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大家明显感受到找工作变难了；另一方面，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事件的数量也大幅地上升了——难怪统治阶级开始更紧张了。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持续不断进入城市成为工人，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好似一个新生儿一般，正在伸展他的拳脚，测试自己的力量，并且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们能从这个婴儿身上看到他未来的潜力：一旦中国的工人阶级——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他。但就目前而言，我们也不需要操之过急，这个时代的中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它的早期，尚未有阶级独立的公开工人组织，全国性的串联也正在萌芽阶段，因此它离提出广泛的政治诉求还有些路要走。它几乎没有传统，尚有许多东西要学，也有许多教训要吃——那么，工人阶级到底会怎样地崛起、乃至登上政治舞台呢？为了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首先应该看看历史，科学地研究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工人运动，为眼前风起云涌的中国工人运动提供过去的经验，为未来激化的阶级战争提供指挥官和阶级干部。
今年也是五卅运动一百周年，同时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暨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百周年。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看看当时中国的第一代工人阶级是怎么崛起、怎样组织起来并开始罢工，罢工又是怎么赢下来的。工人阶级又是怎样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从经济诉求走向政治诉求的。本文便旨在简要地描绘1920年代早期到五卅运动前工人阶级有机的成长与成熟，探究工人阶级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逼向斗争的道路。彼时罢工的经验又是如何揭示了政治斗争之发生的必然性以及革命党之于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必要性。
就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看看先烈们是怎么做的吧！
一、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阶级
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特别是土地革命与民族独立。恰恰相反，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软弱，辛亥革命的失败导致了混乱的护国战争与护法战争。袁世凯死后，中国各地的世纪权力基本掌握在各系军阀手中，而各地军阀又充当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1920年代的中国便建立在过去几十年这混乱的基础上，继承了积攒下来的重重矛盾，但又孕育着新生而觉醒的力量，整个中国被绑在时代的列车上，轰隆向前。
要理解一个时代，首先必须得了解这时代的经济运动。192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便是彼时中国社会复杂矛盾的化身。一方面，传统农业仍占据着这个古老国家的绝大部分经济，其占据了国民总产值的约三分之二i。亚细亚式的国家机器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导致农村的土地兼并更加肆无忌惮，地方官僚和地主的力量在一整个历史时期内得到加强。但同时中国旧社会的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它活在资本主义的晚期即帝国主义时期的19世纪，因而帝国主义自然不会放过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帝国列强们通过经济和暴力方式达成的掠夺与商品涌入导致了大量中小农破产：他们要么成为雇农，要么涌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队”ii。农村的土地则愈发集中在大地主手中，而这也导致了农村内阶级矛盾的加剧，土地革命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iii。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工业又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们忙于彼此厮杀，生产与对外出口遭到破坏，而这也给中国的工业留出了宝贵的增长窗口。对外出口的大量增加给民国工业带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年增长率达10%以上，尤其是丝厂，纱厂等轻工业部门iv。虽然仅限于较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等，且在全国经济内占比相对较小。但正如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组合发展理论所描述的，中国的工业仍通过最新的技术和组织方法，较快地建立了起来。而在这快速工业化的背后，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便诞生了。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受着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我们可以从李大钊的《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一文中一瞥当时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
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也靡有供他们别样娱乐的设备。因为他们的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元半元钱，好去嫖赌。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v
这便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被关在“黑屋子”里的劳苦大众，他们身上拖着历史遗留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泥点子，但却是最有希望，最富有潜力的阶级。
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呢？正如俄国的克伦斯基们三番五次地背叛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没法摆脱自己与帝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没办法完成土地革命。他们在历史上登场得太晚了，错过了资本主义的青年期，而迎头撞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也就是列宁所描述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及“金融资本的统治”。在大国争相瓜分世界的背景下，中国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即使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帝国主义不满，也没有办法斩断与外国金融资本的联系，更难以与外国工业竞争。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金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商业资产阶级，而非工业资产阶级，为主导，主要充当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市场中间人的买办角色vi。另一方面，弱小的工业资本即使有反对金融资本压迫的倾向，一旦革命火炉烧热，工人阶级开始摩拳擦掌，他们也会立刻被吓到金融资本那一边，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大资产阶级在戒严时期异口同声地团结在了蒋介石这个资产阶级波拿巴身边。这一切都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早有预见。综上所述，此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实际的进步性，只会在革命中背叛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而资产阶级革命的土地革命任务便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即是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言，被包含在了属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就连如今人人都尊称一声“国父”的孙中山，也在汉冶萍借款事件中不得不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乞怜呢！
中国在1920年代的工人阶级与俄国二十世纪初的工人阶级有不少的相似之处：年轻而没有传统，相对数量小但绝对数量庞大，在工业中心城市有着数百万之众。正如俄国1905与1917年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即使在一个农业和农村人口占主导的国家，因为经济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自身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工人阶级便成了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最终也只有工人阶级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即使此时中国并非一个工业国，工人阶级也属于相对少数，但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条件成熟的时代，中国由工人阶级领导团结农民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在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进行工业化建设也是完全可能的。
高歌猛进的工业化正是被工人们的脊梁所托起，因此经济的发展也让城市中的阶级矛盾迅速成熟起来，工人阶级也日益觉醒，正如我们在五四运动中看到的那样。而这样的工人阶级，在阶级矛盾的驱使下，正在快速地组织起来。
二、茁壮生长的工会运动
在上述提到的1920年代初的背景下，整个工人运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中国工人的罢工历史是很早的。在辛亥革命左右就有很多罢工的例子，但都局限于小范围的经济诉求，同时也是局域的，没有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没有政治性的独立。运动还处于其童年。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尚且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工会，那时工人中存在的组织主要还是手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行会与帮会。手工业业主们利用行会规定行业内的价钱和规矩，既一致对付雇主与消费者，又一致剥削学徒，具有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特色。行会往往也崇拜保护神，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雇工间的行会，也就是“行帮”也逐渐兴起。行帮主要的职能是与雇主斗争，但同时也与其他行帮与行帮外的雇工起冲突，而非从工人整体的利益出发。因此行帮属于一种历史的过渡产物，并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可能被引导向现代工会转化vii。
而帮会则多起源于在外地的士绅所开设的同乡会馆，为外地的本乡人介绍工作且提供歇脚之所。帮会在老乡们之间调停冲突，在外乡人面前维护老乡的利益和面子。早期的工人阶级天然地聚集形成帮会并彼此照顾，但又经常以籍贯为分界相互竞争。并且帮会并非阶级的组织，帮会内也往往有商人、工头、业主，而这些有权势的“老乡”们自然也从穷苦的同乡劳动者身上榨取利益。举例而言，19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便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占领上海长达17个月之久的，主要有广州和福建水手组成的“小刀会”。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的外乡人涌入了上海，其中就包括超过十万名广州人和福建人，他们是上海远洋帆船水手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鸦片战争后，旧式帆船难以与外国轮船竞争，这导致了大量水手失业并且激进化，加入了当时的“小刀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他们最终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1854年起义，杀害了上海知县，占领了上海，并计划与太平天国合作。但很快的，帮会的局限性就体现了出来：在县衙库银的分配上，广东帮和福建帮起了冲突，最终让小刀会陷入内讧，最终败在了法国军队手下viii。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事件完全是资本主义导致的：落后的国内生产力无法与外国竞争导致大规模失业。但因为中国的落后，特别是工人阶级还处于胚胎状态，斗争本身采取了相当原始的形态，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尽管如此，这次事件仍是个不错的例子，它展示了早期工人阶级是如何被资本主义逼上团结和斗争的道路。
除了行会与帮会以外，中国的底层社会中也存在着“三合会”，“青帮”等秘密结社式的黑帮组织，但这种组织主要是浪人无产阶级性质的，因此也往往受豪绅利用，属于贫苦者中最堕落的阶层ix。
而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工会运动的萌芽，还是必须追溯到五四运动左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往欧洲与非洲战场派遣了十五万左右的劳工，这些劳工忍受了艰苦的工作条件，并在欧洲接触到当地工人阶级的组织经验。一战结束，这些工人回国之后在五四运动中被激进化，并在声援五四运动的六三罢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上海工人表率的罢工后，全国的工人争先效仿，这也使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运动的主体也从学生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独立地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想方设法将工人的运动置于自身之下，让罢工的口号没有超出反帝和反北洋政府的界限，五四运动仍然在阶级斗争上升期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导火索，让工人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巨大力量，开启了中国工会运动的第一次高潮x。比如1919年9月，中国归国劳工会在上海成立，为提高工资与集会自由等经济诉求和民主诉求而斗争。据记录在1919年到1923年间，上海发生了超过450次罢工xi。而在压迫相对不那么严酷的南方护法政府下，广州与香港的工人也快速地组织了起来。相传广州当时共有六十二个工会，尽管它们更接近传统意义上非战斗性的行会而非现代工会，许多甚至对雇主开放，但“人在奋斗时，难免犯错”，许多错误也很快得到了纠正（比如工人集体出走旧工会另立门户，禁止资本家进入）xii。尽管这些斗争基本是自发的、经济性的，但这也是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新生儿要学会走首先得学会爬。
在中国工会运动的崛起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不知道他们看到今天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中“共”不肖子孙如何作想）。要知道工会组织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也不是浪漫派学生们所想象的喊喊口号、唱唱国际歌就能把工人团结起来的。工会的运作需要大量的组织经验与政治经验，而其中正确的政治路线尤其重要。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只有鲜明地打着阶级斗争旗帜的战斗性工会才能把工人大批地团结起来。而投身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为尚且稚嫩的运动提供了激进的政治路线与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的经验教训。
根据当时参与运动的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工会工作始于1921年xiii。当时在北京的党小组在长辛店帮助当地工人组织起了工人俱乐部（为与之前工头组织起来的反动工会区别故假称俱乐部），其影响力在北京党部发行的《工人周刊》的宣传下迅速扩大，并引起周边工人的效仿，这便是北方各工会的萌芽了。与此同时，类似的工会组织工作也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等地开展起来。
尤其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也坚定地与工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比如当时针对胡适轻视革命理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言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与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等倾向斗争。在工人运动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绝非次要之事，从长远来看这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短期来看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能让工会团结起尽量多的工人。
在中共一大之后，中共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工会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加上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于共产党”的决议案》，足可见早期中共对工会运动的重视程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开始中国的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力量愈发自信，开始施展拳脚，数万人的罢工更是屡见不鲜。譬如1921年的上海英美烟厂大罢工，参加者万余人，以及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其完全由共产党武汉支部领导。可见细致耐心的工作给予了回报，中共逐渐在一些罢工中能取得领导权了。
中共正确的工会政策对中国的工人运动与中共自身的影响力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之所以能成功帮助大量工人建立工会，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中国彼时的工人运动本身就在猛烈的上升期，因此党有开展大量工作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并不是随时都存在的，斗争本身有自己的规律，不随个人的意志而转移，其是有涨有落的；二是党凭借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为运动提供了正确的、激进的、战斗性的纲领，并把运动同阶级斗争的大格局联系起来。因此这段历史留给今天的共产主义者的经验仍是，首先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阶级斗争的脉络，然后在不同的时期都坚持战略性的阶级立场和视具体情形采取灵活的战术手段。
三、第一次全国罢工潮与香港海员大罢工
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上升期，阶级意识也在快速地增长。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曾萦绕在工人们心中的民族主义阶级联盟的幻影，在斗争下逐渐烟消云散了。纯粹的工人组织不断涌现（如香港海员工会等），他们摒弃了过去混乱的组织方法，专门地表示工人与雇主的利益是对立的，还有意识地排除雇主和管理层的探子。这意味着工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而这也预示着大规模斗争浪潮的可能。
终于，中国在1922年迎来了第一次大的罢工潮，这次罢工潮长达13个月，大小罢工百余次以上，参加人数据说超三十万xiv。其中最激进最有战斗性，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则是震惊中国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这里着重讲讲香港海员大罢工，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工人运动的经验，并且展现了战斗性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性。
香港的海员，正如全中国其他的工人同胞们，忍受着微薄的工资与极其艰苦的工作条件，又面临着物价的连年飞涨与失业的威胁。除此之外，香港的海员们还要忍受来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歧视，并在薪资待遇与住宿条件上远远不如英国的白人海员。在这样令人无法忍受的压迫下，香港海员们作为经常接触其他国家的工人，目睹了一战后席卷世界的工人运动（其中不乏革命运动，如十月革命和结束一战的1918德国革命），这也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激进化xv。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国际范围工人运动相互影响的例子。
终于，海员们在苏兆征等觉悟海员的带领下成立了工会，并暗地里为罢工进行了极其周密的准备，包括秘密组织了工会的宣传机关（“宣传队”、“劝进队”）、纪律纠察线（“防护破坏罢工队”）、罢工资金筹集队（“征求队”）等等对罢工胜利至关重要的机关。海员工会甚至已经在广州预备好了办事处，以备工人不得不返回广州的情况。海员工会还联系了国际海员去要求来自他们的帮助。在开始罢工之前，工会还声称罢工资金积累了有20万元之多（尽管为了战术考量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张的）。作为一个新生组织，其计划与组织之严密，直到今天也不得不令人赞叹。而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海员们积极备战的斗志，其次是在此之前广州工人运动中他们不断积累的经验教训，最后当然还有海员们游历各国时从先进国家工人运动吸取的经验。
在详尽的准备后，海员工会选择在农历年关对资方与香港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要求增加工资与要政府承认工会。协商无果后，罢工开始，同时其他运输行业的工会也很快开始了同情罢工。面对组织起来的工人，香港政府大为恐慌。在一开始的恫吓无效后，香港政府决定取缔海员工会以及一切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工会领袖与罢工工人，吊销了海员工会的招牌，并三番五次地派遣华工总会等所谓“第三方”进行“调解”。可惜他们错估了工人们的战斗意志：工人们面对胡萝卜和大棒都毫不动摇，反而据理力争，要求政府立刻恢复工会的合法性。一向被士绅豪商们看不起的工人们，面对这样的威逼利诱却泰然自若，这自然不能不让老爷们大吃一惊。
谈判破裂后，整个香港的群众都同情海员，站在海员一边，并且威胁政府要全市总罢工——设立宣传机关的好处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罢工只有得到整个劳动群众的支持才能成功。即使惊慌失措的政府下达了戒严令，全市的工人仍然毫不理会。在领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工人群众可精明了），一整批劳工大军开始离开香港返回广州，即使在沙田受到了英国军警的阻拦，群众们也一边前进一边勇敢地高喊着:“不要怕，前进，去啰去啰！” 英军开枪扫射，群众当场四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是即使群众们被帝国主义用暴力驱散了，有的绕路返回广州，有的原路返回，也没有人返回上工。此时的士绅老爷家里，就连车夫和女仆的影子都不见了，孩子没有人奶，车子也没有人拉。
听闻沙田惨案的罢工工人们不禁没有被吓坏，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此时工人们已是咬着牙坚持着罢工，虽然凭借各路渠道，每日有数千元的罢工津贴（多亏了工会的计划与整个工人阶级的援助），但人数众多的罢工工人们仍然需要坚持极其艰苦的生活。工人们每日只有两顿一毛钱的伙食，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时值隆冬，工会也只能负担起给每个工人发一件棉衣，后来棉衣发不起则改发麻包。工人们平时只能在地上打铺盖，用柴火取暖，但大家都互相鼓励着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意为“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xvi。
香港海员们的罢工不光得到了香港群众的支持，还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和援助。北方的铁路工人们开了一次次大会来声援香港海员们，发起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京汉路火车头上都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xvii” 上海以及其他各个港口的海员拒绝为香港政府所用充当工贼，甚至还举行了许多同情罢工。而各国的工会也都发来慰问和援助，尽管都被香港政府扣留。法国共产党的党报《人道报》还刊登了海员工会成员们的援助呼吁。这便是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
工人阶级掌握着社会的运转，而当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将其阻拦。正如英国革命家泰德·格兰特所说：“没有工人阶级的允许，一个灯泡不亮，一个轮子不转。”面对工人阶级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香港政府终于是屈服了，承认了工会的要求和权利，释放了被捕的工人，并对沙田惨案的死者家属进行赔偿。罢工胜利之后，香港和广州都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至于被归还的海员工会的招牌，则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挂了回去。
这次海员罢工不仅是一次经济罢工的胜利，更是带有着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色彩，因为斗争的对象是英帝国主义以及其买办。这次罢工也给中国工人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经验有很多：周密的准备，对群众的宣传和团结，时间的选择，优秀的策略等等，但这些技术上的成功经验都需要建立在最重要的东西上——工会的战斗性。正是因为工会有着勇于斗争的战斗性，才会去做上面这些详细的斗争准备，并且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保持高昂的斗志，执行下来这些优秀的技术经验。同时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次罢工之后工人们也吸取到了一个教训，且是很重要的教训：在罢工胜利后，原先工会的一些领导分子逐渐转化成了腐败的官僚，成了工会里的蛀虫（这种事在欧洲的老牌工会里屡见不鲜，一旦工会的领导层失去战斗性，就容易被资本家收买为腐败官僚），而帝国主义见到工会的战斗力下降，也就没有完全履行和工会的约定。到1924年，海员们还得在工会内部开展斗争，把这些可恶的工贼全都踢出去。
另一方面，这次罢工中也出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对于运动领导权或明或暗的竞争——实际上整个1922年的罢工潮中这种斗争都穿插在运动中。此次海员罢工是由国民党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但共产党也积极参与并协助了这次罢工，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中的威望。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极大地增长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士气，同时也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的罢工，这次罢工可以说是拉开了第一次罢工潮的序幕。而中共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此次罢工潮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特别是串联起了全国各地的罢工，并为罢工提供帮助和经验——许多罢工开始时当地工人甚至没有像样的工会组织，而书记部为此帮助成立了许多工会。在这个过程中，书记部逐渐在工人阶级中积累了相当的声誉，有能力串联起全国的工会组织了。
四、二七惨案与第一次罢工潮的结束
可是在中国的工人阶级舒展筋骨、估量自己的力气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们可不会坐以待毙。任何事情，尤其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终于脱下了他“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不仅阻挠铁路工人们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还残酷地杀害了无数因此罢工的工人们。其中工人领袖林祥谦英勇就义，被军阀残酷地枭首，而武汉郑州长辛店等沿线的工人们也都被屠杀，最终死者五十二，伤者百余人，史称二七工仇或二七惨案。得知消息后，以武汉工人为首的各地工人立刻义愤填膺地举行了同情罢工。只可惜这样的支援来得太晚，此时军阀势力已经严阵以待，而工人们的士气和力量已经因为之前的突然袭击跌至低谷。罢工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铁路工人们最终只能忍痛复工以保存实力。
在二七工仇这场工人运动的失败之后，各地军阀都加紧了对工运和工会的镇压。铁路工会自不必说，有的被彻底查封，有的转入地下。而全国各地的其他行业的罢工也都逐渐陷入低潮，工会不再激进并大部分转向改良主义。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罢工潮结束了，开启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低潮期。在1923到1924这两年间，罢工不仅数量大大减少，其激进程度也降低了，并且没有一次是发生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这里镇压最为严厉）xviii。这些罢工往往都是分散的，孤立的，没有像1921年罢工潮那样，通过一次罢工引发连锁反应。
在工人运动中，失败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从微观的层面上看，毕竟每场罢工实际都是物质力量真刀真枪的对峙，就像是在漫长的阶级战争中的一次微小战役，其结果是由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和领导层的指挥水平决定的。固然工人们只有有斗志才能谈战术和战备，但是空有斗志没有战术和准备的话，工人们只会成为待宰的羔羊。就二七工仇而言，铁路工人们固然英勇，但组织并不成熟，同时天真地没有对军阀的镇压做好准备，战术上也未能尽快地动员其他工人进行同情罢工，最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成为了中国工运史上的惨痛教训。所幸的是，工会在暂时的战败面前组织了有序的撤退，转入地下并逐渐救援出了入狱的工人领袖，为一年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保留了有生力量。
从整体的角度看，工人运动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有时遇到挫折也是完全可能，且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事情。工人本身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兴奋的状态，工人动员的物质准备也总有耗尽的时候。如果一段时间内无法赢得斗争，工人就会陷入疲惫，运动就有退却的风险。关于这一点的例子实在太多，无数次的革命都是因为工人阶级领导层错误的指挥，在该进攻的时候浪费机会，或是在该等待时机的时候贸然进攻而失败的，譬如德国1918革命时工人阶级被领导层拉住缰绳不让进攻，以及1920年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们的盲目起义。
工人运动不可能像一些极左派呼吁的一样只用盲目进攻，而且进攻就一定会获胜——实际上这样的极左派往往因为工人阶级一时的疲惫又彻底对工人失望，马上又转到右翼机会主义去。阶级战争有它自己的兵法，而判断何时进攻何时撤退，以及能否指挥有序的撤退，便是对工人阶级领导层的考验。实际上，只有一个深谙古今中外工人运动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这个指挥官的责任。建党的重要性，便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在这段时期内，大量工会转向温和的“工商合作”的改良主义，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工人阶级被吓破了胆，丧失战斗性了呢，或者说中国的工人天生落后且没有希望呢？答案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工会的改良主义很大程度上都是堕落的工会官僚的一厢情愿，他们趁着工人们的疲惫，劫持了工会的路线。同时黎元洪政府也承诺了一些改良措施，出台了临时劳动法。这在工人阶级中自然也产生了一些幻想——当然很快工人们也意识到这些劳动法实际都是军阀们的一纸空文。最终，上海的这些改良主义工会，却在1925年的革命中再次激进化，赶走了改良主义的官僚，率领工人们在起义中夺取了城市的政权。毕竟，驱使工人们进行阶级斗争的并不是他们主观上的英雄主义（尽管这种英雄主义在工人里是很常见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固有矛盾。因此，即使工人阶级一段时期内因为失败而陷入疲惫，劳资间天生的矛盾始终会迫使工人阶级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这也是工人运动的辩证法。
其实，第一次罢工潮绝不是枉费功夫，其遗产已经深深扎根于工人们的意识和组织中。在工人们看似灰心丧气的表面下，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意识在中国工人里已经清晰地形成了，各行各业的工人们也都有序地组织了起来，同时在几年里中国工人也积攒了大量宝贵的斗争经验，并且对自身的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正如大连的一家报纸在1923年的一场罢工后所说：中国的苦力再也不像从前一样愿意接受极低的工资了。无论如何，1923年到1924年的中国工运低潮期绝非德国法西斯上台那样的德国工人阶级在一整个历史时期的战败，而更像是1905年俄国革命后，虽然疲惫但在默默积蓄力量的俄国工人阶级。很快的，这股积蓄的力量就会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出来。
五、从经济诉求转向政治诉求——两次全国劳动大会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第一次罢工潮中，工人们首先提出的自然是经济诉求，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各地运动的串联，政治性的诉求逐渐变得紧迫起来。在工人们获得阶级意识的同时，其中最先进的阶层也逐渐认识到只有打倒这个军阀和帝国主义当道的中国社会，劳工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实现。在彼时中国共产党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工人运动经验的帮助下，1920年代早期工人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便诞生了：两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中华总工会的成立。
在第一次罢工潮中帮助串联各地运动，深受工人信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2年5月1日号召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第一次对全国的工人组织进行串联的尝试。会议上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和无政府主义代表为主席人选等问题争论不休，但共产党人始终占据着主导位置。会议通过了支持八小时工作制度、罢工支援、工会组织原则、铲除工界虎伥（工贼）等内容的决议案。尽管此次会议未能完成成立全国总工会的任务以及提出政治纲领，大会仍然决定由书记部担任“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承认了书记部的权威。至于提出政治纲领的任务，虽然此次大会未能完成，书记部仍然在七八月份拟定了劳动法大纲，提出了过渡性质的纲领（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与保障工作条件等内容），在劳动立法运动中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
总的而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仍然是一次串联全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尝试，至少为第二次劳动大会和中华总工会的成立起了个调子，同时对当时全国仍如火如荼开展的罢工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这次会议体现了工人运动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思想混乱与缺乏纲领，但工人阶级是会从经验中学习的，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必然会被资产阶级的背叛打碎，对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也会因其纲领必然导致的无组织无战斗力而消失。只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层能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提前准备好自己，始终站在工人阶级这边而不犯宗派主义的错误，工人阶级自然也会最终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正如工人阶级对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持所体现的。
而在经历了两年的工运低潮期之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趁着工运的复兴期，在1925年的五一劳动节召开了。这次会议参与的工会有166个，代表了54万工人（第一次大会代表了30万工人）xix。参与的工会大都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左翼激进工会，而右翼黄色工会则对此次大会进行了抵制（因为一些黄色工会代表的工人群众尚多，所以他们同样受到了邀请。而这些工会的右翼领袖对大会邀请的拒绝无疑也一定程度上在普通工人中揭露了他们真面目）。同时在第一次大会中占比不小的无政府主义派别也已经在工人运动中销声匿迹。因此，第二次大会在政治上比起第一次要一致得多，也激进得多，体现着工人阶级经过斗争的淬炼后最先进的一层。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政治遗产相当丰富，除了惯有的关于经济斗争和铲除工贼的决议外，大会一方面通过了关于工会组织方式的组织决议案，明确了工会的阶级性，并且规范了工会的民主制度等等；另一方面也通过了大量的政治性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则是：工人必须做政治斗争的决议，工人阶级关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和工农联合的决议案，关于工人阶级目前的民主斗争的决议（争自由运动），还有创立中华总工会并且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
首先，在政治决议案开篇就提到工人必须做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这是完全正确的，而面对如此的斗争形式，决议提到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民族革命，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成功的……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合，这种混合，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决议的政治成熟度之高，就算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没法说得比这更好了。并且关于民族革命的任务，这份决议十分正确地意识到民族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进行，并且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几乎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了：即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将与社会主义革命组成有机的整体而非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工人阶级绝不能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xx
而在为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对于民主权力的斗争也在决议中有所提及：“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加我们的斗争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也就不能达到。”这也实际上与托洛茨基讲的过渡纲领完全一致，通过“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及社会改良的胜利品”，来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有系统的动员群众。” xxi
最后则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就是中华总工会的创立，其代表着全国工人阶级政治性的串联，是工人运动的重要一步。如果运用得当，它将成为工人阶级手中最强大的武器。如果这个总工会能把举国上下的工人团结起来，那就连国家机器和帝国主义也难以与之抗衡。并且，大会还通过了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这也充分说明了与会的工人阶级对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之深：“帝国主义是整个世界的经济系统，因此无产阶级要根本推翻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非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大团结不可。”即中国革命无法脱离世界革命存在，它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
读者从本文大量引用当时决议案的原文就能看出，这次会议的政治觉悟之高，即使是叫列宁同志本人来也挑不出什么刺儿了，而仅仅三年前的第一次大会，其政治思想还是极其混乱。这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种不平衡与组合发展：因为此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充满危机的晚期，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进步性。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刚刚诞生，因此也就能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工运丰富的经验和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在短期内飞速发展。以第一次罢工潮和两次劳动大会为例。我们可以最清晰地看到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并且随着激烈的斗争，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势必要率先掀起对旧社会的反抗，而中国革命的前景也在日益成熟。
正如当时共产党的工运活动家邓中夏所说：“这次大会开得非常合时，刚刚开在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前夜。看呵！大会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惊天动地的‘五卅’运动便迎面而来了。”xxii
六、薪火相传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李四，他因为失去土地进城打工。他的老板为了与洋货竞争，只能拼命降低李四的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但当李四和工友效仿其他工人罢工时，老板却屈服了——但工资涨得不多，而且后来罢工的时候就会有警察和军队来打人。李四们挨了打，想找青天大老爷申冤，可是老爷们要么不见他们，要么嘴上说得好听，实事一点没有。于是李四逐渐地意识到警察，军队，老爷们都跟他们老板时一伙的，而全体打工人则是一边的。我们要获得解放，则非得把这些人全部打倒，打工人自己当家做主不可……笔者说的既是1920年代的中国工人，也说的是百年后2020年代的中国工人。
在研究了1920年代初中国浩浩荡荡的工运后，让我们回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从某些方面来看，1920年代的中国工人和今天的中国工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同样的新生，很多都出身于农村，没有传统没有经验，但也都不受发达国家传统工会中常见的官僚领导层的束缚，同样的激进且勇于斗争。因此，百年前工人阶级勇猛战斗的经验对今天的工人阶级也格外重要，譬如全国性的串联、对政治斗争的坚持、以及建设阶级斗争的而非阶级合作的工会等等。彼时斗争的经历，自然也为明日中国的工人运动照亮了道路。
当然，彼时的阶级斗争和此时的阶级斗争也有着重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阶级力量平衡的变化。192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也远低于农民；但2020年代的中国已经从半殖民地国家飞跃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以及在很多产业里足以淹没世界市场的工业生产力。今天的阶级力量对比，比起1925年来说，是大大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中“共”波拿巴政府看似强大，但在大规模群众运动面前必然会心惊胆战，这在2022年的反封控运动的成功中可见一斑（无论怎么看待那次运动思想上的混乱，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场庞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终将会动起来 ，而现在的问题则是，在此之前其中最先进的阶层能否为整个阶级准备好一个革命共产主义的军官团。更进一步的，这个军官团能否掌握好阶级战争的艺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中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以及它能否能够远离宗派主义，与工人阶级肩并肩地参与每场斗争并耐心地解释，从而赢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中国今天工人运动的高涨还只是未来惊涛骇浪的一瞥——随着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不远的未来中国也必将面临一场与1920年代初类似的罢工潮，工会组织潮。我们将会再一次看到全国工人的串联，以及工人阶级提出自身的政治诉求——其中也自然包括工会权和其他有利于阶级斗争的工人民主权利。但正如百年前工人们得到了结论一样，要完成工人的解放，非得推翻资本主义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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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ohn Peter Roberts. 同上。
xii邓中夏，同上。
xiii邓中夏，同上。
xiv邓中夏，同上。
xv Chesneaux J, Kagan R C.，同上。
xvi邓中夏，同上。
xvii邓中夏，同上。
xviiiChesneaux J, Kagan R C.，同上。
xixChesneaux J, Kagan R C.，同上。
xx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
xxi 邓中夏，同上。
xxii列·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