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他的价格。”——布莱希特《商人之歌》
1月26日，《财新周刊》披露了一起私人机构以“矫正”躺平为名暴力绑架、监禁、殴打青年无产者的丑闻。在扭曲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再没有比妨碍资本家剥削更大的过错、更需要“矫正”的“罪行”了。
根据《财新》报道，31岁的青年工人李帅“对无休止地工作感到厌倦”，于是暂时回家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其父认为“躺平就是‘有病’”，遂联系位于山东济南的“仁人教育拓展中心”对其进行绑架和强制“矫正”：
“一天下午，李帅独自在家时，四名男子突然闯入，声称要带李帅去做心理咨询。李帅激烈反抗，说自己没有心理问题。‘没问题，怎么会在家不工作？’一名男子反驳他说。李帅被强行拖出了家门，一脚踹上了车，手机也被收走。
“除了李帅，机构里还有许多与他情况类似的二三十岁年轻人，也有因网瘾、厌学被送来的未成年人。他们被禁止出门、禁止与外界联系。[……]在李帅回忆里，一位新来的学员在饭堂里吵闹着要离开，因此被几个教官当众按倒在地殴打一顿。”
专制政权及其辩护士无疑会尝试将自己和“仁人教育拓展中心”残害工人、青年的罪行撇清关系，将其归因于父母的愚昧和机构的恶毒。可是，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当地政府包庇这样的犯罪集团（直到其于去年九月搬离原址），而且对不积极献出剩余价值的工人口诛笔伐、将“躺平摆烂”当作“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思想”打压，为以上暴行创造舆论基础的不正是专制政权自己吗？
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财新》又有何高见呢？“无效且粗暴的‘矫正’方式不仅给学员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还令亲子关系更加疏离。”问题不在于异化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于“矫正”躺平的“方式”！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历史上是如何“矫正”不愿屈服于其剥削的劳动者的：
“亨利八世时期[……]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
应该庆幸的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对躺平工人的惩罚总算是比16世纪的英格兰稍微文明一些，但是和提倡把贫民关入强制劳动的“恐怖之所”的18世纪资产者相比起来就不大清楚了。毕竟后者“恐怖之所”里实施的也不过是中国工人司空见惯的12小时工作日。
在愈发严峻的就业形势中，中国工人面对的不仅是超长工时和微薄工资，还有老板和管理层的任意宰制、对工人个性和创造力的全面扼杀。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异化下的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怪不得“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这样的超额剥削下，工人对于这种摧残本能的厌恶和消极反抗却被当作“有病”。病入膏肓的恰恰是这个劫贫济富、衰落腐朽的资本主义体制！
要“矫正”他们的生活，工人阶级只有打碎这个体制、创造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一条路可走。那时，劳动生活不再是让人不自在、不舒畅的折磨，而是社会主义公民自我发展、自由创造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