或暗开始侵夺群众的言论、结社和斗争自由。
[《布尔什维克》理论杂志第5期已经发布！本期杂志围绕着民主斗争问题展开，点此可下载]
但同时，劳动群众也不甘示弱，接二连三地反击来自统治阶级的攻势。长期生存于波拿巴独裁制度下的群众们，在感受到资本主义本身的阶级矛盾之时，也同时会感受到自己缺乏民主权利的痛苦。在近期的世界革命浪潮例子中，我们看到许多斗争都是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权力作为开端，阶级问题则在此类斗争背后持续发力。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主义者们该怎么从布尔什维克的榜样中学习，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和为民主权利斗争的群众们连接起来呢？
民主权利和阶级专政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民主权利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民主权利旨在让任何人不论出身贵贱都应该在法律之前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诸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而国家则有义务透过法律、法治保障所有人的这些权利不被侵犯。
这些思想在历史上和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一开始关注的是财产不被王权或其他机关侵犯。民主权利对他们来说，是让任何有产者拥有生产资料、累积资本的权利变成不可侵犯的。也正因如此，早期的这些主张都没有被当时的思想家视为是普世的、人人都可以享有的。
从劳苦大众和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些权利当然是要连贯地贯彻给社会所有人。身为真正运作社会并创造价值的阶级，自然有权也有必要有这些权利。拥有这些权利，那么即便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阶级也可以利用其民主权利组织起来，尤其是工会组织权。这也是为什么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开始，劳动群众就在锲而不舍地为争取和扩大民主权利而斗争。
但现实是，就算在真的给予公民这些权利的国家内，我们都看到了极大的不平等：有钱的资产阶级总是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拥有报纸媒体、可以参选或直接赞助自己偏好的政客参与选举，而社会大多数的人则只能过几年选举一些人进入官场或者议会，其他时间没有任何真正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途径，就算可以在某种管道或互联网上发表意见，也不过是被埋没或置之不理。许多集会结社也会需要国家机关的严格审查和批准才能够进行。
这一切都是因为，哪怕如今民主权利被标榜为生而为人都该有的“普世价值”，但在一个以阶级为分界的社会内，真正的民主权利终究在于统治阶级内部，被统治的阶级如果不是根本没有权利，那就是被给予仅据象征性或参考意义的权利，无法实际真的参与社会运作。就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解释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而其他国家施行独裁制度，直接明显地剥夺了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因为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是当下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采取的手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波拿巴主义。经典的波拿巴主义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当阶级斗争进入白热化但长期处于僵局，工人阶级无法夺权但资产阶级自己无法控制局面时，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武装部队）站出来施行刀剑之治，鞭策资产阶级，但最重要的是镇压和粉碎工人阶级，以维护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资本主义之下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被贯彻的，那布尔什维主义者们就该视群众的民主斗争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需要驳斥的吗？
当然不是。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批评了所谓“经济派”也就是当时俄国社民工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者的主张，后者旨在将工人斗争限缩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而不要提升到政治斗争上。而当时沙俄下的政治斗争，就包括反对独裁皇权制度的民主斗争，列宁解释道：
“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粗体为列宁的强调）
而后，列宁进一步在“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的小节内解释：
“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1]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说得很清楚：很多时候生活在独裁压迫下的工人阶级恰恰是为了反对压迫、为自己争取民主权益的斗争而开始萌生政治意识，理解需要斗争这个制度。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在这些斗争和讨论中缺席。
于此同时，也完全没有必要隐瞒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张来迁就自由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毕竟，工人民主的概念就是更连贯地贯彻民主，让所有人不止有政治、形式上的民主，也有经济上的民主。布尔什维克在困难时期不能直接对外称呼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时，使用的合法名称就是“连贯民主派”。
如果树立了民主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必须支持和参与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个阶级应该要领导这场斗争。
哪个阶级该领导民主斗争？
承上文，诸多现代的民主权利概念皆源自于资产阶级正在准备推翻封建主义、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时代。也因此民主权利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任务之一。马克思以降的理论家们也有时将其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既然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任务，那是不是就表示民主斗争就要资产阶级来领导吗？从纯粹形式上来说似乎如此。然而如列宁所酷爱的德国文豪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长青。”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资产阶级尽管一开始担任着革命的角色，但总是从一开始就展现其对被剥削阶级群众们的不信任与敌视。就连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内，我们看到革命的政治领导主要是以雅各宾派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带领着农民和市民阶级发动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虽然一开始被动地支持者这场革命，但当他们确认就统治阶级已经被打败后，又急忙企图防止群众将革命的民主主张贯彻到底，打击雅各宾派，最后成全了拿破仑重建独裁但确保了新资本主义制度。
在1848年的德意志和意大利革命等等运动中，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展现对群众的惧怕，也因此让其在其自己的革命中从一开始就扮演着被动的、摇摆不定的角色。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是如此描述当时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
“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
1848年的资产阶级对彻底执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已经犹豫不决。到了20世纪，尤其是那些被帝国主义剥削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连推动革命的动机都没有了。资产阶级可以透过为独裁政府和帝国主义者服务来维持自己的阶级利益，民主制也不再是必要的，反之帝国主义者和皇权、独裁者们可以协助他们镇压他们所剥削的工人和贫农，也因此资产阶级就愈加敌对于劳苦大众。
而人民群众之间，也只有城市里的无产阶级一方面手中掌握着重要经济杠杆，另一方面也天然地比生性分散的农民群众更加有组织性，尽管后者数量上可能远大于工人阶级。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20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和沙皇制度蹂躏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做出了结论：只有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工农联盟革命才有可能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一刻也不能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内部的自由派，把持着任何幻想。
譬如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就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这份分析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自发推倒了沙皇制度，而后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所成立的苏维埃工人政府——而非先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彻底完成了各项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同时也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一百余年后的今天，在全世界被独裁政府摧残的国家内，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景象：资产阶级完全臣服于独裁国家，两者狼狈为奸，因而资产阶级反对任何为社会大多数争取真正民主权利的斗争。而所谓的“自由派”则不过是寻求另外一种帝国主义或独裁势力去运行资本主义，为自己图利而已。在亚洲，十九世纪八、九零年代如火如荼的工人群众斗争迫使如印度尼西亚、南韩和台湾的独裁政权做出巨大让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仅仅反观过去十年内的几场革命，譬如苏丹和孟加拉，这些地方先前的独裁者们也是当广大工人阶级直接投身革命后才得以被打倒的。
工人阶级的的社会经济地位，让他们掌握着真正运作社会的力量。只要组织起来，有意识地使用它，工人阶级不但可以逼统治阶级和任何独裁者们就范，更可以成为社会的主宰。诚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所言：“没有工人阶级的许可，车轮就转不动，电话就响不了，灯泡就亮不了！一旦这股巨大的力量被动员起来，地表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
阶级独立还是合作？
如果任何反对独裁和争取彻底民主都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那工人阶级是否应该寻求盟友，可以合作的对象呢？
抽象来看，在反对拥有国家机器的独裁政府和统治阶级的过程中，能够争取越多盟友，当然是对斗争越有利的。
然而这仅仅是抽象。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我们正在争取着什么样的盟友，亦或是在什么前提下形成了这样的联盟。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这个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当然不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这两个阶级是该社会制度内最主要的两个阶级。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中间性质的阶级或是还没有阶级地位的人，譬如小商贩、学生、农民、失业者等等。
这个阶层其中绝大部分也是被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压迫的，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纲领也可以透过将大资本国有化来将这些人从被债务、地租或其他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争取这样子的人的支持是工人阶级绝对可以且必要的。工人阶级和如此被其他方式压迫和剥削的人口也常被马克思主义者统称为“劳苦大众”。
只要工人阶级坚持以清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旗帜领导其他的被压迫阶级，而不妥协、淡化，那这种意义的合作当然是需要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阶级独立”主张。
而所谓的“阶级合作”，指的则是当工人阶级为了同外部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而放弃自己的领导位置和社会纲领，认定资本主义在民主斗争后仍需存在。这种阶级合作路线是所有类别的改良主义者的基本共同点，在历史上也有无数例子证明这不仅不会真的争取到民主的贯彻，还会导致工人阶级惨遭挫败。
工人阶级必须把持阶级独立才能成功的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强调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是自始至终在俄国社民工党内坚持阶级独立立场的趋势。在《怎么办》里，列宁就清楚反对以结盟为幌子将工人阶级沦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附庸：
“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列宁这里说地相当清楚了：工人阶级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纲领上坚持自己的独立，尤其不能够为了合作而妥协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不然，工人阶级必然惨遭失败。
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功案例不外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他们不只是在1917年，而是自始至终都坚持着阶级独立的路线，与积极寻求阶级合作的孟什维克派在此问题上有根本不同。也正因如此，在1917年当工人阶级先是被资产阶级自由派临时政府、后来被孟什维克入阁的临时政府一再背叛时，布尔什维克就成为了真正能够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党，并领导了工人阶级扫开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者而夺取政权，真正推翻了资本主义，为所有俄国劳苦大众争取了彻底的民主。
不幸的是，历史上也有无数因为阶级合作路线而让工人革命群众付出惨烈代价的例子。本文没有空间赘述，但简单举例：1927年中国大革命被蒋介石血洗、1930年代西班牙革命被法西斯势力歼灭、1965年印度尼西亚革命近数百万人生灵涂炭、1979年伊朗革命被原教旨主义者劫持、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旧军事独裁者们获胜告终、2019年苏丹革命沦为军阀内战…..所有这些例子的最核心、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为了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达成协议而放弃了阶级独立路线，因而政治上接受了不可能彻底斗争到底的、视革命群众为更大敌人的自由派的领导。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以鱼目混珠的方式瞒骗工人群众去接受阶级合作的说法，即引用列宁一时使用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性口号，主张工人阶级尽管可以排除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但一旦协同农民阶级夺权，此革命政权的内容仍然是某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非以工人阶级的纲领来完成资产阶级无法完成的民主任务。
对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列宁本人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倒沙皇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时，事件发展立即凸显了该口号的弱点，列宁也就已经清楚地抛弃了它。在1917年的《论策略书》中，列宁对“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做出了以下清楚评价：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2］，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列宁的重点）
而托洛茨基也不断点出了这种口号的模糊所带来的问题。譬如，在《印度革命——其所面临的任务和危险》一文中，对于主张在印度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斯大林共产国际，托式指出：
“如果印度革命将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如果这个联合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与一切基本问题上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这个联盟的首领将是无产阶级，如果这个联盟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扫荡敌人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真正的全国领袖的地位，那么问题就来了：胜利后的政权如果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将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有何区别？换句话说：假想的工农专政在形式上如何会区别于十月革命建立的实际专政？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专政’不仅成了空洞的虚构，而且成了对无产阶级的险恶陷阱。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承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的可能性：一种是在（中国）国民党专政的意义上，另一种是在十月专政的意义上！除这两者之外没有其他可能。”
为争取彻底民主的革命能有阶段的吗？
“十月专政的意义”指的是十月革命透过直接在俄国推翻资本主义，并借此彻底为全民贯彻了选举权、言论自由、女性享有堕胎权和立即离婚权、农民土地重分等。但这些也不是透过私有制或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常见的议会政治达成的，而是透过国有化计划经济和苏维埃民主制度完成的。
这种实践结果背后不过是凸显了列宁在革命前就已经做出的结论：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落后、被压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其政治代表自由派是没有任何能力和意愿去执行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只有工人阶级有能力也有利益去协同其他被压迫阶级去贯彻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但是，一旦夺取政权，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可以一边担任新统治阶级，而一边维持让自己成为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也因此，工人阶级也必须采取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尤其是征收大资本形成民主计划经济，才有可能确保革命可以生存下来，不被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打倒。但最终，如此的制度如果不扩散至全世界，尤其是先进帝国主义国家的话，也最终是不可能永久存活的。
换句话说，作为唯一能够挣得民主权利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是不可能停止于仅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不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的。在实践上争取彻底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气呵成的进程，不然就不会成功。这就是托洛茨基就1905年俄国革命结果做出的总结，也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
这不是什么“极左”的形式主义主张或是脱离现实的冒险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革命进程科学分析后的结论。也因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认识了它，他们才得以带领工人群众走向正确的道路取得胜利。
但就连“不断革命”这四个字也不是托洛茨基凭空发明的，而是他沿用了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对当时欧洲各地革命已经做过的分析之延伸：
“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扩展，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反而是坚持着革命阶段论的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其后各色斯大林主义者，为了确保革命仅能够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反而最后导致革命失败，连民主都争取不到了。
该如何就民主权利问题提出过渡要求？
回到今天，细心的革命者们可能会指出：在当今的许多独裁国家内，很多时候工人们仍然勇敢地发动罢工维权，但通常吸引着更大量群众，其中包括大部分工人阶级的，仍然是对民主权利的追求，或是反对反民主压迫、独裁的斗争。据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的革命者们仍然是少数，整体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仍然在初步发展阶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直接喊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会与更广阔的工人和年轻人们脱节？
的确，我们必须要避免如此的情况发生。在如此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表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完全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并最支持彻底民主的。
我们支持言论自由、集会结社权利、普选权等等的民主权利，反对统治阶级和国家一切剥夺、打压群众这些权利的勾当，并诉求把它们彻底地执行。诚如列宁所言，我们是彻底的民主派。
也正因如此，我们同时会清楚指出：所谓的自由派并没有在认真地追求民主。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像《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那句名言：“你是民，我是主”。他们现在可能会和独裁者当局有某些冲突、矛盾。但是当工人阶级开始以自己的阶级力量参与斗争时，我们就会看到自由派急忙地与旧的独裁者们寻求和解。他们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的为全社会争取权利。
同理，我们不会诉求将既有的独裁国家制度改良成民主制度，而是解释群众必须推翻这整个国家体制，才有可能赢得真正的民主，不然就不可能彻底。当今统治韩国的名为“大韩民国”的国家，自存在以来即是独裁政府，只有在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群众斗争压力下才被改良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国家仍然保有强烈独裁时期的特色，尤其是《国家保安法》经常被政府用来打压工人阶级运动，不管当下是哪个政党执政。
那要用什么来取代既有的政府呢？这就要观察斗争当下具体的情势，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如何，即当下工人阶级有没有组织自己的阶级政治机构，有办法开始取代既有资产阶级国家来运作社会。在俄国，工人议会（即苏维埃）是在1905年革命白热化时基层的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在沙俄政府一时失去控制的地区运作社会，也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再度出现。这种力量在西班牙革命、1968年法国革命、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2002年后的委内瑞拉革命等等期间都出现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民主的基础已经被群众架构起来了。革命者需要主张的就是促成如此的工人力量跳脱它们一开始不可避免的原子化、在地化的状态，扩大到全国各地并串联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议事和行政机关，并用它彻底将社会主导权从旧社会的国家手中夺下来。这也是唯一能够彻底推动民主的政权。
但是工人力量、工人政权机关并不是一小群革命者可以随时登高一呼群众就建立起来的。在所有历史经验中，这种机关的出现都是在不可避免地自发爆发的革命浪潮中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群众还没有产生出这样的机关。那革命者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如果工人群众还没有达到那种意识，那革命者可以采用的过渡诉求就是要求“立宪会议”或是“国民会议”，也就是号召所有劳苦大众选举代表聚集起来制定一部真正贯彻民主的宪法，而非独裁者们的花瓶法治。鼓吹群众为这种口号作斗争来反对压迫和独裁，是作为革命者们促进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发展的重要一步，这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长年主张召开立宪会议。
当然，有人会指出：既然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贯彻民主，那为什么还需要提出要求召开一个性质模糊的“立宪会议”或“国民会议”呢？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不也直接放弃了立宪会议主张而直接诉求“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么？
这个问题就需要依靠工人阶级不同组织程度，以及其背后展现的意识程度决定了。在《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是如此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们解释的：
“在俄国，立宪会议存在了只有三天。为什么？因为它出现得太迟，苏维埃政权当时已经成立了，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相抵触。在此种冲突中间，立宪会议代表革命的过去。
“被压迫群众的力量，即在于他们的数量上。他们数量上的力量，当他们醒觉起来的时候，就想经过普选权而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我们可以这样来预先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几百万劳苦群众却只有站在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基础上才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上去。所以对他们说来，国民会议是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进步的阶段。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同时又并列提出别的四个民主的口号：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笔者的重点）
正是因为在一个施行独裁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独裁和资本主义是紧紧相连的，当一份彻底的民主诉求被提出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群众冲撞资本主义本身。适当地提出立宪会议/国民会议口号，就可以帮助群众理解资本主义之下是无法达成彻底民主的。
正如托洛茨基在《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文中解释了这种提法背后的逻辑：
“我们必须从工人阶级当前的防御态势中发现其动态因素；必须引导群众从他们自身的民主逻辑中得出结论，必须拓宽和深化斗争的渠道。在这条道路上，量变终将转化为质变。”
列宁主义的精髓毕竟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读最高坚持下，用最有弹性、灵活的手段建立革命党并传播革命思想给更广阔的群众。
在全球资本主义病入膏肓，阶级斗争不断上扬的今天，既有的独裁国家必须以来野蛮暴力来震慑工人阶级，而先前施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也渐渐需要露出资产阶级专政的獠牙，打压群众来捍卫既有制度。透彻学习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如何透过争取民主的斗争建立革命党，组织革命，是所有共产主义者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注释
[1] 笔者注：此时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仍以“社会民主”自居，直到一战爆发、第二国际崩溃后，社会民主才成为改良主义者的专利。
[2] 列宁注：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