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读者向我们的投稿，重点批判所谓“马列毛大群”的“从地下到地上”战略。就中国革命来说，“马列毛大群”这样和工人运动完全隔绝的小团体在理论还是政治上都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这篇投稿中指出的一些错误——宗派主义、个人恐怖主义和哲学机械主义——在中国左翼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值得今天我们的革命青年引以为鉴的。本文中的一些表述（例如“灌输”概念，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社论的澄清）和本刊编辑部的观点有一定出入，不过我们认为本文在原则上是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因此予以发表。关于“大群”的宗派主义错误，我们还推荐读者同志们阅读本刊2025年江油运动后发表的文章，《面对群众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江油运动谈起》。]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情愿满足于某一实体的不动的印象，而这一实体却是永恒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借助于较亲切的近似，校正，具体化，而给概念以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弹性。”——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在帝国主义全球危机四伏、工人罢工浪潮与民族冲突交织的当下，各种左翼思潮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毛泽东主义旧瓶装新酒的变种。一些宣扬此类理论的论调（编者注：即所谓“马列毛大群”）则全面总结了一套所谓“全国一盘棋”的“革命持久战论”，其核心逻辑是“从地下到地上”的渐进策略：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为蓝本，将当代中国革命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前者进一步细化为“两阶段论”，主张先在与群众隔绝的状态下建成全国性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强调全面匿名化、单线联系），再由地下核心统筹“地上融工”工作，派出“代办员”建设经济互助群众组织，通过义务劳动、纪律检验与所谓“地上向地下的大规模引流”，逐步发展地下暴力力量、地下红军与人民法庭，以此蚕食基层反动政权，最终扭转“敌强我弱”对比，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本文将从所谓“全国一盘棋”理论入手批判地下暴力路线的错误，力图为读者指出这一“理论”为何与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
“全国一盘棋”理论
这种理论声称，在所谓“每处都呈现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革命必须被划分为两个部分：首要任务是“从无到有”地建成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待这一蓝图完成后，再由地下核心从全国角度统筹指挥地上融工，派出代办员建设群众组织，并以义务劳动和纪律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中发掘先进分子以实现“引流”。
这种构想将理论的替代主义核心暴露无遗：先由一小撮自封的“革命家”在与群众完全隔绝的真空里搭建网络，待这张精英蓝图画好之后，再派代办员居高临下地统筹和指挥地上群众工作，把工人当作可以被引流、被义务劳动和纪律组织起来的被动群体，仿佛党具有先天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特权，群众运动不过是党的素材以及党的意志的延伸。
这里必须严谨区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组织范畴，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在反动政权的高压统治下，必须且只能在地下生存并营建其秘密组织（编者注：这不代表党不应该进行地上或半地上工作，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种“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性是保存革命火种、抵御敌人破坏的前提。然而，这种必要的手段绝不能被盲目地推广到阶级组织的全部领域。
关键的错误在于党替代群众在地下组织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如工会、互助会、工厂委员会）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广泛的群众性与公开、半公开的斗争实践。如果由党的“代办员”操纵群众运动，在地下室里像拼图一样预先构建一套“群众组织网络”，并试图将其完全置于单线联系的秘密控制之下，不仅抹杀了工人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在用一种“地下室精英主义”替代真正的阶级动员，最终导致党与阶级的彻底割裂。这种将一切工作都“地下化”的构思，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对阶级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现。
真正的列宁主义从来不是在地下室里先把组织搭好、再下来“指导”群众的官僚操纵，而是在群众每一次自发斗争（无论多么分散、多么带有工联主义局限）中，立即注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水平。
这种组织方法论并非单纯的战术选择，而是深深植根于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客观基础之上。无产阶级之所以是唯一的彻底革命阶级，是因为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客观地位，它是大工业的产物，被集结在生产的最前线，在协作劳动中接受了严密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熏陶。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本质上是这种客观阶级属性的自觉意识体现。它不是要从外部“发明”革命，而是要通过科学的分析与干预，将这种潜伏在阶级内部的、由客观生产条件锻造出来的集体力量释放出来，转化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意志。
列宁通过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辩证观点：先锋队必须浸没在群众运动中，通过苏维埃、工厂委员会等形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不是预先构建一个与群众隔绝的“单线联系网络”。
“全国一盘棋”理论却宣称，先有“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网络”，后有党的“全国部署”，然后才有群众运动；先有精英的统筹和指挥，然后才允许工人被引流。这等于公开宣称：没有我们这群地下精英，工人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自发状态。这不仅是赤裸裸的替代主义，而且是对列宁主义的阉割和背叛。
很多人可能会搬出当前国内“高压维稳”“白色恐怖”这样的借口当作挡箭牌，仿佛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先把自己关进地下室画“全国一盘棋”之外，就再无革命工作可做。然而这不仅是机会主义的谎言，也是对无数历史教训的遗忘。
1907—1912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正是沙皇政权最血腥的白色恐怖：数千革命者被绞死、流放，布尔什维克党员从1905年高峰时的数万人锐减至不足500人，党报被禁、工会被砸、罢工被血洗。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从未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积累精英”，而是顽强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如杜马选举、保险金互助会）作为掩护，在彼得堡、莫斯科、巴库的工厂秘密建立最小小组、散发隐蔽传单、在监狱中办地下党校，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零星罢工和士兵不满中去。1912年布拉格会议重建党时，正是这些在最黑暗时期扎根斗争的工人干部，才让布尔什维克从几百人迅速扩展到数千人，为1917年十月革命奠基。
1921—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北洋军阀最残暴的白色恐怖下（党被通缉、工会领袖被屠杀、罢工被血腥镇压），通过直接介入工人自发斗争（安源路矿、京汉铁路、开滦五矿），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才在短短两年内把党从五十多人发展到千余人，并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成为群众公认的领导者。
高压从来不是放弃群众工作的借口，而是更要深入群众、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每一次自发斗争中的理由。谁拿“高压”当理由先把自己关进地下室画蓝图、等“条件成熟”，谁就是用客观困难来掩盖主观上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即使在最残酷的镇压下，也绝不把先锋队变成与群众隔绝的“地下核心”，而是更顽强、更灵活地把自觉性注入自发性，把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抗议、每一次危机都变成灌输和组织的机会。“全国一盘棋”理论，不过是官僚主义在新时代的僵尸复活。它不是在捍卫列宁主义，而是在用恶劣的方式阉割和背叛列宁主义。（编者注：不用说的是，主动将自己与现实的工人和群众运动隔离的宗派根本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地下暴力路线
该理论公然宣称，地下政权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运动的成败，必须依靠稳定的地下网络实现“行稳致远”，决不能搞所谓的“反向输血”。他们主张从所谓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起，地下政权的成员就应履行“执法义务”，通过地下红军的“惩戒”行动制造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秩序，从而在中修基层“打洞”，使资产阶级官僚陷入恐慌，最终由地下党通过代办员管理生产生活。
这种在所谓“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阶段的核心构想，正是要靠地下红军和地下人民法庭的“执法”来制造某种“布尔什维克传说”，一步步蚕食资产阶级的基层政权，最终实现全国夺权。他们把这种地下暴力当成革命，仿佛只要地下武装足够强大，就能像切香肠一样把国家机器切过来。
这正是俄国民粹派的拙劣当代回潮：把暴力从群众暴力偷换成党的暴力，把革命简化为少数职业革命家玩的“暗杀+执法”游戏，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暴力偷换成脱离群众的地下精英的暴力。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暴力不是任何人的“专利”，而是千百万群众在革命危机中自卫和进攻的必然结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地下红军”，而是全体觉悟工人武装起来的群众暴力。巴黎公社、1917年彼得格勒工人赤卫队、1936年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并肩作战的民兵，都是这种群众暴力的活生生体现。托洛茨基在总结1905年和1917年革命时一针见血：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民兵、工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任何“地下红军”都不可能长期存在，更不可能夺取政权；一旦群众高潮到来，地下武装若不立即溶化到群众武装中去，就会变成阻碍革命的宗派。（编者注：关于暴力问题的更多讨论，请读者同志们参考本刊发表的《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文）
该理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地下暴力当成“管理国家的工具”，用地下人民法庭的“执法”来“教育”群众，用“蚕食”基层政权来“积累”力量。这不仅彻底颠倒了暴力与群众的关系，而且暴露了替代主义：党不需要发动千百万工人起义，只需要几千把枪、几百个地下法庭，就能代替群众去“建设无产阶级政权”。历史已经千百次证明：脱离工人阶级的地下暴力，注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仿佛1917年彼得格勒工人是因为听说了某个地下党在暗杀警察才起义的！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威望来自他们在工厂委员会、苏维埃、赤卫队中日复一日的公开工作，来自他们在群众亲眼看到布尔什维克是自己人，是最勇敢、最无私的战斗者。地下暴力若不立即与群众的公开斗争结合，必然蜕变为宗派恐怖主义，最终被群众抛弃，被敌人各个击破。
在当代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妄图靠地下红军“蚕食”政权、靠人民法庭“执法”来夺权的幻想，都是对无产阶级力量的刻薄诋毁。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在工厂、在街头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式机关，任何地下武装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次无人机打击、一次网络封锁、一次特务渗透就能彻底消灭的纸老虎。
真正的革命路线应该是深入每一场群众自发斗争，通过提出过渡要求，把这些斗争变成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机会；当斗争进一步高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推动这些委员会联合起来，形成苏维埃；同时，在保卫罢工线、集会和组织的过程中，从纠察队逐步发展为武装自卫队，使暴力真正成为由工人阶级自己掌握的、不可战胜的群众暴力，而不是脱离群众的地下小集团或成为国家机器镇压的孤立靶子。只有这样，先锋队才能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把自发性提升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夺权斗争。
教条主义与“三阶段”论
此理论坚持所谓的“两阶段论”，认为在防御阶段必须先在真空状态下建立全国性的地下组织网络，随后再由地下核心统筹指挥地上工作，通过代办员将工人阶级转化为被动的“引流”对象。这种观点预设，随着所谓“斗争”的推进，力量对比将发生机械的逆转，最终进入决战阶段。
这种理论将毛泽东1938年《论持久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局部军事经验，机械地移植到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全球语境中，将抗日游击战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策略转化为“地下网络积累—地上融工引流—基层蚕食”的本土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表现：忽略了具体历史条件的独特性，将特定时空下的应急战术僵化为普适的革命“规律”。毛泽东的持久战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权宜之计，旨在通过农村游击拖垮日军补给线。然而，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持久武装割据的现实条件。
更为根本的是，这种“革命持久战论”本质上是机械主义的：将敌我力量对比视为静态的“数量积累”过程，主张通过“战略防御”阶段的地下组织渐进扩张，直至“力量逆转”后进入“反攻”。这彻底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即社会矛盾不是机械的线性叠加，而是动态的、对立的、激化的过程，导致质的飞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总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本土“积累”所能化解，而是全球范围的连锁反应。机械主义却将此视为“防御阶段”的“积累机会”，忽略了先锋队主观能动性在危机中加速质变的可能，导致被动等待而非主动干预。
这种机械主义在“三阶段”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将革命划分为“战略防御（分两阶段）——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固定公式，仿佛社会革命如钟表般可预测、可分割，忽略了革命的非连续性和突发性。1917年俄国从二月自发革命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夺权，仅用9个月时间完成从民主到社会主义的连续过渡。这一过程不是直接从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高潮期生长出来，而是从一战中的黑暗反动时期开始的。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或七月事变后）坚称眼下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革命组织仍需停留在地下等待“引流”，难道十月革命还会发生吗？
摒弃这种机械主义的关键在于回归辩证唯物主义：革命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下的质变过程。只有把握了这一点，先锋队才能领导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抗议浪潮中，将分散的经济不满转化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进攻，推动从本土危机到世界革命的连续跃迁。
结语
“革命持久战论”从“全国一盘棋”的官僚代办到地下暴力的蚕食幻想将先锋党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视革命为精英“指导”的渐进暴力，而非群众自发斗争的辩证跃迁。这种理论不仅延缓了无产阶级觉醒，还客观上维护了帝国主义统治，必须从阶级、党与群众关系的辩证视角彻底清算。只有通过过渡纲领将科学社会主义注入每一次自发抗议，实现自发与自觉的统一，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在抗议浪潮中，将经济斗争锻造成政治革命风暴，推动从本土危机到全球社会主义的连续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