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2025年的今天，当代中国的读者与笔者一同见证了一场又一场不断高涨的群众运动。受压迫的工人、英勇无畏的民众与积极参与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展现出工人阶级与广大群众不可战胜的力量与勇气。这一幕幕，不禁令人追忆起百年前在华南地区爆发的那场历史性的群众运动——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数十万广东与香港的群众团结一致，掀起了持续的反帝、反资、反封建的斗争。香港作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桥头堡，在这场运动中一度陷入瘫痪。工人们自发建立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持续一年半的总罢工。这是近代中国劳工运动中历时最长，最接近夺取政权、全面胜利的一次总罢工。罢工期间，大批香港工人撤往广州，与广州工人并肩建立纠察队和自治机构，接管了原本由资产阶级政府掌握的部分社会职能。当时，广州的学生与工人共同走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潮流。
与此同时，广东海丰地区的农民也在彭湃的领导下率先行动。他们组织起农民协会，并迅速扩大规模全广东，联合农民群众向乡绅、地主、军警和地方官员发起挑战，以锄头与镰刀为武器，激进的农民也动员起来夺取土地。这一行动令封建势力与资本家惊惶不安，接连溃退。
这段历史清楚表明，即使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的、一百年前的旧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依然能够迸发出惊人的组织能量，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一百年前的工农运动同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教训：在群众自发斗争的洪流中，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往往试图借势而上，企图篡夺革命果实，并背叛劳苦大众。中国国民党正是如此，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潮流中被推上舞台，借助工农群众的力量扩大影响，然而最终却走向背叛。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推行的错误路线，也使得浩大的群众运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
由此可见，如何在当代运动中把握与改良主义政党的合作与对抗关系，确保斗争不被利用或篡夺，而是通向劳苦大众真正的解放与胜利，正是百年前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深刻一课。要理解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国民党的背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就必须展开来讲国民党地前世今生以及它与广东群众运动的联系。
鱼龙混杂的国民党(创制-1921年)
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于1912年与一些政治团体（留日学生、会党、地方绅商、旧军人等）改组合并后，改称国民党。对比清朝后期民间自发结成的纪律松散，缺乏组织的社团，如会党等，国民党在早期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这样的不良习气。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一些所谓的纲领其实更像是一系列空泛的口号，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民主义”等），并没有落实到细则上。同时，党内核心人物之间的政见和派系分歧也是难以弥合。
国民党建党早期一直面临相当大的外部压力，在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中国，处在被镇压—流亡—再组建的循环中，因此也没有建立一个有力的现代政党所必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链条，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组织上的保障。此外，由于国民党的持续失败，其阶级基础在这一段时间内不太明朗。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于1920年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路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无产阶级应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在这过程中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统一战线，“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口号和纲领，来加强工人阶级的势力打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模极小，无产阶级运动也才刚刚开始发展。于是，共产国际就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在广东规模较大，也是招牌最响的国民党，并立即开始着手接触并改造。
1921年后的国民党
在1921年底，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对共产国际的很多提议非常感兴趣，比如马林提到可以帮助国民党按照所谓“俄国路线”，重组成为一个纪律性更强，中央控制力更强的政党，并摆脱现时的松散的组织问题；此外，苏联红军还可以帮助国民党组建一个军事学院，为党内培养专业人才。
次年（1922年），马林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他在报告中为国民党描述成了一个进步的运动团体：一个由知识分子、支持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成的集团。并在随后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上激烈争辩，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严肃的革命民族团体”，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成员的强大的革命民族政党”。在马林的威胁和强力要求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提法，前者开始着手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后者则被要求与国民党合并且党员要求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正巧是四位中共领导人象征性地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一天），孙中山宣布他打算重组国民党并加强纪律性。以马林和陈独秀为首的委员会制定了新的纲领和宪法的章程。
从此之后，一直到1925，也就是省港罢工前后，国民党迅速扩张，从社会各阶层吸收成员。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党内的阶级分裂愈发严重。基层党员不少都是新加入的工人与农民，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仰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由他们吸纳并招募进国民党内的新成员；而此时党内的中上层，以及许多的国军军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地主家的公子。还有种种早期加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领导层。这使得国民党实际上成为了有很多基层工人和农民支持的，但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领导的改良主义政党。这使得国民党简直是一条八爪鱼，大脑和自己的八条腿都各自为政。可以想见，这样的一种生物，在面对后续的涌现于中国城市的街道及中国田野的疲弊土地的伟大运动时，是多么的手足无措，前后矛盾了。
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
在1920年代初，中国工人运动正处于快速兴起的阶段。自1922年1月起，全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罢工高潮，这一波持续了13个月之久，至1923年2月方才告一段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大小罢工累计超过百次，参加人数多达三十万以上。
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这一高潮的开端，是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当时中国海员生活极为困苦。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本土手工业与民族工业大量破产，积累了庞大的失业人口。海员们害怕失业，往往不得不忍受船东和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单是在香港，常年失业的海员就有一至两万人，他们失业后往往只能露宿街头，忍饥挨饿。与此同时，与他们同船工作的白人海员却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条件，这种差别与种种辱骂、体罚和苛扣工资的行为，使得中国海员的不满不断累积。
在这种背景下，海员们自然产生了组织斗争的愿望。1921年，他们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三次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均遭拒绝。于是决定在1922年春节期间发动罢工。此次罢工波及范围广泛，凡香港至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来往香港的英、荷、法、日、美等国远洋轮船，海员均一致停工，罢工人数约1500人。
罢工很快使香港陷入混乱。作为远东重要的转运港，香港本地生产远不足以维持52万人口生活，海运停顿不到一个月，物价便飞涨。1月16日，港英当局宣布戒严，翌日又提出所谓调停条件，但与海员要求相差甚远，遭到拒绝。2月初，港府更强行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声援工会，逮捕罢工领导人，还调来大炮对准工会大楼，拆除会牌，理由竟是“危及殖民地安全”。但这种高压措施不仅未能平息罢工，反而引起更多香港工人和市民的愤慨。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若海员罢工失败，则发动全市总罢工。
2月27日，总罢工箭在弦上，港府惊慌失措，再度宣布战时戒严，调集英国军舰驻守香港，并封锁交通。但工人毫不退缩，领完工资后便夜间成群离港，准备步行返穗。邮局、银行、旅馆、茶楼、菜市等行业接连停业，甚至女佣、厨师、轿夫、园丁、电车工人、报馆印刷工人、牛奶房工人等也纷纷加入。工人队伍行至沙田时，遭大批英军警拦截并开枪镇压，造成4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后又有2人因重伤不治。这便是震惊一时的“沙田惨案”。惨案进一步激起海员的斗志，他们誓言与帝国主义抗争到底，一方面督促广东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一方面通电全国寻求声援。
在罢工持续压力下，港英当局最终走投无路，只得同意谈判。沙面英国领事与海员代表在港进行协商，签订协议，建立相对公平的仲裁机制，同意提高中国海员工资，恢复工会，释放被捕工人，并向沙田惨案死者家属每人赔偿一千元。同时，广东政府也借机废除了中国刑法中有关“罢工罪”的条款。
至此，这场历时数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彻底胜利，不仅改善了海员的待遇，也为中国工人运动树立了首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成功范例。
1925年五一节和两次全国劳工大会
在1922年海员大罢工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看到工人运动正处于高涨阶段，便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出号召，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齐聚广州开会。各地响应十分积极，来自十个城市、百余工会的代表纷纷前来，代表着全国主要城市中五十七万有组织工人的利益。1925年5月1日，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与广州数万工人一道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晚大会正式开幕。与此同时，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也先后召开。
自此以后，全国工人运动高潮迭起。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相继爆发，显示出劳工斗争的愈加激烈。尤其是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借段祺瑞政府上台而愈加猖獗。当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四万余工人率先发难，随后青岛日资纱厂工人也展开罢工。这些斗争迅速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并为“五卅运动”以及1925年革命浪潮的到来拉开序幕。
随着工人运动在1925年上半年全面复兴，各方面迹象都表明革命风暴即将爆发。因而，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已迫在眉睫。大会最终定于5月1日在广州举行，共有281名代表与会，代表着全国166个工会、54万名工人。大会持续七天，并在宣言中向全国发出了激昂的呼声。篇幅有限，下文我们将宣言稍作改写：
工人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工资微薄难以糊口，劳动时间极度延长，厂规苛刻，包工头欺凌，失业、欠薪、苛捐重税层出不穷。工人们一旦反抗，却面临枪杀、逮捕、罢工镇压与工会封闭。大会指出，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外国资本通过掠夺矿山铁路、压榨廉价劳动力、倾销洋货，迫使中国工人、手工业者与农民陷入困境，甚至流为兵匪。帝国主义不仅直接侵略，还扶植军阀镇压人民，并利用宗教、教育、报刊等手段麻痹民众，更收买工贼和反动分子破坏工人团结。
因此，全国工人必须认清敌人，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最后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的利益存在，就没有帝国主义的利益；反之，帝国主义存在，就没有工人阶级的生存。工人们唯有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才能争取基本自由——包括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特别是工会组织权与罢工权。
全国工人要同广东的二十一万有组织农民和数千革命军人结成联盟，并正式加入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由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并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最重要的成果是，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它成为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指挥机关。宣言呼吁，全国工人都要在总工会旗帜下团结一致，联结贫苦农民，携手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奋斗。
这次大会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布尔什维克思想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已经生根。它不仅为大革命高潮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更在“五卅惨案”爆发前夕，为全国工人阶级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大会闭幕后不到二十天，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便席卷而来。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分头前往公共租界繁华街道，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并在街头演讲，揭露顾正红被害及进步学生遭拘捕的情况。当天上午，南洋大学学生首先组织演讲，却被捕百余人，引发全市学生的同情与声援。随着时间推移，参与演讲的学生愈加增多，听众人群也逐渐扩大。至下午三时左右，租界巡捕在驱散无效后竟向学生与群众开枪，顿时血肉横飞，场面惨烈。当日共有13人遇难，53人被捕，史称“五卅惨案”。
这场屠杀震惊全国，直接点燃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潮。自南方的广州、香港，到北方的北京，全国共爆发大小工潮135起，参与工人达四十万之众。各地工人和市民纷纷行动，掀起了声援运动。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地，相继出现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中，“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呼声此起彼伏。
然而，帝国主义并未停止暴行，继上海惨案之后，汉口与广州也相继发生血腥枪击。屠杀越是残酷，中国民众的反抗便越是高涨。6月1日起，上海公共租界商户全面罢市，法租界亦于5日停业一天。大批商店门口张贴标语和旗帜，群众自觉抵制电车出行。仅南京路少数大型商店仍在营业，但随着新一轮流血事件的发生，最终也被迫关门。
省港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而兴起，并持续了两年多。由于广州当时正处于刘杨战争的准备状态，罢工并未能像上海运动那样立即发动。上海惨案发生后，全国总工会虽然第一时间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声援，但因战争未息，尚无法宣布全面罢工。即便如此，总工会已决定在战事结束后必须以罢工响应上海，于是便提前派遣代表赴港筹备。
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罢工骤然爆发，场面宛如地震。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率先行动，随后码头装卸、煤炭业等工人接连加入，最后船坞和机械工人也相继停工。短短十五天内，约二十五万工人全面罢工，局势趋于稳定。工人们成批离开香港，乘火车和轮船经前山、江门、三水等地返回广州。与此同时，沙面洋务工人也加入罢工。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罢工让香港当局措手不及，被迫宣布战时戒严，禁止粮食和金银外流，并调动海军陆战队登陆戒备，军舰昼夜巡弋，香港顿时陷入战争状态。但工人们毫不退缩，成群结队撤出香港。
6月23日，大批返穗工人与广州工人、周边农民、青年军人和学生约十万人共同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时，英法帝国主义军警竟然开枪扫射，并用机枪和军舰炮火恐吓。短短半小时内，已有五十二人被当场击毙，伤者更是难以计数。这场惨案与上海、汉口、青岛等地的血腥镇压如出一辙。然而，暴行未能动摇中国人民的抗争意志，社会各界反而更加支持和援助省港罢工。
罢工工人抵达广州后，全国总工会立即召集香港和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罢工委员会。委员会由香港九名代表和沙面四名代表组成，其上设有八百多人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每两日召开一次会议，拥有最高权威。罢工委员会下设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等部门，随后又增设财政委员会与会审处，专管经费和监督工贼，并设立拘禁场所。同时，还建立纠察队、水陆侦缉队、工人医院和宣传学校，开办工人饭堂与宿舍，并关闭赌博烟馆，将空置屋宇充作工人住所。
罢工委员会权责之完备，几乎等同一个政府，广东国民政府也不得干涉，唯一限制是不得处决人犯。
这一制度确保了高度的民主与团结。罢工策略经过代表大会集体讨论，矛盾依靠其权威化解；重要职员由大会选举产生，表现不佳随时可被罢免，因而避免了机构的腐败。
汲取1922年海员罢工经验，返穗工会迅速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结果香港市场供应断绝，猪肉价格暴涨至一元多一斤，鸡蛋五角一个，牛肉几乎绝迹，市面凋敝。垃圾粪便堆积如山，加之盛夏酷暑，恶臭弥漫，香港被讥为“臭港”。更严重的是经济遭到重创。港督公开疾呼所谓“无秩序与无政府之徒正攻击文明”，并要求英国出兵镇压。他甚至警告：“没有英国援助，就无法指望广州反共势力取胜。”
这种困境激起殖民当局的愤恨。7月27日，香港当局召开“公民大会”，致电英国国王，请求立即出兵广州驱逐“过激党”。8月15日，再度集会转电英国首相，语气更为激烈。然而当时英国本土因工人运动不稳，殖民地亦多有动荡，加上帝国主义间矛盾，伦敦政府不得不拒绝派兵，仅提供三百万英镑贷款以救急。当时香港的报纸评论称，这笔借款不过权宜之计，难以真正缓解香港危局。事实证明，罢工、排货和封锁成为极具威力的武器。
革命形势大好，为什么没有准备夺权？
罢工前两个月，因封锁严密，海外交通完全断绝，所有国家船只都不得进出广州。但这样一来，也影响了广东经济。罢工委员会遂推行“特许证”制度：凡非英货、非英船，且不经香港者，均可直接驶入广州。此举既缓解了广东经济困境，又赢得了商人的中立，打破了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并推动了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
至于国民党的角色，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一万元。然而到1926年初，政府左派对罢工逐渐冷淡。广东统一后，政府对罢工的依赖减少，加之右派不断诬指罢工“不法”，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国民党与罢工工人关系渐行渐远。
尽管如此，国民党依靠群众运动巩固了政权。1925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9月在农民支持下肃清东江陈炯明势力，年底又彻底击败粤南军阀，成为广东唯一的权力中心。不到两年时间，国民党便借群众运动之势从弱小无能跃升为足以主导广东的强大政党，并得以谋划北伐。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左派与中共明面上掌握了主导权，汪精卫被确认为领袖，蒋介石首次当选中执委委员。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大会谴责右派，重申联共必要性。然而，仅两个月后，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控制广州。他切断铁路、通信，宣布戒严，以此展示其实权。事后，他刻意淡化事件，将其描述为“误会”，并向苏联顾问致歉，以确保继续获得苏联对北伐的支持。
当时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流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资产阶级的合作。工人阶级虽然事实上是独立而且强大的组织力量，但在当时从未被革命领导们认为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阶级势力，即便当工农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也依然如此。相反，一种观念却被牢牢确立，并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理论：国民党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临时同盟对象，而是被视为一个涵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一联盟的基础，据说正是这些阶层在反帝、反军阀封建秩序、追求民族独立与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斗争中所具有的共同利益。
三民主义的迷思
因此，笔者在此感觉有必要跟读者再次回顾一下贯彻国民党一生的纲领：“三民主义”，以及在当时为什么能够有迷惑性并团结当时的社会力量。在三民主义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民生主义”，这就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思想。
孙中山这两个思想，直接来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土地理论，也就是通过普选、立法与“国家援助”来逐步改善工人处境的改良主义路线。孙中山本人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已明确指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并强调要用“预防的办法”限制资本扩张，以避免未来社会贫富分化。这一立场，既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的恐惧，也体现出他们对资本家阶层的妥协倾向。
列宁对此毫不客气地批评，将民生主义视为“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然而，列宁并未一味否定孙中山的纲领，而是提醒要“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其本身的进步性，也因为许多真心追求民主与民族解放的民主派，可能正是通过这一纲领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沿着这种可能性前进。在斯大林“阶段论”的框架下，中国革命被强行套入一个预设路径：三民主义中带有空想色彩的部分被过度拔高，进而成为后来毛泽东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支柱。按照斯大林的设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将会主导一场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党的领导集团——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被视为客观上的革命力量，因此被假定不会背叛革命事业。
这种观点的逻辑假设是：中国社会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国民革命军军官阶层）之间，存在着比他们与帝国主义之间更为牢固的共同利益。据此推断，这些阶层能够构成一个多阶级联盟，并以“四阶级联盟”的形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然而，在中国，这一理论没有带领工农阶级走向彻底解放，反而为官僚化的苏联提供了掩饰真正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制造出一段短暂而充满矛盾的历史悲剧。
托洛茨基1928年在《不断革命论》中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说：
“斯大林和布哈林鼓吹说，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他们已经尝试过了。结果如何呢?无产阶级被送上断头台。据说民主专政随即就会来临。小资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带上了假面具的资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吗?不。‘农民要么是跟工人走，要么是跟资产阶级走’。在第一种情况下，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出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看来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来研究中国的教训，也已足够清楚了。”
可惜，共产党并没有试图为这一庞大的群众运动确立独立的政治方向和远景，也没有竖立一面专属的旗帜，使工人阶级能够依照自身利益展开斗争，并领导农民。相反，它被迫接受另一种领导——这种领导既没有提醒群众必须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盟友保持必要的警惕，反而教导他们完全依赖民族资产阶级派别的带领。结果是：所有权力与荣耀都归属于国民党及其领导层。这正是共产国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当时所坚持的格言。
1926年1月，斯大林与联共第十四次党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发去电报，内容称：“领导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胜利革命的光荣历史任务落在了我们党肩上……我们相信，国民党未来也能够在东方扮演类似的角色，从而摧毁亚洲帝国主义的统治根基。只要国民党能够在当前斗争中巩固工农联盟，并自觉以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的利益为指导……”事实上，斯大林在1925年就已初步形成这样的看法：国民党不仅是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更是工农联盟的一种政治体现。
这次省港罢工，本有极大的可能性达到工人阶级直接夺取政权，但是软弱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使得蒋介石有机会在1926年3月发动小型戒严，包围并缴械罢工委员会。此后他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强行和英帝政府和谈，迫使总罢工结束。此后，中国工运浪潮便暂时走向了低谷，直到1926-27年上海工人阶级的起义再一次把革命推上高潮，但不幸地由于同样的原因，也被端上了断头台。
尾声
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所展现的群众力量，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旧中国，工人阶级也能够以组织性和斗争精神，成为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力量。假如中国共产党当年能够在1926年三月政变之际，果断号召群众直接反抗，完全可能使运动继续高涨，来打败蒋介石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这就有可能改写历史的走向。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错误指挥下，没有确立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权，这使得革命潜力被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消耗，而不能被用来反击政变。
不断革命论所揭示的真理，在这段历史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首先，工人阶级即便在落后国家也能够承担起领导全民族的任务。它的力量远超出人数所占比例，可以通过组织罢工、建立自治机构而领导整个社会的政治变革。
其次，与改良主义政党的关系必须明确，尤其是如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不断革命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否则任何妥协都会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工人阶级只有在警惕和必要的对抗中，才能确保运动不被背叛，并使斗争不断推进。
最后，省港罢工中香港与广州工人的并肩战斗说明，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跨行业、国际主义的团结中才能取得胜利。不断革命论同样指出，民族民主革命一旦展开，必然突破本国边界，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相互呼应。历史证明，只有将香港工人运动与中国大陆工农运动结合，才能真正撼动帝国主义的支柱。
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不仅是回望百年前的斗争，更是理解不断革命论在当代的现实意义。落后国家的革命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也不会依靠改良主义政党施舍的善意而完成。它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下，才能从民族解放不断延伸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一个生产力非常发达的世界性帝国主义霸权，无产阶级的潜在力量更是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大，尤其是相比于100年前的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