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中美政府双方宣布将关税大幅下降，为全球贸易战降温。然而，自从四月初国际局势的巨大动荡，还是深远地推动了世界各地阶级斗争的前进。中国也是如此。从四月到五月，我们明显能看出巨大的罢工潮正稳步地水涨船高，是近期群众斗争的主力。从我们上期发布于4月23日的斗争短评以来，已经过去了近20天时间。根据《昨天网》，这一期间，一共发生了以下至少12起最重要的工人斗争：
- 4.23，四川凉山：建筑上百工人罢工讨薪；
- 4.24，湖南道县：体育用品上百工人罢工，讨要赔偿金；
- 4.01–25，广东惠州：数百工人持续抗议近一月，抵制变相裁员；
- 4.26，广东江门：制衣厂老板跑路，上百讨薪工人堵门抗议；
- 4.26-27，重庆上百建筑工人工地讨薪；
- 4.27，中国FPC柔性电路板龙头企业上达电子发生罢工蔓延：继四川遂宁工厂之后；湖北黄石工厂的数百名工人也发起罢工，抗议公司拖欠工资、欠缴社保；
- 4.28-5.1，浙江嘉兴：乌镇灯具厂上千工人连日罢工，到市政府游行示威，遭到大批警察镇压，并被控制于园区内；
- 5.5-7，广东惠州：电器工厂数百工人拉横幅、堵门来示威、维权；
- 5.6-7，广东深圳：玩具厂400工人罢工维权；
- 5.6-8，广西桂林乐平县：全县环卫工人连续三天罢工
- 3.31-5.8，广东深圳：东方银座酒店工人持续维权；
- 5.8-10，广东深圳：三天连续六起建筑上千工人同城罢工，建筑业罢工潮兴起；
从近期激进化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以下我们以最重要的三大特点入手来掌握最近斗争的概貌。
特点之一：斗争初具规模，战斗渐成主流
近三周，工人斗争的发展规模有所成长。根据比较可靠的影视资料中，目前的罢工往往初具规模，参与人数上百，达到了小质变。近20天的时间中，还连续出现了两场上千人参与的罢工。
一般而言，有越多工人参与，罢工的优势则越大，而当参与人数上百，则往往达到一个阶级意识的分水岭。根据经合组织202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中小微（雇佣人数低于1000人的）企业占据全国企业总数的98.4%，提供了60%的GDP和75%的就业。在这个情况下，当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罢工人数超过100人、甚至更高时，这就意味着参与罢工的激进工人已经基本成为单个企业中受雇工人中的主要派别。显然，罢工者越多，斗争的赢面更大，但当激进工人们成为了工人中的主要派别时，这就使得一整个企业中的工人们都不得不团结起来一同斗争。这无疑代表着阶级斗争正朝向更深远的地方发展：阶级意识的进一步上升。
工人斗争的意义远不止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具备着提高工人们阶级意识的潜力。要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改观，口头的教育、说服是有巨大局限的；物质事件的进程则在更大程度上刺激着人的意识成长。当斗争的规模和赢面不断增大，工人们将意识到，不断增大的阶级团结将能为他们争取到更大的利益。近期的发展向我们无疑证明，中国工人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开始在单个企业的斗争中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这无疑是决定性的一小步。从单个小企业出发，在参与整个阶级的集体斗争中，工人们还将意识到他们在整个大集团、整个行业、整个地区中，最后是整个国家中和全世界上都扮演着决定性作用。
特点之二：罢工跨区蔓延，工人组织加强
除了规模的增长，近期的罢工也呈现出不断向外扩散的潜力。在评论跨省比亚迪斗争、重庆渣车斗争的时候，我们指出，工人们作为一整个阶级自发地向整个地区和跨地区扩散罢工的潜力正在转化为现实。如果说，这种潜力在之前的案例中，还只是作为偶然性出现，那么在深圳这样极重要的一线城市都出现跨城区的大罢工，就说明跨区\跨省的罢工有趋势成为全国的主流。
促进这样发展的直接物质原因，无疑是雇佣着巨大数量工人的垄断大企业面对世界经济不景气，用欠薪降薪或削减生产的办法尝试把代价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继比亚迪之后，中国电路板龙头企业的上达电子也出现了跨省的罢工响应。在三月末，四川遂宁的上达电子工厂发生数百人参加的罢工；一个月之后，同一集团下的湖北黄石的电子厂也发生了罢工。罢工的蔓延，代表着整个行业陷入危机，就必然逼迫工人们跨越市区、跨越地区地组织起来。
这样的罢工不仅在民营企业中产生，直属中央政府的中国建筑集团也在发生同样的罢工跨地区蔓延。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资金回笼困难，中建集团作为带动中国经济前进的建筑业龙头国企也深陷债务危机，导致了大规模的欠薪。在深圳，在短短5.8-10日之间的三天内，有六个中国建设集团的在建项目中爆发了讨薪的罢工，遍布了深圳的两个大区（光明区两起、南山区四起）。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起这么多起激进的罢工，这说明两点：一、垄断大企业（像比亚迪、中建）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二、工人正被情势所迫建立同区内、同行业内的斗争网络。中国经济主要是由国家干预主导的投资所促进增长的，而国企和特别是央企的危机往往说明危机的严重性。
在危机继续扩大的前景下，对工人工资的攻击只会不断增长。罢工亦是如此。而在斗争上升的时期，罢工越多，就意味着工人必须建设更有力的斗争网络和地下工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这就是我们在三月的四川、浙江比亚迪斗争，四月的重庆渣车斗争和五月的深圳观察到的情况。在深圳，光明区和南山区的建筑工人们不仅在自己的工地上建立起了组织自己单个企业中的斗争网络，更是开始以一整个城区为范围、以同一个行业为主轴联合起来斗争。建筑业的工人组织正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和中建集团这样的重点企业中搭建起来，必然将会有带头模范作用；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从中学习到教训，更不用说中国巨大的激进建筑工人团体。
一次两次的跨区、跨省斗争还只能当作偶然性，但是这种类型的斗争传播到一线城市中去，就说明了工人斗争中，涉及广度的增大、劳工组织战斗性的增强。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跨市区的罢工将会在全国各地都成为主流，罢工的潮流也将越来越强大，逐渐威胁到整个中国统治阶级的统治。
特点之三：斗争时间增长，工人控制起步
劳工组织的战斗性增强，也表现在部分斗争持续时间的增长。一般的小型罢工往往不能支撑很久，这往往是因为工人们财务条件不好、组织不够有力等原因导致的。而近期，我们则观察到有部分的罢工持续时间非常之久，这说明中国工人中出现了组织水平很高的罢工委员会、以及工人自己控制、运作生产的开端。
上次，我们报道了肇庆森益五百造纸工人的罢工，并称赞了他们面对警察的英勇精神。然而，上次我们来不及解释的是，这场罢工实际上持续了非常之久，并且与在森益母公司，位于中国造纸业中心东莞的森和纸业的罢工几乎同时联动发生，向我们展示了非常多的教训和经验。根据《水瓶纪元》的报道：
【4月7日】上午，近300名工人赶到工厂，堵住工厂大门，拦截载货出厂的货车，以保住工厂资产。有特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为了敦促政府介入，他们还步行前往广宁县政府，当日下午，县委、县政府的特派人员到达工厂。……工人们不愿意被蒙在鼓里，于是在清明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发起维权行动。他们的集体声讨引起了肇庆市广宁县政府、宾亨镇政府多部门的关注，包括县委、县政府、劳动监察局、社保局等部门，联合派遣了工作小组到工厂，以协商、解决问题。
协商初期，由于各方参与的闭门会议中没有职工代表参会，工人们群情激愤地闯入会议室表达立场，认为协商过程严重缺乏透明度。厂方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工人们的神经，张涛提到，当天有疑似厂方派来的采购商，企图低价收购工厂货品。他强调，工人们必须保全这些资产，大家的工资才有保障。最终，政府工作小组承诺，会在当周给出工人工资的偿还方案。
经过张涛等工厂员工的一系列积极行动，4月10日下午3点半，广宁县县委及宾亨镇政府召集了厂长、副总经理、职工代表等人开会，给出了一份《工人工资清偿专项方案》。方案明确了工资清偿实施流程，张涛等职工代表将监督资产核查、处置过程，最终回款也会划到县人社部门设立的专项帐户中，再发放给工人个人帐户。方案同时注明，“工人工资将于2025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完毕”。……4月11日，该工资清偿方案已经进入实施程序。当晚8点，一家经销商购买了森益纸业的900吨废纸，达成买卖合同。
而在东莞的森和工厂：
几日来工人们为了保住工厂库存货品，商议在工厂轮流值班进行监督……因为担心工厂被法院查封无法出货，他们通宵装货，等到白天卖出。
东莞、肇庆造纸工人们的行动，是罢工活动如何进一步升级、走向工人掌控自己命运的活生生的现实经验：从示威出发，走到工人监督，并上升到部分的工人控制。
首先，为了追回自己的工资，造纸厂工人们不得不走到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压，来协助处理财务问题的这一步。但是，为了保证这一步清清楚楚，他们亲自去检查账本、监督整个协商过程，来确保自己的利益水滴不漏。然后，为了保证全部款项都能顺利卖出，工人们甚至组织起了轮流值班的纠察队，自己来控制、运作整个出货的流程，全程没有资本家的作为。
事实上，工人们最大化利用了所有的合法手段，为自己争来了来之不易的收入。但是同样的，在整个斗争中，我们看到工人们是如何去学会独立地运转企业的。想必，有了这样的经验后，工人们会明白：只靠他们自己，也能把公司运作得好好的！
类似的发展不仅在东莞、肇庆两地的造纸厂发生，还在深圳东方银座的维权斗争中出现了。深圳的东方银座员工的维权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在5月8日，酒店老板锁了厨房的门，来阻止员工们使用厨房做饭。虽然程度要弱一些，但这个例子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工人控制工作场所为自己服务”。
总评：工人斗争稳步激进化，但不稳定性增加
近期，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对中国大力施压，这会加强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本国劳苦大众眼中的威望。可以预测到，面对美帝国主义，中国群众的爱国情绪和对本国统治阶级的容忍程度会在短期内加强。
我们不能忘记，由于资本主义改恶，统治阶级将革命留下来的旧工人阶级换血、引入了大量的穷苦农民作为新的工人阶级。在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不断地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工人阶级、旧农民阶级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为政权留下了深远的合法性。因此，只要生活水准不像疫情时期发生剧烈的下降、或是群众受到其他方面的巨大刺激（例如战争、疾病或是羞辱）来引导他们发动更大的斗争，那像2022年末那样起义性的革命爆发就还不能成为定数，而只能是一个趋向增加的概率。
不过，概率的增加，也向我们指出革命发展的曲折向前。尽管贸易战引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偶然性因素限制着群众斗争，经济问题这一根本的、必然的问题依然会向中国资本主义发难。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不断地逼迫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打白工，那么社会上就永远有生产过剩的问题、使得劳苦大众永不安宁；这就会引起阶级斗争的持续加剧，不断加强劳资之间的阶级敌对，为巨大的工人斗争和国家镇压做准备。而在工人阶级尚未被严重打败的时期，镇压必然刺激中国的工人阶级采取更激进的革命行动。
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向外。只要有生产过剩，本国的统治阶级就必须要向外国输出自己的阶级矛盾，就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的外交、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军队实力稳步增长，但它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实力差距仍然较大。因此，中国能否从军事冲突中全身而退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此外，战争就意味着社会动员和武装工人。中国的统治阶级能否确保自己武装的工人阶级还会继续听话呢？这无疑是一个让统治阶级不得三思的问题。
总而言之：世界局势的混乱，使得阶级斗争以更加不确定的方式发展，时而加速、时而减速。有时候，偶然的主观因素可能会暂时地拖延住必然的物质发展，但时间会证明哪一者更持久、更有力。无论如何，我们依然能看到，近期中国工人们在独裁政权下仍是在持续激进化。由于中国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这一根本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激进化的浪潮就会徐徐向前，成为总体的趋势。
这向我们证明：不论快慢，只要情势所迫，世界各地的工人们都最终会广泛、有力地组织起来的。而从不断高涨的、武装起来的工人组织中，无产阶级将为自己争得做天下主人的权利；而他们相应的义务——早就在他们重复了无数次的辛勤劳作中打下了物质基础。
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阶级意识的上升基于物质的进程；如果没有的充分刺激，这一进程只能依照自己无可跳跃的步调发展。在每一步，革命家都绝不能因为不耐烦而诋毁工人的英雄壮举、更不能忽略阶级意识正在一步一脚印地发展的事实。
能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形势正一步一步地向今日逼近。革命家必须紧跟斗争的脚步、将社会中最激进的先进份子组织起来，建设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才能使得劳苦大众成为天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