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0日，在特朗普宣称美国生活成本危机是“骗局”后不久，西方资产阶级喉舌《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可负担性危机（基本上）是幻象》的文章。在欺骗工人阶级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建制派的忠诚谋士和右翼民粹主义狂人难得得达成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神圣同盟。
《经济学人》告诉我们，尽管疫情以来美国物价上涨迅速，但美国工人不该抱怨，毕竟最近10年来，实际工资增加了约10%（年均1%的“高速”增长！）。不仅生活成本危机是危言耸听，而且“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让如此多的人生活如此好过。”知足吧！
生活成本的现实
然而，《政客》杂志（POLITICO）的最新民调则显示，46%的美国人认为眼下的生活成本状况是他们记忆中最恶劣的，而只有约2成人否认情况糟糕。《经济学人》的大胆宣称不仅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经验相悖，甚至连他们自己引用的数据都证伪他们的说辞：
如上图所示，尽管2019年来美国名义工资（深蓝线）增速略微高于通膨（黑线），但堪堪与日用品（红线）涨价幅度相齐平，并被住房（浅蓝线）和用电成本（米色）增幅超过。在这几项中，光是住房开销就占美国家庭消费的三成以上（由于约半数的消费来自10%的富裕人口，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
英国资产阶级媒体《金融时报》提供了更详细的材料：2021年以来，在家内/在外用餐、住房、非住房服务、娱乐和酒水六个大项中，前四项开销价格增幅都超过工资增长水平。锦衣玉食的资产阶级政客和记者可以把房租和游艇、鸡蛋和拉菲酒混为一谈，但可惜普通工人不能。2025年10月，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总体指数历史第二低。
2019年到2024年，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口从57万人上升到创纪录的77万人，24年全年共一百五十万人在庇护所居住过。粮食不安全率从2021年的10.2%上升到2023年的13.5%，共涉及4740万人，也无怪乎今年特朗普政府在削减社会支出的同时终止发布年度饥饿调查了，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不会学习中国官僚对付青年失业率的“榜样”，发明一个美国特色的饥饿统计标准呢？
资产阶级的担忧
伏尔泰《老实人》一书中有一位愚蠢的哲学教师邦葛罗斯，无论是遭遇海难还是地震、劫掠还是绞刑，都坚信tout est au mieux——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不知道《经济学人》的编辑部和邦葛罗斯谁更愚蠢，但前者肯定更可耻，因为邦葛罗斯的苦难多少也是亲身经历，而非坐在西敏市的豪华办公楼里对劳苦大众指手画脚。
《经济学人》文章中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明目张胆撒谎的原因：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压倒性地支持对食品杂货价格、租金和信用卡手续费的涨幅设定上限。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市场力量和竞争机制能否阻止企业宰客行为的不信任。据盖洛普民调机构数据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大企业持负面看法，这一比例较疫情前的约半数有所上升。
“如果政客们开始更广泛、更积极地倡导价格管制，选民对此的危险（！）热情恐怕只会日益高涨。”
真是宝贵的招供！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这些资本的谋士不能像短视的政客那样为了胜选用看似激进的言辞讨好愤怒的群众，必须拼死捍卫“自由”市场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意识形态：
他们害怕的不是更多价格管制——大企业有一千种方法绕过它们或者迫使政府让步——而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工人阶级中阶级意识的增长、对资产阶级吸血鬼的愤怒以及不愿永远屈服于“市场力量”专制的反抗精神。
是谁在斩杀工人阶级？
近来，一位留美B站up主对于美国“斩杀线”的评论激起了中国群众的关注。对于“斩杀线”的关注，即社会缺乏给普通人生活兜底的安全网，一旦遭遇挫折就会进入流浪，最终暴死街头的现象，实际上并不令我们意外。在中国经济看似强劲，但劳苦大众却生活在越发明显的矛盾的背景下，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上涨停滞、政府经费捉襟见肘进退两难，看着美国工人阶级的境遇，中国群众也难免感同身受。
在普遍的工人阶级生活危机中，带着急迫的观望，各国工人群众想要撕破各方官方宣传的面纱看到不同社会的真面目。中美工人阶级在25年初的小红书“中美大对账” 就是这种工人阶级意识分子运动的反映。这场对账不会让美国工人看见“共产地狱”，中国工人看到“资本天堂”，两方的工人阶级都在对于资本家剥削的普遍性中得到国际团结的初步结论。
“斩杀线”正是这种观望的延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美国的矛盾宣传——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要勒紧裤腰带赶超的“牛排大豪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是水深火热的“人权地狱”，使中国工人阶级充满迷惑。关于“斩杀线”的讨论揭开了自由主义的面纱，中国工人对于“发达”国家的野蛮状况感到震惊。
而中“共”政府和他们的喉舌像鲨鱼闻着美国工人阶级的血就游了过来。中国统治阶级乘机披上一层工人血汗染的红皮，吹嘘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华日报宣称，中国不仅没有“斩杀线”，还有独特的“锁血挂”：
“太多事例已经表明，无论是医保对大病重病的报销倾斜，还是针对特困供养人员的兜底保障，抑或是村居两委对困难户的定点帮扶，党和国家都在竭力确保困难群众不会因一时困厄而突然掉队。”
观察者网也从狂热的中国帝国主义者突然变成了骄傲的“社会主义公民”：
“很多人在对比之前没有意识到，我们这边的‘扶贫’或‘锁血’机制是有代价和成本的，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有一套制度，从设计的时候就是站在保全这些人，而不是把这些人当成一种资本的出发点上。”
好一套向着人民的制度！如果中国工人不需要为了基本生计为“加班权”斗争、如果每年年底没有周而复始的讨薪潮、如果中国真正存在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险和不仅仅是聊胜于无的基本养老金的话，想必中国统治阶级夸耀其“制度优势”的底气会更足。
工人阶级关注“斩杀线”是在探索什么社会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好，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贫困中摆脱出来——而资产阶级却以比烂来说服工人阶级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既然失业的工人可以每月领取200元苟活，那么政府想必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了？原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跟其他国家比哪个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漏出的面包屑多一点！
意识发展的逻辑
比起在中美两大帝国主义间“比烂”，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做的是指出不同形式社会危机背后共同的资本主义逻辑。比如说，《经济学人》对美国工人阶级抱怨道：“人们往往将物价上涨归咎于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却将工资增长归功于自身的专业能力。”
好像工人期望在为资本家辛苦劳动后能稳定提升生活水平是什么不合理要求似的！但是这里的关键要素，工人阶级对生活的预期和对把握自己人生的追求尤其值得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不同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其劳动力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因此，在工人阶级习惯了一定生活水平提升的国家，如过去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旦社会发展让工人对改善生活的预期无法得到满足，如果经济动荡使工人的生计愈发缺乏保障，这已经足以激化社会和政治矛盾，例如“美国梦”的破产。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十年间，尽管中国经济和实际工资名义上仍在增长，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对“中国梦”感到幻灭、政府公信力下降、工人阶级意识苏醒和青年激进化的趋势。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无需也不能等待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萧条到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年代已经开始。对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成本危机、建制危机隔岸观火、沾沾自喜的中国统治阶级，用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话说，“你笑什么？换了名字，你就是故事的主角！”（《闲谈集》第一部，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