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之一，并且比大多数多民族国家都更加不遗余力地宣传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自由权利。但这不过是统治阶层编造的又一个谎言——从计划经济时期官僚脱离现实的经济计划、文化政策造成的灾难，到资本主义重建以后民族经济差距扩大所引发的剧烈冲突，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生活水平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在中共官僚变本加厉的镇压与资本主义的敲骨吸髓之下持续恶化。
可想而知，在专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的民族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因此，共产主义者必须研究民族问题背后的社会进程，并为未来的革命提供战略方针。
与新疆、西藏等存在耳熟能详的民族压迫与军事镇压事件的地区相比，内蒙古仿佛是一个稍显透明的民族自治区——自1949年以来（除文革时期），几乎没有发生过高烈度的民族冲突或恐怖主义活动。对官僚阶层而言，内蒙古还常常被誉为“模范自治区”。但是这是否能够证明，内蒙古是一个不存在任何各方面民族压迫，以致完全不需要加以多余的注意的地区呢？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尽管内蒙古此前数十年来已经表现得如此“模范”，但汉族沙文主义的中央官僚在社会危机逐渐加重的条件下，依然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打压处于弱势的民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2020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小学课程改革方案，要求民族学校的文科教学采用教育部统编的汉语教材，并取消地方语言教学。这是对少数民族基本的民主权利的严重攻击。内蒙古小学课改的事件一度在自治区各地引发了数万名学生与家长的罢课和抗议集会，在部分地区甚至导致了宵禁。但是斗争最终未能动摇官僚打压蒙古语教学的决心，仅仅将其延缓了一两年——到2023年时，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已宣布将全市中小学的蒙文课从一周七节缩减到只剩一节。
这还只是内蒙古全部社会问题与民族压迫的其中一个案例。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大省和畜牧业主产区，该地区还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经济问题和土地问题。这样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
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形成
如果认为内蒙古的社会压迫仅仅是文化上的不平等，如果认为内蒙古的解放仅仅是蒙古族人民的事情，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列宁曾说过的，“俄罗斯是各民族的监狱”。今日之中国当然与旧沙俄不同，但它依旧通过各种伪善或间接的手段，不遗余力地同时压迫各族人民。
据2022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约78.7%的人口为汉族，而仅有约17.7%的人口为蒙古族，其他民族人口约占3.6%。与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占44%）、西藏（藏族人口占86%）不同，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其比例曾一度在1964年达到峰值（87%）。这一特殊的事实既揭示了内蒙古地区高度的民族融合，也间接说明了该地区与周围汉文化省份的紧密联系。
实际上，历史上的内蒙古就一直具有多民族融合的传统。自秦朝至明朝，中原的汉人王朝与来自蒙古高原或东北的游牧帝国长期在内蒙古（古称漠南）一带相互攻伐，并交替占领这片处于农耕和游牧过渡带的土地。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内蒙古早已成为多元民族地区（其中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主要民族），产业上则以农业和畜牧业共存为特征。
而近代内蒙古社会的格局，主要在清朝年间形成。17世纪晚期，清廷通过征服和联姻的方式，先后兼并了今内外蒙古，并与统治当地的蒙古贵族分享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满、蒙、汉三族的统治者融合成了一个混合的剥削阶级。为了确保蒙古贵族的利益，清朝中前期实行严格的“蒙禁”政策，不允许汉人农民进入草原开垦土地。到清朝晚期时，由于关内的土地已经无法负担不断增长的人口，同时也是为了抵御沙俄势力在蒙古的威胁，清廷不得不以新政的形式开放大量汉族农民进入牧区谋生。
这一政策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处境，还让原本生活在草原的底层牧民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当时的清朝经历了多年对外战争的失败，巨额的赔款和土地兼并的压力使国家濒临财政崩溃。这种压力最终被疯狂地转移到劳苦大众的身上：牧民本就承受了各项苛捐杂税和税收货币化的恶果，如今还要被侵占赖以生存的牧场，自然更加难以为继；农民虽然获准在牧区开垦土地，但仍然无法逃脱地主和官僚的魔爪——蒙古当地的贵族把草场大肆出卖给汉族大地主或商业资本，地主们又以高额地租将土地租给农民和牧民，并通过高利贷进一步地盘剥他们。
激烈的阶级矛盾必定以社会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于1858年在伊克昭盟兴起的“独贵龙”运动（牧民的议会形式）集结了广大贫苦牧民，迫使当地蒙古王公减轻赋税。运动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扩散到全部的蒙古盟旗，并且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变化：蒙古族的牧民和汉族的农民逐渐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即王公贵族、大地主和摊派苛捐杂税的国家官僚，于是大量贫苦的汉族佃农也加入了“独贵龙”运动，为抗击汉族地主和政府军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帮助。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自发的联合得到了明确的口号表述“联合蒙汉穷人，共同反抗压迫”。
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边陲，在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军阀地主虎视眈眈的风雨飘摇的时代，一种联合各民族被压迫者共同进行斗争的革命传统悄然种下。近代内蒙古社会就在这一伟大的传统中形成。
“泛蒙古主义”与1921年蒙古革命
除了内蒙古内部的斗争传统，与其紧密相连的外蒙古的巨大变革也给该地区人民在此后数十年内阶级意识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世纪末，清廷完全走向衰败。部分蒙古贵族转而开始寻求俄国帝国主义的庇护，希望依靠俄国的力量建立一个由蒙古贵族，独自统治蒙古地区的国家。“泛蒙古主义”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种思潮旨在让内外蒙古与东欧的卡尔梅克人居住的土地联合为一个“蒙古国”。它看似是一个基于蒙古民族主义的叙事，但实质上没有为蒙古的穷苦牧民提供任何替代方案；相反，它全部的内容都在于为俄国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一个便于将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以使得蒙古民族可以在另一位强盗的手下继续被压迫的理由。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同年12月，外蒙古蒙古贵族领导下宣布独立，而俄国帝国主义果然也不愿意完全支持蒙古的独立，而是与北洋政府反复就蒙古的宗主权问题进行纠缠，并换来俄国人在蒙古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至于底层的蒙古牧民应该得到什么权利，则完全不在帝国主义者的考量范围之内。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不只将革命的烈火烧到欧洲，也为东方的落后国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替代方案：由无产阶级与农民（牧民）的联合专政取代旧统治阶级，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大大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俄国工人政权的存在削弱了原沙俄势力对蒙古国的影响，使北洋政府得以短暂地控制外蒙古地区。但很快北洋军阀残暴的面目也昭然若揭，其在蒙古的一系列高压政策迅速激起牧民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考虑到可能要为俄国与中国的劳苦大众的联合奠定基础，因而在必要时应当归还被沙俄吞并的中国领土，共产国际最初还是十分谨慎地放弃了干预蒙古。但随着俄国内战的发展，流窜的白军遁入蒙古地界并击溃了库伦的中国守军，重新建立了旧俄国势力对蒙古的统治。
在这种前提下，共产国际果断地决定支援蒙古人民的解放和独立斗争，红军远征军多次击败盘踞在蒙古的白军部队，为由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摧毁了蒙古的封建制度，初步建立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向蒙古族的人民证明即使没有王公贵族和帝国主义者，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政府、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改善了外蒙古地区牧民的生活，也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人民的斗争——20年代的苏联和蒙古国政府基于国际主义的纲领为内蒙古革命者提供必要的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并促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在阶级独立的前提下进行的联合，显示了它巨大的潜力，使帝国主义者的“泛蒙古主义”成为一个可笑的注脚。
尽管蒙古革命之后亦被斯大林主义官僚篡夺而堕落，但蒙古人民的胜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在此后的一整个历史时期，它使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深埋在内蒙古革命者与劳苦大众的心中——即使后来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与背叛不断让人民失望，但他们依然愿意做出更多的忍耐与坚持；而对于任何时期的革命者而言，早期的共产国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一贯的国际主义纲领和灵活应变的战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典范。正如李大钊在1922年所感慨，“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的确，如果特定的历史条件允许一个地区的人民率先摆脱各路反动政府的觊觎，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呢？
计划经济时期的内蒙古产业与资本主义重建的恶果
在1949年中国革命之前，内蒙古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基础，主要的产业仅有处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农牧业。革命在内蒙古农区完成了土地重分，在牧区则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将牧主和牧民纳入牧业生产合作社，牧主的角色更接近被工人政权雇佣的原资产阶级技术官僚。土地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在1952-1957年间就使内蒙古粮食增产33.6%，牲畜头数增加54.8%。
更惊人的变化表现在工业方面。由于远离战争前线，接近苏联、蒙古等工人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铁矿、煤矿），且空白的工业基础使得新的工业规划能够不受束缚地开展，在“一五”计划期间，内蒙古在苏联的援助下迅速积累起十分可观的工业规模：1957年全区发电量达9186万千瓦小时，比1952年增长5倍；原煤产量为217万吨，比1952年增长2倍；乳制品、皮革、毛纺等畜产品加工业、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1957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6.33亿元，比1952年增长2.93倍，平均每年递增31.5%。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和经济计划，内蒙古不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取得这种成就。对资本家和地主而言，在一个仅有农牧业生产的省份，显然继续压榨已有产业而非斥巨资兴建工业，才是更有利可图的做法。虽然经济计划本身受到官僚的扭曲，但是它依旧大大提高了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工业的建设，更有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的快速增长。据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有大跃进、文革等官僚严重破坏生产的事件，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仍有13年达到了10.0%以上，甚至在数个年份超过了20.0%。
在计划经济的最后几年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由官僚控制的经济显示出放缓的倾向，在1989年前后更是明显趋于停滞。非民主的计划经济造成的浪费和不协调已经开始成为生产力的绝对桎梏。为了使整个阶层的特权能够继续得以保全，官僚下定决心推行全面的资本主义重建——这一反动行径在90年代的东北三省与内蒙古等老工业基地造成的后果就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减员增效与工人下岗潮。对于官僚与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这当然是取缔“效率低下”、“缺乏竞争”的国有企业的绝妙想法，至于生产的低效到底是因为官僚还是因为工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下岗之后遭遇怎样的倒退，这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引入除了让工人阶级受到直接影响，也使重工业大省的产业陷入僵局。尽管比起东北三省来说，内蒙古由于在能源工业上部分替代了前者的地位（尤其是在煤炭产业），且本身是最重要的畜牧区，因而没有大幅度的衰退，但是过度地依赖国家投资的资源型工业也导致该省的发展十分不平衡：
从总量上看，内蒙古的经济增速在1996-2016年的连续21年内都要高于中国总GDP增速，但仅“呼包鄂”地区就占了60%的生产总值和50%的工业增加值，靠近东北的五个盟市和牧区经济明显落后。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则更糟，劳苦大众的收入增长始终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以至有“省富民穷”之称。
这种反讽当然是非常恰当的，国家的投资和财政支持本质是在资本层面上为内蒙古的垄断工业企业注入活力。大型能源企业固然没有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利润率，但依靠其体量仍能为资本家赚取大量利润。
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强势也抑制了新兴产业在内蒙古的发展，甚至严重到阻碍了基础公共服务的翻新——一个极其讽刺的例子是，内蒙古的铁路里程位居全国首位，但却是全国最晚通高铁的三个省份之一。
除了工业僵化和城市阶级固化，资本主义重建也改变了牧区的生产关系。如上文所述，计划经济时代的内蒙古牧区实行的是牧业生产合作社制度，即牧民的牲畜“入股”到一个合作社内，为牧民集体劳动并能获得分红。但是资本的进驻使牧业合作社（后来也包括自己承包牧场的牧民）成为了产品供应链的一部分：伊利、蒙牛一类的乳业、肉业巨头公司和银行向牧民们提供贷款和生产资料（牲畜幼崽、饲料等），甚至技术支持，然后用统一价格收购牧民生产的产品。
贷款、生产资料、培养劳动力、统一收购——如果读者足够细心，不难看出当代牧民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某种自给自足的角色，而是转变为为大型牧业公司劳动、拿统一“工资”的牧业工人了。虽然自己承包牧场的牧民依然存在，但是高昂的生产资料（比如饲料）费用和低廉的收购价格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越来越入不敷出，最后负债累累、背井离乡。正如资本主义在无数个国家的农村里夺取土地，迫使一无所有的农民流入城市的历史一样，资本主义在牧区也强迫多数贫苦牧民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成为牧业工人，要么带着仅剩的劳动力流入城市。
发达的垄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就是这样残酷地吸食着内蒙古的民脂民膏，用铁一般的必然性碾碎一切小生产的倾向，也带走了过去计划时代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把本该用来扩大民生福祉的财富变成冰冷的资产数字。进入21世纪，内蒙经济依然高速增长，连续13年保持高于10%的GDP增速。然而，2017年以来，内蒙经济大大降速，预示着新的危机和斗争开始了。
民族冲突还是阶级矛盾？
从清朝晚期至今，内蒙古无论是群众运动与革命的传统，很少有需要以民族为界明确划分的场合。
自1949年以来，内蒙古虽然发生过多次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斗争，但这些斗争几乎从未以鼓动民族分裂的角度出发：1967年为响应上海人民公社（当时还未被官僚篡夺）而成立的“呼三司”是一个无产者的组织；1981年的“盲流”（失地农民流入牧区）、2011年的拉煤车破坏草场事件间接地显示出政府和工业企业多年来轻视草原生态重要性的危害；更不用说2020年的事件，是出于保卫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对政府作出的民主斗争。
即使要追溯近代少量的“独立运动”事件，如1939年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1989年的“南蒙古民主联盟”，也会发现这些事件并未得到广泛的劳苦大众的支持，仅仅是昙花一现。可以说，正是一百多年来在同一个地区生活和并肩作战的历史，使两个民族几乎没有表现出分裂的主观意愿。
就这些事件本身而言，“盲流”导致牧区拥挤的本质是中共政府无力解决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煤矿货车致人死亡事件是能源工业侵害草原生态而让牧民为之买单的缩影。而即使算是最有文化意义的2020年，当时内蒙群众为自己的语言权利斗争时，也并没有打出独立的口号。
不难看出，现代内蒙古群众运动虽然并未直接以阶级的形式表达其意图，但相较于民族独立，显然更偏向于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些斗争隐含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它不仅关乎蒙古族人民的权利，对内蒙古的汉族无产阶级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上文所述，内蒙古社会的各族人民完全有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性。在重新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虽然经济仍然能够增长，但发展成果完全被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占有——城市工业的扩张建立在“省富民穷”的基础上，为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工作到灰头土脸的工人连基础设施的更新都不能及时享受；牧区的“圈地运动”使牧民迅速无产化，就像《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
伴随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僵局，阶级矛盾不仅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只会继续加重劳苦大众的负担，最终使得无产阶级的生存斗争成为一个再也无法被忽视的问题。到那时，积压的矛盾必将使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饱含着阶级的内容，猛烈地爆发出来。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就是以1921年共产国际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为榜样，用正确的纲领将不同民族的被压迫阶级联合在一起，为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做好准备——让每个民族的解放，成为所有民族解放的前提。
为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联合！
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近乎把一切行业的劳苦大众变为资本的奴仆，来满足它永无止境的胃口，却把福利的紧缩、民生工程的滞后、生态的破坏以及贫穷不分民族的强加在人民身上。在经济上进行直接剥削的同时，出于扩大市场和弥合社会裂痕的需要，中共官僚也将继续通过汉族沙文主义来打压处于弱势的蒙古族并伤害其文化传统。
不言而喻，内蒙古未来的革命任务将不再只是土地与牧场的分配问题，不再只是反对独裁官僚侵害民主权利的问题，而是彻底推翻官僚阶层和资产阶级统治，没收巨额的资本与生产资料，用各族劳苦大众对生产的民主计划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到那时，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会发挥出它全部的经济潜能，为中国乃至世界工人政权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供给难以估量的产能；喷涌而出的财富也将大大丰富劳苦大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使各民族作为阶级同胞和睦共处、平等相待。
历史上的内蒙古被各民族英勇的联合斗争的传统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所滋养，现代工业的发达也孕育出强大的无产阶级。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内蒙古必将在更高的阶段上复现革命的伟大传统，无产阶级基于阶级独立的联合必将为所有被压迫者带来彻底的解放。
为给最后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呼吁：
1、捍卫内蒙古人民的所有民主权利！
2、内蒙古各民族最先进的青年与工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并组织起来！
3、各民族劳苦大众为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而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