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必多言的共识。可是，这一革命应当如何完成，革命中的暴力又应该被如何运用？中国光荣的革命历史，让许多心向革命的有志之士看向了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其建立的新中国，希望从中为今天的革命任务汲取灵感。
[本文原载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杂志第5期，点此可下载本期杂志！]
但如果当今的革命者们想要以史为鉴，那么澄清大部分人看向中国革命史时所注意到的关键问题便是必要的：毛的武装斗争是否真的有效，而这一斗争方式又达成了什么？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
首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追求的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专政”，其中两个部分缺一不可。许多人错误地理解了其中”专政“的成分，而这也就导致了错误的结论。他们从“革命专政必然涉及依托暴力的、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力量的镇压”这个整体正确的结论，得出了错误的实践方针：革命中最重要的首先是革命的武装，即对暴力的掌握。
许多时候，这一夸大甚至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扭曲到了一定的地步，即认为只要存在某种掌握暴力的“专政”，且这一“专政“——哪怕只是一小撮拿着枪的“革命者”——能够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利益，便是足够的了，哪怕这一“专政”事实上是通过政变、游击战争等方式建立的。
不得不承认，中国当今的许多左派不仅认可这一机械的公式，甚至想要通过某种实践将其强加于当今的革命运动之上。
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对“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巴黎公社制度——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是怎么说的：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
可怜的列宁同志，要是他知道某些打着他的旗号的所谓”左翼“在百余年后仍然把这一重要教训忘得最干净，一定会再写一篇文章来驳倒他们！
为什么需要工人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特殊，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劳苦大众作为一个能动的、有意识的共同力量集体参与进社会运营的制度——它是一整个阶级的专政！苏维埃制度便是这一点的体现——它不是革命党本身意志的延申，而是参与斗争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进行集体商议与决策的机关。若是无产阶级以及更广大的劳苦大众不能通过工人民主的方式直接参与进新生工人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作的话，那么这一专政就不是无产阶级本身在施行的。也只有因为一点，社会主义才能够成为比当前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加先进、更加自由的制度。
一旦我们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工人民主的真正含义，那么“革命应当如何完成”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所说：“社会主义革命首先需要劳工阶级有意识地参与革命，革命后需要劳工们有意识地控制和民主参与工业和国家的运作。”
这绝非某种意识形态所驱使的乌托邦式的执念，反而是出于革命斗争最现实的考量。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作为一整个阶级夺取政治权利以及整个社会的控制权，首先不是出于他们的人数、规模、或是基于此能够建立的武装力量，而是他们本身的经济力量。
正如恩格斯所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这也就意味着，借由资本主义在单一企业中的计划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参与，无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有了掌控整个社会的潜力——所以无产阶级才能够成为当今最革命的、有别于一切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罢工乃是当今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有效的斗争方式之一——甚至斗争传统几乎完全断代的中国工人阶级也本能性地在今天的斗争里重新学会了这一手段。工人阶级创造一切资本家的利润，而如果资产阶级失去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掌控，那么他们事实上便失去了一切——反之，工人阶级则获得了一切。
因此，历史上总罢工往往便是革命的序幕，因为工人阶级正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发起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挑战，将整个社会置于“双重政权”之下——即资产阶级掌控政权以及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掌控整个社会除此之外的一切生产和事物。这是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发动它们的阶级力量才能做到的。
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切策略和手段皆由此而制定。这包括工人民主——因为工人阶级需要民主决议才能决定如何展开如此规模的斗争，也包括武装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捍卫自己斗争的成果，并抵御和消灭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力量的反扑，而这种反扑肯定是会相当疯狂、暴力的。
先有运动还是先有武装？
与许多“左翼”的误解相反，工人武装的需求并非只是来自夺取政权的需求，而正是上述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
工人武装最原始的形态恰恰是罢工之中的纠察队。纠察队最首要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确保罢工工人对工作场所以及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以避免资本家与工贼绕过罢工来重新恢复生产；其二是通过抵挡警察以及反罢工暴徒的镇压与侵犯，来确保罢工本身的存续以及罢工工人的人身安全。由此可见，在阶级斗争的有机过程之中，武装的需求恰恰是服务于工人阶级斗争的过程本身的。
随着斗争规模的扩大，工人武装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也许在一场罢工中，罢工工人只需要一群身强体壮、手持简易工具的工人便足够了，但随着斗争最终与整个资产阶级政权进入直接冲突（这一直接冲突也会逐渐显露为工人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渠道），工人武装的组织程度以及装备也必须要升级。
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列宁是如此描述1905年俄国革命的进程的：
“不太久以前，人民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唯一表现形式是暴乱，即不自觉的、无组织的、自发的、有时甚至是野蛮的骚动。但是，工人运动，即无产阶级这个最先进阶级的运动，很快就从这个开始阶段成长起来。社会民主党自觉的宣传和鼓动已见成效。暴乱被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示威游行取代了。几年来野蛮的军事镇压‘教育了’无产阶级和城市平民，使城市平民作好了进行更高形式的革命斗争的准备。专制制度把人民抛入了战争，这场可耻的罪恶战争使人民忍无可忍。群众开始试图对沙皇军队进行武装抵抗。人民同军队开始进行真正的巷战，街垒战。最近，高加索、罗兹、敖德萨、利巴瓦向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和人民热情奋发的榜样。斗争发展成起义。充当扼杀自由的刽子手的可耻角色，充当警察走卒的角色也不能不渐渐擦亮沙皇军队的眼睛。军队开始动摇。起初，出现个别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后备队闹事，军官们反抗，在士兵中进行鼓动，个别连或团拒绝向自己的工人弟兄开枪。后来，部分军队转到起义方面。”
斗争规模和烈度的增加，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工人阶级与日俱增的意识与组织能力的反应，但对于社会中一切可能尚且处于自在状态的阶级与阶层来说，则是工人阶级作为一整个掌握能动力量的阶级进入历史舞台的声明——正如列宁的描述所揭露的一般。
只有这一点才是革命武装得以壮大的客观基础。固然一些激进工人也许可以通过手搓或者走私的方式取得几只枪炮，但这绝不足以匹敌资产阶级国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最大规模的被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恰恰存在于这一武装力量之中。基层的士兵与警察平日的任务是捍卫统治阶级的统治与利益，可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一定会以各种形式蔓延到部队之中。
若是阶级斗争能够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界限与直接冲突日益明晰，那么基层军警对统治阶级的忠诚便会动摇。反之同理：若是这些士兵与警察无法看到一个无产阶级性质明显、且明确表达无产阶级诉求的革命性运动被组织起来，并无法看到这个运动因为缺乏组织而有着任何取胜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必然是不会冒着生命的风险去倒戈到看似必定失败的一方的。
这正是一场有机革命中无产阶级取得最强大的武装的方式，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工人民主的体现。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期间，正是工人们有组织的行动引发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倒戈，而这一趋势则进一步蔓延到了前线的部队之中。正如托洛茨基所言：“在士兵的意识中，以为反对专制的暴动，首先是一种反对司令长官们的暴动。”
参与进了革命运动中的士兵必须首先打倒他们的长官，但在这之后，没有了长官的士兵们只能自行决定如何继续行事。这也就带来了工兵苏维埃：士兵们同工人们一样，通过自身的民主决策进行集体商议，选举自己的指挥官，且通过代表来与城市中的革命工人讨论并决定斗争策略。这便是俄国革命中的工人武装的形成——不是通过任何密谋或是“地下武装”，而是通过最彻底的工人斗争来争取，并通过最广泛的工人民主来将武装与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正如一般战争中，大多数时候一切策略和装备都服务于一个明确的战争目标一样，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工人任何形式和规模的武装都是基于工人们的组织，且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某个具体任务和需求的。
而那种脱离工人斗争的具体需求和进程，却还声称其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小型武装团体并没有代表这工人阶级，而是在试图替代工人阶级完成一整个阶级才完成的了的任务。
十九世纪末期的欧洲不乏这样替代主义的“革命武装”，比如法国的布朗基派与俄国的民粹派。这些真诚的革命者们企图通过炸药与子弹的威力代替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苦大众完成革命任务，但他们的失败——甚至是对革命起到的反作用——恰恰也是源于此。正如托洛茨基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 ”内解释道：
“个人的恐怖主义之所以不为我们接受，乃是因为这种作法不但贬低了群众的重要性，加强他们的无力感，并要群众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众力量的伟大复仇者、解放者身上。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大可高弹甚么‘以行动来宣传’的论调，力主恐怖行动对群众能产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论上的考虑与政治经验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当恐怖行动的‘成效愈着、影响力愈大’时，他们也就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的兴趣。但是，当混乱的烟幕消逝、恐慌不再时，继位的部长接班人出现、生活再度回到常轨，资本主义的剥削巨轮运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强大与残暴。明亮的希望与兴奋之后最终却只是幻灭与冷漠。”
战略与战术
以上论述绝不是为了说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暴力”。恰恰相反，我们不是反对暴力，而是反对将暴力视为革命的唯一策略，无时无刻都在无视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呼吁使用暴力。
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革命手段都应该是灵活的。不同条件要求不同的战术，但若是某一战术被拔高到了一个战略乃至原则的地位，那么这便不是正确的革命手段，而是幼稚的极左主义。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来说，发动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不过是一个战术罢了——正如议会斗争、打入主义、或是任何其他的战术一样——需要在正确的条件和时机下被采用。
在1905年革命的高潮，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抵御反动的黑色百人团并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确实创立了由列昂尼德·克拉辛领导的“战斗技术小组”，来负责组织工人武装并为其取得武器。但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应对革命中特定时期的情形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准备武装的一切前提条件都是建立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的苏维埃的组建和俄国工人革命运动的持续之上的。
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从未让这项工作成为一项持续的，足以替代党的一切其他工作的项目——随着革命开始退潮，战斗技术小组的工作也随之被终结了。这正是革命党对于组织武装应有的态度，与那些将企图独立于工人阶级且将建立“革命武装”的任务置于战略地位的方针有着天壤之别。
只靠枪杆子不会带来工人民主
与上述论证与例子恰恰相反，毛时期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几乎是上文一切要领完全的反面例子。在1949年的革命中，毛泽东和中共击退了反动的蒋介石政权，最终在中国消灭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地主主义。但这一场革命却并非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是一场基于军事行动的农民战争，而其缔造的也并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社会的统治是由一小撮官僚的专制，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民主来实现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将中国无产阶级置于了完全被动的角色。在许多大城市中，哪怕解放军还没有开到，工人和学生便开始罢工罢课，以声援打倒国民党的斗争。此时若是毛泽东真的想要在中国实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则应该立刻号召城市内的工人学生夺取生产资料与当地政权，组建苏维埃，以工人民主彻底取代蒋匪政府的独裁统治。若是这些政策得以被确立，那么哪怕中国的革命是以军事战争的形式发动的，中国最终仍然有着成为一个健康工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
然而，事实中毛泽东却呼吁这些工人与学生停止抵抗，只需要等待解放军将他们“解放”就够了。这也就导致，哪怕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最终得到了“解放”，他们也完全没有有意识地参与进革命的进程之中，也完全无法决定新社会应当如何运作，只能任由中共去实践他们认为“务实”的计划：和资产阶级勾结，削减土地改革等等——这些政策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初。对于刚被“解放”的劳苦大众来说，这与其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像是一场中国人民从封建时期就早已熟悉的“王朝更迭”。
也许一些人会反驳：“那么，我们只需要在下一次武装革命中能够确保群众的能动性就够了。”不过，中国革命的结局并非是一念之差的结果。当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共被迫撤往农村根据地之后，中共就开始逐渐失去其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党的性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军阀性质的地方割据势力。在这里，所谓的“工农武装”事实上是从上至下被组建并指挥的，而不是诞生自有机的斗争过程；中共的一切考量都围绕着组织军事力量以及运营军管地区而进行，且党内的一切运作逻辑都以一个军事组织的集中方式进行运营。这就导致中共不仅在二十年内都放弃了重新在城市中建立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内部也失去了一切革命政治和民主集中制的残余，取而代之的是最“现实“的军事逻辑和政治清洗。在这样的一个党里，任何健康的革命要素都要么被迫妥协、要么被主动消灭——最终在阶级决战的时刻，最初的那个健康的、心向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荡然无存了。
结语
当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回归现实，过去一切革命的那些正面或反面的例子都已经烟消云散，留在我们眼前的只剩下今日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迫切任务。面对这一历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任务，无数有志之士都希望能够尽快将其完成——哪一位真诚而又勇敢的革命家不是这么想的呢？
然而，我们的热忱与牺牲本身无法替代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任务——我们去将无产阶级从当前的自发状态提升到革命意识的过程固然艰苦，但任何追求捷径的企图只会导致我们前功尽弃，甚至南辕北辙。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导我们长期建立立足于工人群众之间的革命党才是唯一可以成就革命、赢得社会主义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