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如何对不平等进行定义，以下这些显然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领导智者，一小撮人富得冒油，而大众则因缺乏生活必需品忍饥挨饿。”——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四月末，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肖飞因婚内出轨被妻子举报的消息出现在了中国互联网。多么微不足道又常见的事情！它或许会在进入人们视线十五分钟后，重新归于日常生活的尘埃。但或许是违背医德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细看之后，医疗体系更大的罪恶就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我们意外地发现，出轨当事人董袭莹的履历离奇到懒得糊弄群众——美国留学经济学毕业后的她明显是违规进入北京协和医院4+4试点班、短短四年博士期间发布多篇跨学科期刊文章、规培期间违规越级参与手术。这林林总总，在绝大多数医生中找不到的“丰功伟绩”，都毫不意外地指向了她背后的关系网——她的父亲是国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母亲是北京科技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而亲戚也在不同政府部门中任职。
此事引起了互联网的沸腾，毕竟医疗安全，尤其是手术操刀医生的技术，是生命的最后防线。先后担任了胸外科和泌尿外科医师的“全能天才”董袭莹让每个人都不敢放心地躺到手术台上，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医生。
一位网民苦涩地调侃道：“我跟医生说我是走关系才到你这来看病的。医生跟我说：巧了，我也是走关系来给你看病的。”在可靠的医疗资源稀缺又昂贵的资本主义中国，花费救命钱到知名三甲医院看病的大众无疑会对这种要人命的骗术感到愤怒。这种愤怒针对的是（裙带）“关系”，但更针对的是让这些裙带关系走得通的、官僚化的医疗体系。
黑格尔说：“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达自身”。这次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次偶然的出轨举报就引出了这么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那么专门调查又可以查出什么来呢？我们仿佛是在船撞到冰山之后才瞥见它的一角，那么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就是一个巨大、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网。
医疗安全就和食品安全一样直接涉及了广大群众的健康保障，是性命攸关、异常敏感的问题。倘若负责保障它们的部门都已经腐败到了如此的地步，这不禁令人深思，以权谋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司法、教育、交通到质检，到底得有多广泛呢？不难想象，在目光更少触及、被层层遮掩的地方，特权横行只会更加严重。
从董小姐事件引起的愤怒，不仅针对一个人、或一家医院，它深深触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的运作规律，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隐秘规则，是对整个社会必然的运作规律的质疑和指责。
黄巢热：针对“门阀”的怒火
但群众的意识并没有停留在指责上，网络上迅速出现了对“门阀”制度的声讨。在群众眼中，统治阶级后代通过裙带关系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中快速升迁，和以出身来决定官位的门阀制度无异，其本质都是由阶级出身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些愤怒中，升腾起了一股“黄巢热”。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不管其在历史中的真实作用如何（这又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了），被广大的网民当作推翻旧制度、用暴力打破阶级固化的朴素平等主义英雄。这种门阀和农民起义形象的交叠将一个社会体系的危机和推翻它的渴望同时表现了出来，反映出群众在快速接近革命意识——尽管必须依赖于历史中的亡魂。
可为什么是现在呢？特权和（裙带）“关系”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自从新中国建立它一直就寄生在革命群众用鲜血浇筑的新社会上。在毛泽东时代，社会尽管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新的官僚阶层也从扭曲的革命道路中囊获私利、通过工资、福利、司法等体系建筑起了官僚特权。当然，不平等虽然存在，但是还没有成长到今天这种巨大无比的程度。改开以来，资本主义居然又回归中国，而原本被打压的资产阶级居然又骑在了劳动人民的头上。被私有制的存在加强的官商统治阶级，在生活各个方面的特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毛孔之中。
“走关系”和“塞红包”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被默认为基本规则。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国在1995年第一次记录数据以来腐败感知在逐渐减弱。然而，此次董小姐事件所受到的群众怒火却是六四事件以来群众对特权问题表述最激进的一次。很明显，在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看到了群众意识向革命发展的一大步：他们怒斥着官僚主义，发誓要像黄巢一样杀光这群德不配位的官僚寄生虫。
是什么催化了这种飞跃？我们可以听听恩格斯的劝告，不难发现“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有机危机下，青年失业率正在节节攀升，2025年3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青年失业率为16.5%，而在2023年7月官方进行数据“调整”（剔除“灵活就业”人群）之前，这个数值一度高于20%！（于此相比，美国的青年失业率为9.6%，而这已经被视为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薪资走低、工作环境变差、找工作难成为了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普遍问题。
2019年左右出现的“躺平”风气可以被视为对劳动力市场危机的初步反应。不少人觉得只要“躺平”（待业或留在当前岗位）一段时间就可以等到下一个经济上升期，生活水平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可尽五年来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隐患和实体经济形势打破了这样的幻想。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有机危机并不是一个个机械的循环，而是延续且恶化的债务深渊。找到赖以维生的工作成为了青年迫在眉睫的问题。
青年生活水平的持续降低，也大大削弱了中共政府在群众眼中通过民族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提升获得的威望。如果说之前特权是可以容忍的，是一些人“起跑线”比自己提前，但仍然不妨碍大部分无产阶级的物质情况改善，那么现在的特权谋私就是在生活危机上火上浇油，突出阶级差距的固化，扼杀广大青年对当下社会残存的希望。
当中共政府并不能最低限度完成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承诺时，这种对中共革命威望的拥护将会辩证地走向它的反面。群众就不能将特权视为塑造新社会、新生活过程中可以容忍的“必要之恶”，而是旧社会回归的征兆——使用“门阀”这样的古代用语，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相比对政治普遍已经丧失信心，对本国政府没有任何拥护的欧美民主国家无产阶级来说，中国无产阶级将会更快地被特权乱象点燃革命怒火，唤醒并不久远的“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记忆。
何为出路？
一些自由主义者借此事件捧高踩低 ，指控特权现象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波拿巴政府的专制造成，而在欧美“民主自由”国家就没有特权存在，教育和任职都是通过“精英主义”选拔来任人唯贤。在他们口中，特权成为了一个官僚专制现象（甚至是共产主义现象！）。这是罔顾事实的信口胡说，欧美国家的阶级差异与固化丝毫不比中国逊色。86%的英国工人阶级和73%的中产阶级认为阶级出身差异显著，而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特权并不影响个人发展。
共产主义者必须对“精英主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资本主义优胜劣汰、选拔人才的目的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通过工资和福利差异创造等级和分裂，鞭策更多无产阶级青年成为高技术工人，以此使劳动市场尽量维持在过度饱和的状态，降低工资、提高剥削率。而骑在市场经济上的官僚特权阶层作为这个体系的缔造者，并不愿意自己的后代参与这种竞争——毕竟他们的愿望是延续剥削和统治，并不是做“高级牛马”。
在资本主义上升期，资本的扩张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让这个体系尚可工人阶级容忍。然而经济危机导致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短缺却创造了高技术工人过剩。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刻苦学习，技术丰富的工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越来越转变为纯粹的食利者，将自己文盲一般的后代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尸位素餐。特权和精英主义并不是两种体系——“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领导智者”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穷尽了历史中存在的必然性后的腐朽与堕落。
召唤“精英主义”的回归只能是一种忽略了政治经济现实的空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由资本生产扩张收缩的规律决定；而统治阶级也不会好心地放弃自己的特权，正如老虎不会吃素。特权的泛滥与社会各个部门的衰败并不会因为主观意愿而消失，而需要推翻人为创造贫困和失业的寄生阶级才能改变。
对于劳动力供给失衡导致的青年失业，我们需要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来替代，工人阶级需要求将所有失业者纳入就业之中，并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按比例降低工作时间。对于被特权蛀得千疮百孔的医疗和更广泛的社会机构，我们需要用公有制下工人对生产单位的民主监督来解决，工人阶级需要求将所有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公有化，并置于工人的民主控制之下。
但这些诉求并不会凭空实现，它们面临着寄生在工人阶级上的统治阶级的阻挠。将这些工人阶级的广泛愿望凝聚在一起，通过革命和改造社会来解决，需要工人政党通过坚定而清晰的革命领导实现——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