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油的英勇群众运动后，我们在8月7日发表的《反叛中的江油》一文中劝告了一些革命左翼同志切忌过于急躁，以至于“鄙视、贬低斗争群众，用自己脑海中的蓝图去否定现实的斗争，甚至不加分析就一股脑地唱衰群众斗争”，并以所谓“马列毛大群”（简称“大群”）的宗派立场作为前车之鉴。不出所料，“大群”随后就产出了一大批流水账“时评”，其态度和内容从其中几篇的标题可见一斑：《无产阶级还需要几个江油运动？》、《本就无权，评维权必然失败的江油人民》、《没有组织，一万年也不能撼动资产阶级——就江油群众运动有感》，等等。
我们当然“无权”阻止任何人做颐指气使的宗派主义教师爷，但也不能忍受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和思想被其玷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捍卫我们无瑕的红旗。
藐视群众
“大群”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自发无组织”的江油运动和类似“自发斗争”被镇压了，所以（？）它们“无法伤到资产阶级一根毫毛”。他们奚落道：“无产阶级还需要几个江油运动？答案是一个也不需要，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一直是低质量无意义的循环，除了牺牲外并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强调为原文所加）那要怎么办？“假如群众开始接受统一的指挥，开始能沉下心来为革命做建设，中修就开始发抖。”
好个“低质量无意义的循环”！仿佛我们刚刚读的不是什么“左翼”刊物，而是海外自由派嘲讽中国劳苦大众的社媒截图！请读者同志们把这一轻蔑嘴脸与列宁对1905年1月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自发罢工的热烈回应相对比：
“引人注目的是，运动十分迅速地从纯经济的基地转向政治基地，千百万无产者表现出巨大的团结和魄力，——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有意识的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无产阶级向我们指出革命的阶级力量的真正高级形式的动员！……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这种新的和高级形式的动员，会使我们迅速地接近这样一个时刻：无产阶级将更坚决更自觉地起来同专制制度战斗！”
这二者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大群”对群众斗争居高临下的态度在马列等导师的任何作品中都没有踪迹，倒是可以在斯大林在普梯洛夫罢工后撰写的传单中找到先例（应该承认，青年斯大林比他的门徒写得好得多！）：
“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叫做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才能和我们同甘共苦而且总是走在我们前头！今后还是它来领导我们前进，也只有它才能领导我们前进！”（强调由原文所加）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在对待从政治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件事的态度上——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不可能表现得更简单扼要、更割切有力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对比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对比也是如此：前者永远和斗争群众，特别是其先进层站在一起，感受他们的意识、理解他们并耐心地解释自己的纲领，不管斗争是不是“自发”；后者则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并在任何一个不由自己领导的运动上闭着眼打个叉。
列宁、辩证法和机械主义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派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不同态度根植于其各自的哲学基础。首先，前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将阶级斗争视为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复杂发展过程，而后者则把阶级斗争中的每一帧当作静止、僵死的图像割裂出来，看不见任何发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情愿满足于某一实体的不动的印象，而这一实体却是永恒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借助于较亲切的近似，校正，具体化，而给概念以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弹性。”
“大群”的宗派主义者口干舌燥地重复“自发运动不可能解放无产阶级”，可任何人也没有寄希望于阶级斗争在目前的烈度和群众意识下可以动摇乃至推翻专制政权和资本主义。可是目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个孑然独立的、真空中的原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是阶级斗争辩证发展中的一环。问题在于，劳苦大众的自发斗争是否能够推动阶级意识的发展，并成为更高水平斗争的基础？是否如我们所说，“今日的‘江油秩序井然’恰是在为将来的天翻地覆做准备”？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列宁对普梯洛夫罢工的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甚至对沙皇警察发起的“祖巴托夫”工人组织和运动的成果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祖巴托夫运动最初是警察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支持专制制度，为了腐蚀工人的政治意识而策划的运动，现在这一运动已超出自己的范围，锋芒指向专制制度，正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次爆发。
“社会民主党人……曾经说过，工人运动的合法化必将有利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这种合法化将把工人中某些阶层，特别是落后的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会有助于震动那些社会党人鼓动家们不能很快震动而且也许永远也震动不了的人。工人们一旦被吸引到运动中来，关心起自己的命运问题，他们就会继续前进。合法的工人运动只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新的、更广泛的基础。”
连警察策划的运动当成为群众激进化的表达渠道和催化剂后都“有助于震动那些社会党人鼓动家们不能很快震动而且也许永远也震动不了的人”，从而促进（而非替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工作，更不要说是独立于且公开对抗专制政权的群众斗争了。哪怕是暂时失败的运动也会在群众的意识中留下印记。在加邦神父带领的无产阶级请愿队伍于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被沙皇政权屠杀后，列宁没有冷嘲说“自发的群众运动……除了牺牲外并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而是评论道：
“一向不抛头露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或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战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这些群众为了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世界性的任务作了英勇的努力，不论个别的失败多么惨重，不论血流成河和成千上万的人的牺牲多么使我们震惊，但是群众和各阶级都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果不其然，“流血星期日”开启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大门。怒火中烧的俄国工人阶级在政治意识和斗争烈度上一日千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掀起罢工潮、组织苏维埃甚至发起武装起义，俄社民工党也乘机从各个地下的宣传鼓动小组发展成了领导百万工人的群众性政党。
这并不是说江油运动或现阶段的其他群众斗争一定会如“流血星期日”那样立即导向阶级斗争的升级。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规律在阶级斗争中体现为进展相对缓慢，甚至看似只是“无意义循环”的积累阶段和阶级意识与斗争烈度突飞猛进的飞跃阶段相交替，而且前者为后者做准备。马克思口中被喻为“老田鼠”的挖掘过程的革命准备进程，在社会刚性最为巨大、群众政治发展由于专制制度远远落后于意识发展的中国，其反映在社会表层的征兆也就更加间接、模糊，但在相对稳定的表象下，社会矛盾、怒火和阶级意识的积聚都在导向“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的革命形势。
然而我们的宗派主义者不仅不懂得理解中国社会危机发展的征兆，看不见当前斗争与（现在和将来的）群众意识和其他斗争间的联系，而且连单个斗争的意义和内部发展——如江油运动从针对一起霸凌案的抗议发展为反专制的政治示威——都视而不见。他们矢口否认一切自发群众斗争存在任何进步性：
“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同样在鼓吹自发运动，说自发运动能让群众自己觉醒阶级意识，而不是通过先锋队来灌输，还有宣传其手工业融工，妄想通过手工业融工来革命，实际上就是在鼓动群众进行自发斗争。”
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鼓吹自发运动，说自发运动能让群众自己觉醒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的祖师爷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再论自发性和自觉性
“大群”的宗派主义者在自发性和自觉性的问题上再次暴露了自己哲学上的贫困。要么是“自发运动能让群众自己觉醒阶级意识”，要么是“通过先锋队来灌输”，仿佛这是一个供革命者二选一的选择题，仿佛只要自发运动推动了阶级意识发展就会取消革命党的作用！自觉性和自发性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哲学和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是灵和肉、全知全善的主和魔鬼之间势不两立的争斗。怪不得他们表面上同情斗争群众，其实对他们怕得要死，特别是害怕群众赢了专制政权，害得他们善功做不够，进不了“那叫做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
“灌输论”的历史发展、列宁对该概念的短暂（从考茨基那里）接受和后来的扬弃过程，以及后世斯大林主义对列宁的歪曲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社论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无需笔者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政治生活的任何时期，他从未把自发性当成与自觉性绝对对立的坏事，也从未讲过工人阶级自发意识不会有任何发展。即使是《怎么办》中最绝对的提法也是说：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可是这样的“工联主义的意识”在几乎没有独立工人组织的中国怎么会不是“群众自己觉醒阶级意识”呢？怎么会没有进步性呢？要不然老马克思怎么说“工联【是】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而且早在1847-48年就提出“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呢？要知道，当时还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红色工会”呢！
我们已经说过，列宁后来扬弃了自己早先的“灌输论”思想。在吸收了1905年革命的宝贵经验后，他写道：
“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强调为笔者所加）
这一段对于宗派主义者来说无异于自相矛盾的天书。又是“自发地倾向”，又是“党……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对只能处理二元对立的机械头脑来说十分不友好。不过，这对于经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不难理解。与自觉性对立的自发性在工人运动中无非是工人阶级对剥削和压迫最直接、还未经理性认识指导和发展，因而也是最短视的反应，例如江油运动中群众对严惩霸凌者的诉求。
但是，自发起来斗争的群众并不停止于他们一开始的意识水平。如列宁所言，“生活教育着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件和斗争尤为如此。当“人民政府”、“人民警察”站到霸凌者一边镇压江油示威群众，就促使后者得出反专制的结论，并喊出“还我民主！”“拒绝霸凌！”“团结！”的口号。类似地，中国工人也在和老板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国际主义乃至工人控制生产的需要。巴黎公社的无产者甚至“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和巴黎工人百年的斗争经验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工人民主的结论。
因此，行动中的自发性和自发斗争具有向其反面，也就是自觉性和自觉斗争转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当然遭到诸多因素和相反趋势的阻碍，特别是资产阶级镇压和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后者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层影响尤为明显。况且，劳苦大众主要凭借经验学习，因此在阶级斗争飞速升级、令人眼花缭乱时其意识的发展是必然滞后于客观形势的，更不可能在生死斗争中从零开始建成一个深谙阶级斗争规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层。
我们此前举过的2024年孟加拉革命的例子就是劳苦大众自发组织起来推翻哈西娜专制政权，并一度造成了代表群众的委员会和资产阶级国家对立的双重政权革命局势，但是由于革命领导层的缺乏导致了哈西娜下台后群众中的困惑，使得帝国主义的走狗、自由派银行家尤努斯上台，革命暂时退潮的悲剧。正是这一危险让我们坚持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党促进工人阶级意识发展，努力缩短“自发性变为自觉性”的时间，并且作为其最先进、最有经验的分子领导工人阶级采取正确革命战略和战术的必要性。
社会改良与革命
除了否认工人阶级自发发展阶级意识的能力，“大群”的宗派主义者的另一教条是群众自发斗争“无法伤到资产阶级一根毫毛”，必然失败。仿佛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和其他地方盛赞的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没有被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伤到一根毫毛”的资产阶级大发善心施舍给英国工人的！不过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提及历史，任何对当今中国工运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中国工人的罢工和抗议——从几人参与的微型罢工到成百上千人规模的中型罢工——经常能够争取到资本家的让步（读者同志们可以阅读我们的阶级斗争短评/汇总系列文章）。在现阶段，这些斗争往往是防御性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样，如果专制政权不恐惧江油这样的群众运动，又为什么不仅诉诸特警镇压，更竭力禁止大众对其的讨论呢？它恐惧的不是街上的一两千人，而是关注、同情江油的斗争并受其鼓舞的千百万人。
除了“无法伤到资产阶级一根毫毛”这种闭着眼睛讲的胡话，中国激进青年里另一常见的误区是贬低群众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的意义，连带着也就忽视和歪曲改良的意义。这造成了大量的思想混乱：比如“无产阶级不需要改良而需要革命”这样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把革命和改良截然对立起来的左派幼稚病口号；把资本家建员工宿舍当成“改良”的怪论；或者直接否认任何改良的可能性：“改良改良，越改越凉……改良在客观上不可能，因为不触动私有制”。
这些同志们再一次犯了机械地摆弄抽象概念、不辩证地理解阶级斗争进程的错误。罗莎·卢森堡很久之前就解释过，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强调为原文所加）
和这一原则性的认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在争取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架上一座桥梁。其中秘诀就是提出过渡诉求和纲领的方法。“改良在客观上不可能，因为不触动私有制”这一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内，陷入了有机危机的世界和中国资本主义不会有能力向劳苦大众提供并保持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系统性改良。这恰恰是摆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机会，我们可以根据工人阶级的较先进部分目前的意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例如工人接管欠薪企业、根据物价和失业情况制定浮动工资和工时制度等过渡诉求。如果这些诉求被工人阶级接受，就会像俄国革命中“和平、面包和土地”的诉求一样让运动不可避免地超出现行社会制度的限度，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将在实践中说服劳苦大众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宗派主义者无法感受群众的意识，提出契合群众需要和意识水平的诉求。“简单地教训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不把这一普遍真理和活生生的运动的具体诉求联系起来，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标志。”（《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50期社论）试想，当江油群众已经喊出了反专制的口号时，宗派分子却在大谈斗争“无法伤到资产阶级一根毫毛”、“一个也不需要”，斗争群众和其先进层会用正眼看他们，更不用说听他们关于“地下红军”的臆想吗？
中国的革命者要学会向群众讲话，必须先学会听群众讲话，和他们一同思考，一同呼吸，一同斗争。要做到这一切并成为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催化剂，马克思主义理论、分寸感乃至健康的幽默感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对那些误入宗派主义歧途的激进青年们，我们呼吁：同志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来！学会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