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年人正在大范围的激进化，这正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要去优先赢得的阵地。
但青年人激进的方向也是有差异的。粗糙概况的话，男性青少年大多会直接从马恩列斯毛的方向起步探索，即所谓的“左圈”。但女性青少年却更警惕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保守性别观念。
激进女性无法绕开性别压迫问题：就业歧视，同工同酬，产假权，家务劳动，催婚催育，性别歧视、性骚扰和性犯罪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她们会严肃考察左派的性别立场。但辩证的是，她们一旦被说服就很容易直接靠近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例如，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部分毛主义女性激进青年，她们多持革命立场，是毛派中最激进的力量之一。她们目前选择毛主义，实质是支持带来巨大阶级和性别解放的1949年无产阶级革命。
过去的中国互联网女权运动就已经证明，性别解放议题蕴含的巨大阶级斗争潜力。如今，身份政治运动在中国衰落，资本主义危机继续加深。一面是青年人持阶级立场的广泛激进化，一面是经年来未曾止息的性别战争，例如彩礼、婚育等问题。
这都是危机的产物，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
中国女性解放问题背后，一是就业和劳动权益的问题；二是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它直指住房、育儿、养老、照护、家务劳动等工人阶级再生产自身的需求；三是教育社会和惩处犯罪的问题，它要求工人阶级拥相应的物质和政治杠杆。一句话，中国女性解放问题，就是工人阶级要掌管、改造社会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因此，必须辩证而非机械地用阶级方法分析性别问题并提出解放纲领。这种力量不容小觑。处理它需要阶级的方法论和分寸感的艺术。
1. 切入：彩礼问题
那么怎么用阶级方法有分寸感地分析？这里以当今最尖锐的彩礼问题为切入点。
首当其冲的是天价彩礼问题。根据一篇2021年的国内论文，[1] “天价彩礼”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集中出现自约2011年，并在2016年后加剧，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多个省份。天价彩礼是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农业地区最近十几年激烈的婚配竞争？首先是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是过去严重的婴儿性别筛选和今日农村女性流入城镇。
畸形工人国家时期，官僚控制下计划经济未能发挥出其潜力。这首先导致广大的农村未能被工业化城镇化。1978年中国资本主义改恶前，82%的人口在农村。虽然生育实践上农村因为土地政策溺死女婴的现象锐减，但那里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未能被根除。
//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其次，计划经济受阻使得实际生产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官僚基于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将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因而严格控制生育。但真正的转折点是一胎政策，它倒逼农村加剧性别筛选。在80年代前，尽管也有推进计划生育，但中国工人国家的婴儿性别比基本正常。[2]从1979年到2010年极其严格的一胎政策年代，加之以包产到户的土地实际私有化改恶，农村婴儿性别选择不降反升：如果只能生一个，最好是男孩。正常新生人口性别比为102-105。1979年之后的中国一直超过107。2020年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20~24岁、25~29岁这两个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均超过了120 ”。
按天价彩礼刚兴现的2011年算起，一胎政策下的农村婴儿最大的也仅为31岁，正值适婚年龄。而若是从中国严格控制生育的最后一年2010年起算，这批一胎农村婴儿最小的也仍有16岁，他们接下来的十来年的时间也要恋爱和寻找伴侣。
另外，资本主义改恶后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这也给农村女性带来了机会逃离闭塞落后的山区和乡村。如果有机会，她们会倾向留在城镇。[3]以贵州为例，根据2021年贵州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省流动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4] 在全国范围内，女性就业流动速度也远大于男性。[5]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女性单纯通过婚姻留在城市的概率并不高。[6] 进城务工的女性中，仅有15.7%与在外结结识的异乡人通婚。[7] 其中对方为本地户口的又少之又少。流动人口中超过90%的初婚都是双方均来自外地，仅有3.6%为本地男外地女的结合。[8] 但无论如何，女性逃离乡村也加剧了农村本地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
再者，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不分性别地全部地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使得工人阶级在大城市恋爱、驻扎和婚育都十分困难。而对低薪高工时的农村进城工人尤其如此，流动人口中的80%在物价高昂的大中城市。无论是房价、生活成本、还是阻碍他们子女接受城市教育的户籍制度，都迫使流动人口返回家乡处理婚育问题。
而由于在外打工收入微薄，农村家庭仍旧是很多年轻一代的重要经济支柱，这使得家长得以主导婚配。加之回乡时间短，相亲就成了促成农村适龄青年男女婚嫁的主要渠道，这也催生出了闪婚和随之而来的高离婚率。贫穷和缺少个人时间，在进城务工的青年男女身上几乎扼杀掉了自由恋爱的可能。
男多女少的相亲竞争中，市场的逻辑代替掉爱情的逻辑，价高者得的道理赤裸裸地演变为农村的天价彩礼。有些彩礼等同于农村家庭20年的总收入。这背后更涉及资本主义下乡村财富分化加剧，富有一层用高价彩礼获得婚配机会，中层不得不跟进，而贫苦的下层更加不被青睐。根据另一项2023年的调查，陕西已婚城乡青年中80.25% 都曾因婚借贷。[9]
天价彩礼也重新加剧了对农村女性的物化甚至商品化。许多农村家庭不顾女儿婚后处境，将女儿“高价”嫁出，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凑出彩礼或给父母做养老钱——这又折射出农村养老的无保障。无论如何，婚恋竞争激烈又进一步促使相亲市场瞄准小女孩，在她们十几岁刚初中毕业家长就开始为其相亲订婚，催生出震惊社会的早婚早育现象。
这种程度的借婚姻索要高价彩礼，和卖女儿差异甚小。但收了彩礼一定是将新娘商品化吗？不能这样一概论之。城市中自由恋爱结合而成的工人阶级伴侣面对彩礼的逻辑完全不同。要么他们选择不收彩礼，例如上海的婚姻中仅有31%收取彩礼，在全国有2成婚姻不收彩礼。要么面对城市生活的经济压力，彩礼也仅是长辈给予新家庭的经济支持，同时显示对新娘的重视尊重。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提高彩礼的动机越弱 [10] 。因为高教育水平意味着她将成为工人，有更强经济自主能力，无需通过高彩礼索要保障。另外， 城镇彩礼数额的增长基本同城镇居民总收入的增长成比例，不似农村，彩礼的增长远高于收入的递增。[11] 在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出彩礼问题的城乡差异。
如果不使用阶级的方法，很容易将彩礼问题粗暴依性别划分为对立阵营。如我们在互联网上所见，简化扭曲为身份政治议题。但科学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彩礼的冲突首先集中在农村，折射出的是过去工人国家唯能完成其任务，和今日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异化，使得嫁女换彩礼的陋习不死反兴。但若是没有分寸感，简单将彩礼一概论之为卖女儿，又同城镇工人阶级的婚恋实践大相径庭。
再说互联网上因彩礼引发的争议，天价彩礼这一奇观作为导火索，触发了工人阶级青年人婚恋实践挫败中的不断增长的广泛焦虑，反映出他们在资本主义下找不到解决办法但又不知革命纲领。其背后是工人阶级的日益贫穷和权益不断被蚕食，尤其是女性的就业和生育保障，这反而引发了部分女性对彩礼的错误坚持。
若是有充足的就业和薪资，住房、医疗、养老、育儿、交通等等全部由社会承担，劳动不再被异化，工人也有空闲发展自身，认识朋友，恋爱和自由生育，又何必需要彩礼？唯有透过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这些物质条件。
2. 1949年革命中伟大的女性解放
当今天的激进女性开始回看1949年革命，并将女性解放立足于革命立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更熟悉1949年中国革命在女性解放上的巨大进步性。首先给出定论，在人类历史上，49年革命是仅次于俄国革命的、第二伟大的女性解放事件。
革命前，劳动女性饱受家庭和资本家的压迫。她们要么被限制在在暗无天日的家庭生活中，要么在社会上付出血汗或出卖身体。缠足，买卖女性，包办婚姻，童养媳，溺死女婴，家庭奴役和虐待，不能接受教育和不可继承财产，劳动女性身上痛苦承受着着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叠加的所有的黑暗和野蛮，是“奴隶的奴隶”。
但革命改写了一切。中国女性今日获得所有社会权利，基本都是革命后50年代的成果，它是中国女性解放的黄金期。[12] 那时真的是日新月异。
娼妓制度是对女性最恶毒的压迫之一，而革命风驰电掣地铲除了它。早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前，解放区就已经开始铲除娼妓，例如49年4月，哈尔滨人民政府全国首个宣布全市取缔妓院。1949年9月20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就已出台，10月15日北京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成立。上海是当时全世界娼妓最多的城市，47年有超过十万妓女。1951年11月中旬，上海市委宣布妓院非法，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其治疗性病，帮助她们转业以保证她们不转为私娼。劳动教养所标语上红字写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当时收容妓女的性病率在北京大于95%，在上海有89%。各地妓女获得政府拨款的集体治疗后，梅毒治愈率达到40%，淋病治愈率达到95%。她们中大部分后续成为工人。1956年娼妓制度基本废除。而1953年妓女改造为社会所知后，还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
女工权益方面，1950年1月10日，中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51年2月26日，政府发布《劳动保险条例》，其中规定女职工有56天带薪产假，孕期检查费接生费均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担。
1950年4月13日新婚姻法颁布，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制。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男女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双方均有劳动自由。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溺婴，近亲结婚。规定非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不得被危害歧视。离婚自由。法律规定最低婚姻年龄。夫妻有权利使用各自的姓名，废除了强制冠夫姓制度。而反观，至今发达的欧美地区——甚至是以性别平等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仍有冠夫姓习惯。
1950年6月30日，土改法明确男女同等的土地所有权，女婴也可以分地，这大力抑制住了溺死女婴的陋习。而在土改完成区，大量农村女性广泛参与农副业生产和水利建设，被从封闭的家庭中解放出来。52年约有394万女性参与兴修水利。当时女性广泛参与工业建设，有女货车司机，电车司机，调度员和飞行员等各色职业。
1951年计划在57年使得全国80%学龄儿童入学。从51年到56年，各教育层级中的女性占比都显著扩大。1951年，全国小学女生1206万，占比28%，1956年为2231.5万，占比35.2%。1950年普通高中女生34.6万，占比26.2%，1956年151.4万，占比29.3%。[13] 革命为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打下最坚实的阵地，哪怕资本主义改恶后，2016年中全球高等教育性别均衡排名中，中国也力夺第一。[14]
避孕、节育和生育是女性命运的大事。1953年，卫生部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提倡避孕帮助女性参与社会生产。56年卫生部发布《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要求广泛开展避孕常识宣传和技术指导，各地开设避孕知道门诊，旋律技术宣传人员，供应药物。1954年避孕药物开始向公众销售。尽管官僚推动避孕的动机基于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但无论如何，新中国在实践上给予了女性避孕的自由。
而生产也是旧社会女性的鬼门关。革命后全国各地建立妇幼保健院，大力推广新接生法，训练接生员和改造旧产婆。以北京为例，从四九年到54年，孕妇死亡率从千分之七下降到千分之零点五。妇科疾病得到关注和治疗，性病防治被作为卫生工作重点。从52到57年，梅毒患者在孕妇总数中的占比从5%下降到2%。
育儿若未社会化，那女性很难离开家庭参与生产。革命后全国快速推进组建托儿组织。1956年，农村托儿组织收容600万孩童，帮助妇女可以参与生产。
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男女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1917年革命中，苏联通过创建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生活保障体系，将劳动女性从体力劳动中解放。产妇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都迅速建立。在中国革命后，除了公共洗衣房，上述社会保障机构也都快速出现。
对比中俄革命中的女性政治权利问题
这一切都是惊人的巨大进步。但革命解放女性的进程中，中国革命的政治权利推进大大落后于1917年革命。49年建成的是畸形工人国家，没有苏维埃和群众参政，官僚篡夺了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群众没有直接选举权。但十月革命创造的是健康工人国家，布尔什维克大力推行工人控制和工人民主，让群众来管理社会，尤其是在妇女之中。
列宁说：
“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实现；同样，妇女的解放也必须由妇女自己实现。妇女必须自己努力发展这些制度，而这一行动将使她们的地位与旧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地位相比发生彻底的改变。”
1918年，第一次全俄劳动妇女会在内战中吸引了众多女性参与党和女民兵组织来捍卫革命。1919妇女部力图把工厂和乡村中尚未组织起来的妇女吸引到公共活动中来，使她们政治化，吸引她们加入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1927年，18种妇女杂志出版，发行量达38.6万份，解释女性解放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联系，目的是鼓励妇女参政，为党政工作培养女干部。而工农妇女会议旨在促进对女性的政治教育、培训和征聘，妇女选举出的女性代表表参加党领导下的会议和培训班，然后在国家、党、工会和合作社中“实习”。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有经验和信心的妇女层，以发挥公共作用。
成果是1917-1934年选举中投票的妇女比例显著上升，城市地区从26年的42.9%上升到34年的89.7%，农村也从28%上升到80.3%。地方苏维埃中妇女代表比例从1922年的1%上升到34年的27%，城市从20年的5.7%上升到34年的32%。布党内女党员从1922年不到8%上升到1932年的15.9%。[15]
哪怕是现在资产阶级总说要有女性领导，俄国革命也走在前列。苏俄建国伊始，布党便急于发挥女共产党员和女工的才能，赋予她们在国家机器各个部门，乃至人民委员会中的重要职位和职责。柯伦泰在革命时期她曾是一支军队的代表，革命后被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部长。
4. 一国社会主义限制妇女解放进程
无产阶级革命推动了一系列举措解放女性，但要使工人不断扩大来吸收女性进入社会劳动，要扩大和提升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福利机构，社会生产必须高速发展，也就是计划经济要健康运行，尤其是在革命前落后的中国和俄国。但1949年革命没有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也没有推进国际革命。
没有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计划经济失去了它所需的氧气。更关键的是，生产在资本主义下是全球分工，这意味着仅在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生产无法满足社会全部需求，也就是说，计划经济长久上也必须基于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生产，也就是要求国际革命。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一国社会主义滋生出无产阶级波拿巴官僚，他们自上而下的指挥更会带来计划经济的生产混乱和不足。大跃进和文革就是鲜明的例子。
生产进步受阻，社会福利体系就不能推进，女性就不能从家务劳动中被解放出来。因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官僚阻碍计划经济运行的效果开始显现，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日益尖锐。1957年妇联杂志收到来信，尖锐提问：目前中国妇女解放了没有？妇女解放的标志是什么？参加家务劳动的妇女算不算解放？1963年《中国妇女》杂志两次组织争论“女性活着为了什么？”，讨论职业女性的追求，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矛盾等争论激烈。“我应该再找一个工资多的对象吗？”的来信更是显示出物质的贫穷仍困扰着工人女性的择偶。
那中共官僚的态度是什么？1957年一封题为《职业妇女可以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吗？》的来信引发社会热议，1个月内引来90封回复。妇联副主席的态度是鼓励她们继续工作，但困难的话可以退职回家从事家务。而周恩来1957年则在第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全然未曾见他们提及扩大社会福利体系，如布尔什维克一般喊出“建立服务业、淘汰家庭个体家务劳动 ”。对于上述1963年的《中国妇女》杂志组织的两次激烈社会辩论，官僚透过《红旗》杂志对这些讨论大行批判，“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看待妇女问题，而不能按照性别差异解决妇女问题。……（妇女问题争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背离了‘阶级斗争’的轨道。”
大跃进时期，女性闭经和子宫脱垂发病率显著升高。大跃进后，农村解散了大部分托儿组织，城镇幼儿园也压缩了规模。60年到61年，幼儿园从79.49万所减到6.03万，收托儿童从2933.1万减到289.6万。幼儿园的费用也从国家指出改为家长负担。70年开始，由于社会生产混乱，人口拐卖开始兴起。到了文革时期，妇女组织基本瘫痪，妇女工作陷入停顿。包办和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陋习重新抬头，在农村尤其严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童养媳、换亲、转亲、租亲和重婚的现象。[16]
如今，中国激进女性青年喊出“阶级叙事大于性别叙事”的现象愈发可见，这是对革命的忠诚和愿意牺牲的高尚精神。但当官僚用阶级压制女性解放的讨论，既要女性做工又要她们洗衣，本质是牺牲女性来在过去弥补官僚导致的计划经济的不畅甚至混乱，以及在今日为资本主义的压迫打掩护。而当今日部分左派男性喊出“阶级叙事大于性别叙事”，则是他们不理解性别和阶级解放的辩证同一，也是性别偏见仍在作祟。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在说教和推走女性革命者。但女性革命者以及其他少数群体革命者如此重要，她们的独特的作用之一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打破旧有偏见的道德攻城锤！[17]
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说：性别解放本身就与阶级解放为同一进程，前者恰恰是后者解放社会程度的试金石，完全不必也不应被搁置。我们说：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女性！
5. 资本主义改恶后的女性处境
1978年，邓小平上台，标志着选择向资本主义试探的一批官僚开始主导。[18] 78年到84年间，主要改革集中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可这是向农业工业化的反方向倒退。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黑龙江省书记直言包产到户是阻碍机械化的倒退，为生产带来巨大问题，主张不能退出集体经济。[19]
资本主义改恶前，全国农业生产机械化很低。重新恢复土地私有制，小农家庭中的旧陋习重新在私有制复辟的道路上获得温床。家庭私有土地增大对男性劳动力和男性继承人的偏好，因为女儿外嫁有可能带走土地，以及小农因为收入提升可以负担在一胎政策下的性别选择技术，[20]这加剧了农村本未消除的重男轻女倾向，出生性别比开始加速失衡。溺死和丢弃女婴的现象也开始增加。
建国后由于人民公社及城市配给制，被拐卖人口难以获得所在地户口，也不能获得土地和日常物资，人口拐卖现象灭绝。计划经济末期的70年代，社会贫困导致人口拐卖兴起。但绝大多数的人口拐卖发生于资本主义改恶后。人民公社解散，城市户籍制度放松，加之农村外出打工兴起，人口拐卖迅速猖獗。从1968年到2008年间至少有100万妇女被拐卖。
80年代市场机制被引入国企，降本增效和私有化使工人大范围失业。1993-2001年，全国共有7000万工人下岗，编余人员中女性占到64%。[21]下岗潮直接影响2亿人。很多下岗女工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卖淫。市场化就业更带来了就业性别歧视。
资本主义也带回了大规模的卖淫嫖娼，仅1987-88年，卖淫嫖娼人数就接近119万。国际性工作者联盟2024年的统计指出，中国有500万人卖淫，世界第一。其他估算数字只高不低。性侵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的现象也日益猖獗，仅2018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就有23.3万起，年均上升6.1%。受害者中女童占到90%以上。
资本主义改恶为中国女性带来更为复杂的处境。一方面旧的工人阶级被背叛，几近被摧毁，女工尤其沉痛。另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新的工人阶级，这为被困在家庭和乡村的女性带来经济独立的可能。市场也使女性就业不受官僚限制。
但中国女性本可借由健康的计划经济获得这一切，不必付出如今的高额代价。实际上，从1982年到2020年，15-65岁劳动人口中，中国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有显著下降，女性的下降还多6%。 不过，国有社会保障体系不断被私有化攻击，但工人国家的遗产仍在发挥余热。最近几年，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和孕产妇存活率都高于世界水平。2024年，中国女性高度教育入学率全球第一。
资本主义如何在高速发展时大力吸收女性作为廉价劳动力，就会在危机时将她们毫不留情地赶回家庭。由此我们看到，从2015年房地产下行后，就业歧视问题激增，二胎三胎政策相继出台，疫情打击就业，民族主义舆论兴起，政府催促女性回归家庭。一系列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矛盾，尤其是就业紧缩，借由Metoo在中国被点燃为2017-2020年互联网女权运动，这其中反映了当时群众对建制官僚忍无可忍的广泛愤怒。[22] 然后无能的身份政治在中国迅速被群众抛弃。又因为缺乏革命替代方案，从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攻击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性别战争。
但我们要说，主流的仍是危机下青年向左激进化，就业问题是最大的推手。今天的最激进的无产阶级女性青年已然在回看1949年革命，喊出要解放要由革命带来。要知道，革命一词对当时的女权运动曾是不能翻越的天堑。
6. 以科学而非悲观的态度面对厌女现象
如今在中国，厌女氛围确实在加强，但革命者要把握好分寸感。当青年人问中国在右转吗，我们不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说是。同样在性别问题上，我们也绝不能犯类似的错误。就爱泼斯坦和韩国N号房等重大性犯罪事件，难道中国群众不是无论性别都是压倒性痛骂吗？
坚定宣扬性别保守观念的一小撮人，以及性犯罪者例如德国迷奸女性的性犯罪团伙，绝对是要毫不留情地抨击批判，革命后要通过苏维埃或人民法庭来处理他们。但时下广泛消费厌女内容的群体，相当一部分是资本主义下承受着经济压力、孤独、迷茫、愤怒的年轻男性，这背后是中共在舆论场公开或私下大力支持厌女言论以分化阶级，制造阶级内部对立以转移群众对党国的不满。
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有多出3000-5000万男性，农村一胎政策的最小一批也才16岁，经济和婚恋的挫败叠加当然容易使他们更难免疫中共纵容支持的厌女内容。且在波拿巴治下除了右翼表达，其他发泄愤怒的立场都被严厉打压。中共相当大地推波助澜了当前快速弥散的厌女文化。甚至厌女受众的一部分可能恰恰是毛派斯派。这种阶级激进和性别保守甚至稍微倒退的组合，恰恰体现的是激进意识的不平衡和组合发展 。
我们可以借助欧美暂时被右翼民粹吸引的工人阶级来理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些工人阶级，要耐心地解释和说服，而非极左地一刀切拒斥，越来越多的MAGA阵营的美国群众不正在180度向左转、越来越青睐共产主义吗？
部分中国男性以厌女的扭曲方式表达其对资本主义不满或犬儒心态，他们目前当然不是最健康的激进部分，但长远来看，他们大部分绝对是可以被阶级方法所征服的。退一万步讲，今天中国青年再厌女，也远不能和1917年前俄国的保守情况相提并论。可是，1917年妇女节当日，当维堡纺织女工罢工且号召全城时，男工当机立断就加入了，男女工人阶级一起开启了二月革命。革命可以24小时改变人的意识。当1917年和49年革命承诺婚姻自由时，群众难道不是相当快地就接受了吗？
因为不知出路何在，现在青年确实普遍弥散着悲观情绪。但掌握着科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要更深地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主动自觉地克服这种经验主义式的悲观情绪。不能将暂时以扭曲方式表达的阶级愤怒误认为是无法被说服的永远反动。事实上，实际的阶级斗争会克服厌女情绪。在中国因为波拿巴政权，这种克服厌女情绪的阶级路径显然会更曲折或迟滞，但它会出现。
如今号召革命解放性别压迫的女性毛派开始崭露头角。这非常重要，没有理由这一趋势不会继续壮大，革命者必须加以关注和试图发展她们。因为这正是冲击最激进青年中厌女情绪的最有力攻城锤。
7. 中国民族主义和女性解放的关系
群众不满的向右表达不止于厌女这一话题，更广泛的是右翼民族主义的兴起。其高涨期恰恰是疫情时期，中共培养放任这些“爱国大V”，用以攻打透过女权运动表达的阶级愤怒，他们成为中共右翼的舆论打手。民族主义一边可以给异见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分化阶级，一边可以用“爱国护国”呼吁短暂稳住群众甚至刻意误导部分群众去对立于任何质疑建制的声音，在性别问题上配合保守家庭观还能将失业女性工人阶级赶回家庭，好用至极。
但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人人肉眼可见民族主义的衰退。如今，就业和面包对群众来说比台湾问题重要得多。而最近美国在伊朗战争受挫，官方抨击境外势力煽动躺平，以为自己能赢得舆论，却不想被剧烈的阶级愤怒反噬。如今，右翼民族主义面对阶级议题不堪一击。
今日，官方的民族主义和群众的民族主义内容左右相反。对于群众，民族主义包含着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自豪，它向左和向右的表达形式都存在。且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最健康的部分，就是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拒斥。但官方的反动民族主义无疑反映的是中国帝国主义的日益自满。
中国官方非常擅长用民族主义压制异见，尤其是性别话题，这有其历史背景。1949年革命建成的是畸形工人国家。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展，就有社会内阶级矛盾仍存在。抗拒国际革命的一国社会建成主义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必然，它具有左右的两面性。它既可以鼓励工人对抗帝国主义捍卫革命，又可以帮助官僚压制工人阶级的不满， 指责工人阶级斗争是反革命。对女性而言民族主义把她们夹在中间挤压，解放后能参与社会劳动的快乐和家务劳动的辛苦的两重滋味她们都品尝得到，恰恰是女性未彻底解放的表现。
但在1949年以前，追求家国独立的进步民族主义和女性解放议题是融合在一起的。解放前上海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妓女！解放女性必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必须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扫清封建遗毒。历史也正是如此。这恰恰是不断革命论的体现。这个问题上，我们更能看到不只是打跑帝国主义，更要用国际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也更能理解1949年革命的局限。
8. 让革命马克思主义成为性别解放的左翼旗帜！
俄国女工本身即是开启二月革命的先锋，1917年前她们比男工更具有斗争性，只是缺乏组织。革命期间布党动员了数十万妇女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她们罢工和建立苏维埃，在各个区选出女代表协助《女工报》复刊，该报是十月革命的支柱之一。十月革命前彼得格勒劳动妇女大会反对对革命胆怯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女工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服从党的纪律……只有坚持明确的革命阶级路线，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支持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
欢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1925年革命中，中国女工也走在队伍前面。在当时的上海，纺织工是工人运动的主力，他们中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1925年2月，日商纱厂罢工就吸引到近四万工人。在当时健康的中共的领导下，罢工迅速扩大，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开启了1925年-27年的中国革命。
今天在中国，全世界最大的工人阶级里面，亦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女工群体。这也意味着其中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大的年轻激进女性。她们在工人国家的遗产上长大，普遍接受过教育，其中高等教育总数世界第一。她们面对各种社会压迫和矛盾，不断地在自发激进，女权运动和今天的女性革命毛派就是她们激进力量的证明。没有任何理由，她们不会在下一次中国革命中走在前列中并成为支柱力量之一。没有任何理由，革命者不去重视和争取。
纵观中国自1949年以来，乃至世界，女性解放的问题，第一就是女性能否成为工人，第二就是工人阶级能否彻底解放社会。就第一点，今日中国群众的基本共识是女性必须要经济独立，也就是必须成为工人，正因此就业权利就是炸药桶。这一点同1949年前完全不同。
所以今日中国女性解放的问题，只剩下第二点，即工人阶级能否彻底解放社会。今天的中国，就是它历史上最容易直接用阶级纲领争取激进女性的时代。前现代的遗毒已经被1949年革命大清算过一次。今日男女青年工人在就业、爱泼斯坦、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问题上基本没有意识差距。这一切都给了革命者历史上最好的土壤。
目前中国激进女青年基本游离在左圈外，但不代表她们未来不会攻入左圈。面对她们，毫不迟疑地说，布尔什维主义者最有自信，因理论、纲领和传统。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在性别问题上打磨理论、阶级方法论和分寸感。
没有理由，布尔什维主义不会成为中国性别解放的左翼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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