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资本主义重建以来，自由主义是中国专制政权的批评者中最具组织性、资源和影响力的派别。然而，在专制政权公信力不断下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当下，自由派在群众中的威信却跌到了谷底。事实上，不仅劳苦大众抛弃了自由派，中国自由派也早已抛弃了群众与民主斗争。
自由主义的反民主起源
首先，什么是自由主义？与毛泽东所说的不同，自由主义不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的坏作风，而是拥有明确纲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
在17-18世纪，新生的西欧资产阶级逐渐在经济上巩固起来时，自由主义成为了这个革命阶级反对已经大大落后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武器。在抨击贸易垄断、封建捐税等对资产阶级贸易自由的限制的同时，自由主义一开始就坚定、自觉地捍卫私有财产权。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先驱约翰·洛克精炼地说道，“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政府论（下）》第85条）。简而言之，自由主义所捍卫的就是私有制的产权，牟利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
在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里，用马克思的话说，“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
与对有产者利益的捍卫同样显著的是，早期自由主义者对于民主权利往往采取迟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许多自由主义者与霍布斯一样，并不觉得“自由”与专制政府间有什么冲突。[1]洛克常被认为是更加“民主”的理论家，然而他为卡罗来纳殖民地撰写的宪法明确支持贵族制、农奴制、奴隶制和选举权的财产限制。
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自由主义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并未给劳苦大众带来民主。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旗号的1791年法国宪法只把选举权给予约占法国总人口1/7的“积极公民”（citoyen actif）——也就是缴纳相当于三天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的法国成年男性公民（这也就排除了许多激进的巴黎无产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后期以来的民主权利扩大和社会改良无不是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争取到的让步，而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好心施舍的结果。
捍卫有产者利益、鄙视劳动群众、怀疑民主，这些自由主义兴起时的反民主特征都能在其当代中国的徒子徒孙中找到更加恶劣的对应物。
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忠诚反对派
今天，与存在一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由无产波拿巴主义蜕变而来的资产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尽管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中“共”官僚还是成功保住了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中共官僚带领的反革命重建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国阶级矛盾与其他社会矛盾的尖锐也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不得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波拿巴主义独裁制，通过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秩序。
中共政权的波拿巴专制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皮迫使自由主义在中国处于反对派地位。然而，这个“反对派”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的。事实上，中国存在两个具有不同社会基础，但同样怯懦、伪善、奴颜婢膝的自由主义派别。
首先，在压迫劳苦大众的同时，专制政权也剥夺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大部分成员的参政权和其他政治权利，并常常通过打击部分资产者（如马云）来维护经济和政治稳定。这一事实与该政权客观上服务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积累毫不冲突。
但并非所有资产者都对这一安排满意。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第一个社会基础便是对现有体制心怀不满的部分资产者，尤其是被排除在政权外的民营企业资本家。他们担忧自己的财产和特权地位在专横残暴的中共政权下得不到保障，且厌恶中共近年加强的市场控制对自己财路的阻碍。
这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前身自然是8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其前辈相比，今天的他们放下了书本、褪去了理想主义，从青年的迷茫和浪漫中“解放”出来了。如果89年的镇压还没有完全打断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脊骨，随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完全重建和高速发展仍填饱了其肚子。他们诉求的不再是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而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经济利益。
2023年，大资本家兼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在其广受海内外自由派赞誉的文章中精炼地陈述了该派别的纲领：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与他们三四百年前革命的欧洲前辈不同，这些可悲的说教者只能够寄希望于中共官僚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能够推动他们走上自由主义的康庄大道。而刘老板眼中“政治上从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带动经济健康蓬勃发展”的典范是谁呢？……越南！
托洛茨基在论及沙皇制下的俄国自由派时精辟地描绘道：“这个对手迷信君主制，这个对手不信任民主制，这个对手没有政治热情，这个对手没有反对派的能量——‘没有主动性、没有世界历史的使命、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自家打出的口号、只说空话而不谈思想’——这就是我们的对手，这就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向劳动群众的党发出挑战的对手。”
抛开当今中国（和越南）是波拿巴制而非君主制国家这点，上文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描述120年后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对革命的恐惧千百倍地胜于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对“维稳”的需要远远超过对自身原则的坚持。他们最多算得上建制内的半个忠诚反对派。《财新》这样自由派立场明显的大报在中国大陆能够正常运营说明了其在专制政权内也拥有一定话语权。
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正是依赖中共对劳工权利的剥夺和对一切工人运动的压制才在短短30年间积累了巨量财富，中国资本主义也由此崛起为世界上第二大帝国主义势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自由派竟然会怀念江胡时代或为李克强这样的老牌官僚送上肉麻的悼念：他们与官僚层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剥削。
小资产阶级买办自由派
中国自由主义中的第二个派别在政治上同样是资产阶级的，而在社会构成上则以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和流亡活动家——为主。他们没有其资产阶级“同志”的地位和资源，于是以其更坚定的反中共立场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无原则献媚来弥补。
这个派别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89年群众民主斗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自由派民运人士成为了这该派别的思想和精神领袖。由于缺乏独立的社会基础，这一派自由派选择完全委身于西方帝国主义：在组织和财务上依靠USAID等政府机关、在精神上无条件推崇西化、在政治上唯欧美建制派马首是瞻。鼓吹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是这个派别的祖师爷，今天在中文世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李老师”是其比较温和的代表。
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种族屠杀、为美国干涉摇旗呐喊，甚至呼吁特朗普通过绑架习近平来“解放十四亿中国人”。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群众把其中大多数分子视为“汉奸”、卖国贼。
他们企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民主”和“自由”的口号诓骗逐渐政治化的青年人。如果这不仅仅是他们向西方的主子们骗取经费的手段，他们也没有任何实际的纲领去贯彻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在群众中的恶劣口碑导致他们进一步鄙夷、疏远劳苦大众（他们口中的“基本盘”），乃至于趋于逆向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例如所谓“支黑”）。
同时，他们没有意图，也没有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这一个给予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体系，因此也无法真正解决民主权益的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间竞争空前加剧，同时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完全丧失了其历史进步性。因此，在保留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开展彻底民主斗争只能是幻想，这可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工人阶级、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和甚至是不受自由主义建制派青睐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打压中找到最鲜明的例证。
这个派别目前最大的成果也不过是蒙骗一些天真的国内支持者去做一些如挂横幅、投影口号之类相当粗糙的个人鼓动行为——仿佛中国群众都是愚昧无知的群氓，需要他们幼稚的煽动为其“开启民智”，随即就会接受自由主义的福音。
尽管普通工人和青年（完全正确地）厌恶这些当代买办，其中的个别分子——如尽量掩盖自身政治立场，并有时会摆出亲劳工面孔的李老师——仍具有迷惑性。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向中共资产阶级专政挑战时，倘若不存在一个阶级独立的领导，这些自由主义者便有可能部分地填补这个真空。这些不称职的、信奉敌对阶级主张的运动领导将会断送哪怕是最有战斗性的群众斗争，像是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中那样。
在这场群众性民主抗争中，自由主义的右派领导层完全起了反动的作用。这帮反动派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向大陆的劳苦大众发出把斗争之火燃烧到全国的号召，反而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甚至打出“特朗普总统，请解放香港!”的横幅。这样的蠢行彻底断送了当时陆港工人团结一致对抗以至打败习近平政权的可能前途，并直接导致了运动的失败和如今香港人民本就不多的民主权利的彻底丧失。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阶级斗争的路线才能团结起一切受压迫者为一个工人民主的世界而抗争。因此，要想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对自由派展开坚决的斗争。这意味着在任何运动中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独立的政策，并采用一切机会向群众揭露自由派的伪善和无能。
但是与此同时，在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绝不支持中共对自由派人士的镇压。我们知道，“只有最大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才能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前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不担心这样的对手，他们用蛊惑弥补无知，用卖身替代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向劳苦大众揭示，真正连贯的民主纲领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注释
[1]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