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四川江油市政府对一起恶性霸凌事件的轻佻处理引发了市政府前的群众抗议。面对政府的塘塞、镇压等软硬手段，江油群众没有退缩，反而一次又一次地集结起来示威，不仅人数扩大到上千人，诉求也愈发激进，从呼吁霸凌案的公正处理上升到要求民主权利。直到次日凌晨，群众才在又一轮的残暴镇压中逐渐被驱散。然而，真正被驱散的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对专制政权残存的幻想。
下降的公信力和上升的底层怒火
8月2日，一名14岁江油女学生于7月22日被数名同龄人殴打、羞辱的视频迅速在互联网上流传和发酵。霸凌者的残忍和有恃无恐——甚至声称“都进去10多次了，没20分钟就出来了”——激起了众怒，并出现了施暴者是官二代的说法。汹涌的舆情逼得江油市公安局于4日发布处罚霸凌者的通报。然而，通报的虚伪、生硬和避重就轻（如对霸凌者抢劫手机只字不提）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不满。当日早上，数百市民随受害者家属到江油市政府前讨要说法。
近年尤其是今年来，随着专制政权的公信力在社会危机中愈发丧失，其“通报”比起平息舆情，更多是在火上浇油，甚至往往把原本分散的群众怒火集中在政府头上。若是好心人帮其把“通报”汇总起来，想必不加评论就能成为不错的阶级斗争鼓动刊物吧！这一情况既反映中“共”政权的脱离人民，又是其作为波拿巴主义极权国家享有绝对政治权力，进而不得不在群众眼中背负全部政治责任的后果。
斗争升级和镇压
随着市政府门前聚集越来越多的市民，部分示威者和保安爆发冲突并遭殴打。愤怒的示威群众强行闯过了大门，进入政府大楼中要求调查霸凌者，对其从严处理。这时，被吓坏的政府官僚暂时软化了态度，口头同意群众的诉求并在市政府召开发布会，企图安抚群众并拖延时间供其调动镇压力量，岂料群众并不买账，反而把“发布会”变成了数百人的示威。在台上发言的示威者代表获得了热烈的支持和叫好，政府官僚则被嘘“下台！下台！”一位官员险些被群殴。
当日下午，群众转而聚集在市政府外。同时，受害人小区附近也爆发了示威。这时，政府调集的大批特警也到达现场，开始驱散并逮捕示威者，许多人——包括一位尝试阻止恶警抓捕老人的青年——被暴力拖走。
然而，群众还是没有屈服，在4日晚再次上街抗议。BBC引述本地商户称有一千多人参加了示威，《昨天》则估计有两千人，道路旁的居民楼上还有更多同情群众在跟进、记录眼前的运动。无论如何，在江油这样的小县级市，这都是相当惊人和动人的，特别是考虑到群众刚刚经历了镇压！那些总是污蔑、抱怨群众（特别是中国群众）没有战斗性、不团结的庸人，包括许多所谓“左派”，面对这无私、英勇的群众运动不该羞愧到无地自容吗？
“革命时时需要反革命的鞭策。”江油的斗争显然远未达到革命的烈度和规模，但是就像一场小型罢工是总罢工的缩影一样，同样的辩证发展规律也基本适用。4日晚上，示威群众已经完成了意识上的一个飞跃，从针对霸凌案的特殊诉求上升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诉求。示威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反霸凌的范围，成为了劳苦大众中积压的社会愤怒、阶级愤怒喷发的火山口。
上千人同时高呼：“还我民主！”“拒绝霸凌！”“团结！”等口号，怎能不叫那暴君面失色！他们还唱起了国歌，虽说这是专制政权下群众运动常见的“护身符”，但是面对着前方严阵以待的恶警，“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雄壮歌声响起，“敌人”是谁自不待言。
凌晨12点左右，手持警棍的恶警冲入示威人群，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这次他们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许多群众向乱打乱抓的警察投掷水瓶等物品。一条视频显示，恶警疑似用催泪弹攻击示威群众，后者则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如果该视频属实，这千百人的呼喊对专制政权来说是比白纸运动更加危险的信号。尽管镇压如此残酷，清场在凌晨三点才基本完成。
怎么办？
对于专制政权来说，清场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恰恰相反，这次斗争最重要的后果是其对群众意识的影响，而这绝不仅局限于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内。截至笔者写作时，《昨天》在油管上的纪录片《江油事件》已经有超过130万次观看；在微博上，“江油”关键词在被压下前也一度成为热搜榜第11名，影响力超过了性质类似的宁陵事件和甚至上万人规模的蒲城运动。在千百万群众眼中，中“共”政权的反动和残暴昭然若揭。今日的“江油秩序井然”恰是在为将来的天翻地覆做准备。
意识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当然会思考，面对这样的野兽，我们怎样才能赢？
首先，在恶警8月4日下午第一次镇压后，示威群众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专制政权的凶恶，但是并没有为之做出相应准备，导致在5日凌晨的清场中群众最多不过以偶尔投掷水瓶还击警察，大多数时候只能避其锋芒。在蒲城运动中，我们看到只要有一小部分示威者积极地还击，就能够大大提升斗争群众的士气和凝聚力，不易被冲散后各个击破。如果江油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在警察等待增援过程中向群众提议组织防卫纠察队、寻找棍棒等趁手武器准备自卫，并动员更多工人和市民加入示威，那么像蒲城那样暂时打退镇压，之后再有序撤退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即使这样，群众还不能赢，因为只要他们一分散开，专制政权就会动用白色恐怖，比如在敏感地带戒严，让群众很难再像开始那样自发陆续聚集起来。尽管猛爆性的短暂运动有一定可能吓到统治阶级，让他们在个别事件上做出暂时让步，但是要争取民主权利或者任何持久的改良显然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的条件下尤为如此。
参与江油斗争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和无产阶级青年，而中国工人阶级凭借其在生产中的决定性地位，手中有可以改天换地的潜在伟力。但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其人数或是斗志，更基于其阶级组织和意识水平。显而易见的是，要发展、升级运动乃至打败专制政权就必然要诉诸这一革命力量并建设其阶级独立的组织。
我们之前在《民主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一文中解释过：
“目前的中国统治阶级绝无可能轻易交出极权权力，工人阶级必然会在阶级斗争如此成熟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群众运动，包括在未来发动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等，才有可能争取得到任何的民主权利。但是，工人阶级要举行斗争，就必然要串联、组织自己的政治机关，或许是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或者是苏维埃这种的工人议会等等。在这里，我们将找到比任何资产阶级议会还要民主的政治机关，因为这是社会大多数人——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机关。”
也就是说，劳苦大众争取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斗争需要的是战斗性的工人阶级组织，扎根于各个工厂、写字楼、学校。这些组织在目前情况下无疑会是地下或者半地下的，直到运动发展到足够动摇专制政权的极权统治，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可以在地上公开、民主地组成苏维埃/工人委员会。这时，劳动者和青年再不需要打出“还我民主！”的口号——苏维埃就是行动中的工人民主——而是会高呼“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而推翻了中“共”官僚的专制统治的工人阶级自不会甘愿放弃自己的民主机关并继续忍受资本家的专制：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
这一进程当然不会是自动的。我们丝毫不怀疑中国工人阶级自组织的能力——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不是任何政党，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发起的；近年来从阿拉伯之春到去年孟加拉国的革命运动也像我们展示了劳苦大众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来推翻专制政权的能力。但是这些运动也告诉我们，即使是最有力的群众组织和运动也需要正确的——也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方法和领导层，不然运动就会陷入停滞和退潮，让统治阶级有机会重新巩固其统治。
而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党的作用正是提供这样的纲领、方法和领导层，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有的革命左翼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和斗争中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尽力去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让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可以在运动里发挥作用，反而鄙视、贬低斗争群众，用自己脑海中的蓝图去否定现实的斗争，甚至不加分析就一股脑地唱衰群众斗争（“不过是‘自发斗争’罢了！一定会失败的！”）。所谓“马列毛大群”的“出版物”是最恶劣的例子。
这让我们想到托洛茨基的话：
“宗派主义者把社会生活看成是一所大学校，而自己则是那里的教师。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应该把它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放在一边，扎扎实实地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这样，任务就解决了。”
好在工人阶级和先进的青年走上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道路时，一定会把这样的自封导师晾在一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式政党要做的不是从外面给运动强加预制好的纲领，而是紧密跟进群众意识、在斗争中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帮助他们得出自己斗争诉求所意味的全部结论，而这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今天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