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9年香港巨大的群众运动震惊了世界，然而其反革命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现在，两地的统治阶级还在庆幸得以镇压香港群众，然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反而随着香港继续融入中国市场和金融业的发展而进一步加剧。随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陷入更重大的危机，革命形势迟早会回到香港，以及整个中国。革命者必须为此作行动的准备，总结香港过去阶级斗争的教训。
香港的战略意义非同小可，对于中国帝国主义如此，对于整个中国的阶级斗争更如此。香港有着规模小，但极端重要的工人阶级。香港人口仅有750万人、劳动人口380万人左右，却运作着中帝超过一半的资本输出。这些工人曾经是全中国最政治活跃的工人阶级，有着极其战斗性的斗争传统，即使在反革命的重压下他们至今仍未完全服气。
但是，在香港除了极端严重的阶级矛盾，由于其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得香港人发展出了区别于大陆的文化认同。香港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普遍认为自己是在中国被压迫的文化少数群体。处理这些香港工人阶级在特殊历史发展下塑造出的意识发展，并进一步将其连接于真正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思想，是香港革命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份文件将作为一份汇总性的总结文件，解释当前香港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几个历史和理论问题：一、回归以来的香港是如何走到2019年革命的？二、反革命后的香港政权性质如何？三、当前香港阶级矛盾的发展向何处去？四、如何应对香港本土主义？
一国两制的缘起和破产
2020年以来，许多人对香港政局变化的最大的体会，往往以这样的感叹表现：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然而，位于香港《基本法》中心地位的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国两制能为香港工人争得民主和自治吗？它的缘起如何，又为何破产？
香港历史绝不能仅限于本土来理解，它的整个存在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产物。自从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向英国割让香港至今的绝大多数时候，香港都是作为一个工商业的中转站，服务于某个帝国主义。在1997年之前，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前哨站，而201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也开始帝国主义地支配香港。
只有在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中国，至2014年中共再次攻击香港民主权利之间的这一段短暂的17年时间，香港政权才有一定的政治自主性。这是一个英国逐渐撤出，中国尚在崛起的时期。
1980年代以来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其整个目的是为了帮助壮大中国资本主义，而非是反帝的民族统一诉求。早在1949年和1967年，中共就有两次能够在革命基础上收回香港的机会，后文我们会解释中共是如何出于自己的狭隘视野，有意将革命隔离在香港之外的。
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主持下，中国逐步走上朝向重建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时，计划经济无法再以独裁方式持续，中国官僚急需要引入外资来为经济注入活力。他们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才把目光转向了台湾和香港资本主义，希望将这些地区巨大的金融资本引入中国。
“一国两制”的说法在1982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时首次提出，并在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得到国际法律效力。刨去外交言辞和谎言，这一国策的原意是：“同一个民族的国家政府内实行两种经济制度。大陆实行官僚独裁的计划经济，香港实行富人自由的市场经济。”
然而，计划经济的恶化和资本主义的重建比中共官僚想象得要更快。经历了1989年六四运动和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后，中共大力推动私有化进程，经济不可逆转地开始转变为以逐利动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因此，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在实际的政治意涵发生了改变。它已经演变为中共吸引香港资本所做的政治让步，而非描述经济制度：“同一个民族的国家政府（都建设资本主义），但大陆实行官僚独裁，而香港实行有限制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这时，新兴的中国资本主义相当依仗香港资本的投资（1990年代，香港GDP曾占中国的20%）因此中共有动机纵容香港资产阶级对本地事务享有不被北京干涉的自由，并以政治、金融手段维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就是为何直到2010年代，中国资本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之前，香港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民主权利。
但今日的力量对比大大不同，所以中国资本没有必要再维持对香港资本家的让步。时至今日，香港的GDP仅占中国的3%，其金融资本更是以中资占据大多数。香港已经不得不依附于大陆。
更重要的是群众斗争的威胁。1997-2014年间香港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度促成了香港群众的巨大斗争，并一度有潜力传播到中国大陆。这种情况下，独裁的官僚不但没有必要继续维持香港的民主权利，反而必要收回它，来保证两地阶级斗争不发生爆炸。
所以说，无论是国际资本的力量对比还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潜在影响力来看，一国两制的破产是注定的，而港陆工人的阶级敌人和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任何期望在一国两制下实行香港高度自治的民主诉求是完全的幻想。香港工人的解放只能以推翻北京政权为最终目标，而大陆工人也会从香港斗争中得到极端重要的支持。
回归以来的香港阶级斗争
但尽管如此，1997-2014年这个时期的历史承上启下，塑造了当今香港工人的阶级意识，值得延申讨论。
当时的香港政权反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一度触动了香港群众发起巨大的斗争。同期大陆经济和社会稳定，北京当局容许了一些不根本的政治改良。这一期间香港统治阶级对群众的对策，主要是以牺牲经济平衡，同时释放民主权利来改良。结果是，政治斗争占据了香港阶级斗争的主流，作为群众表达自己经济不满的主要方法。
第一场危机爆发在香港回归中国的第二天。1997年7月2日，由房地产泡沫、债务问题为契机，以及美国资本家企图抄底买入东南亚廉价资产所引爆，东南亚陷入了一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这也波及到香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香港经济萎缩，GDP直到2004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GDP缩水，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困难，于是港府出台紧缩政策攻击劳苦大众。
譬如1997年，首届特区政府原本计划在10月提出所谓“八万五建屋计划”进行社会改良，原本期望能将香港居民的一般公共住房排队时间减半。然而，楼市作为香港金融业最重要的支柱之一陷入危机，伤害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于是一系列公屋建设的计划遭到进一步搁置、限制。
但危机的深重和意外的加剧，使得对工人权益最严重的攻击也无法扭转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1997年至2003年，房价持续不稳，但是公营和私营新住房的建设却在大量缩减。2003年年初，沙士（非典）病毒的严重爆发，为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又造成了短期的经济萧条。
2003年后的十年内，香港住宅最终因为供应大幅减少而造成楼价和租金大幅上升。以1999年的数据为基准，从到2013年楼价以增长两倍，而租金增长半倍。随着物价上涨，工人的收入却没有增加。根据港府数据，2003-2014年工资中位数仅增长40%，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因此，工人的实际财富也进一步缩水，这反映在债务上。2003年初，香港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 59.7%左右。而到了2015年底，这一比例已经大幅攀升至 67.1%。经济上，工人阶级可谓是苦日子看不到头。
2002年，北京方面督促港府进一步剥夺政治自由，落实长期尚未完成立法的《基本法二十三条》，这刺激了水深火热的香港群众发动斗争。2003年7月1日，超过五十万香港群众上街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最终促使立法搁置了21年。后来，北京一度向香港群众做出改良的承诺，例如，2007年中共曾承诺2017年在香港实行特首普选、2020年实行立法院全部议员普选。
2003年成功的重大群众动员、2007年北京政府的重大让步，塑造了一整代群众和运动家的改良主义视野。他们相信，只要维持现有体制，持续地为改良进行斗争，就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期，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导致阶级斗争并不高涨。
到了2014年，随着北京开始施压港府剥夺民主权利，香港反建制的情绪达到了质变的地步。在当年的雨伞运动中，超过120万香港群众参与斗争。香港的反建制和阶级对抗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但同期大陆工人正在经历爱国浪潮——这是由于中国经济高速上涨，以及官方开始推崇的资产阶级反帝主义宣传所造成的。再加上自由派领导缺乏国际主义视野和纲领，这些运动未能进一步传播到内地工人阶级。
香港群众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孤立地进行斗争，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加剧分离于大陆工人。曾经，香港工人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中，规模小但极具战斗性的一个突出部。面对巨大的中国帝国主义，他们面对着被切断后援、无法持续斗争的巨大风险。在2019年群众运动中，他们的领导犯下了决定性的错误，切断了与大陆工人的联系，彻底断绝了胜利的可能性。
2019年的决定性失败
革共国际有另一篇文章，《时代革命的教训》，详细分析了香港2019年具体的经过。此处我们不做深究，但需要简单对这个运动的教训和遗产作总结。
2019年民主运动是香港阶级斗争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并充斥着重要的革命教训。
首先，在这次几近革命规模的运动中，群众动员的广度和部分斗争的烈度极高。在长达一年的斗争中，有两次超过100万人的群众集会。在多处地方，群众（尤其是学生）和警察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因为运动的影响，甚至香港经济都遭到了严重的扰乱，GDP十年来首次下跌1.2%。
然而，绝大多数斗争的手段完全不匹配、大大落后于其涉及的广度。在斗争的最高点，群众集会曾经聚集200万人，但这仅仅是和平示威。还有几个零星的例子中，群众能强行闯入香港立法会，以直接行动瘫痪公共交通，亦或是一度自发地提出总罢工的号召。群众的自发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斗争的手段却缺乏力量。
这是由于运动内部的激进派领导坚持要维持「无大台」，拒绝任何形式的领导，从而让运动缺乏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领导所导致的。当时，本土派和自由派骑劫了领导权，两者都反复向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膝，而本土派更使用歧视语言侮辱大陆群众。领导的这些举措烧断了香港群众通往大陆援兵的道路，并将运动去阶级化。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领袖则软弱地跟在自由派的后面宣扬着改良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而不是努力团结两地工人阶级、传播运动，并组织真正的香港总罢工。
因此，北京和林郑月娥港府也没有让步的必要，而运动则在没有前进下开始失去方向、士气和力量，巨大群众动员逐渐转为零星年轻人的「勇武」斗争以及各类自由派领导们要求美国介入。运动性质从进步的转变为反动的。
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内所说：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性危机。这是2019年香港时代革命最惨痛的教训，而这也是我们的今日的任务——为香港无产阶级准备一个革命先锋队。而要在今日的香港建构这样的革命先锋队，就必须分析当今政权性质。
同一个民族，同样的独裁制
2020年以来，反革命镇压席卷了香港，香港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句话概括，香港政府从一个有缺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转变成为一个波拿巴主义的独裁政权。
随着2019年以来的群众运动被新冠疫情和其自身的问题耗尽力量后，2020年，北京向香港政权强行引入了《国家安全法》，并在港警内设立国家安全处，开始着手剥夺香港仅剩不多的民主权利。时至今日，香港已经实际上转变为一个套着假议会外壳的独裁政权。
随着群众运动消退，首先遭到打击的是不听北京话的资产阶级和小资，因为他们实际上扮演者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例如，近年来处于自由派媒体报道核心的所谓47人，尤其是黎智英，曾一度企图用他们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席位来挑战亲北京派主导的立法院。
然而，香港工人阶级则遭到了更重大的打击。2019年至2024年以来，独立工会和工人政党全部遭到解散。工会会员人数经历了严重下跌，工会会员总数跌幅达17.3%。人数非常少的小型所谓「蚊子工会」沦为主流。2024年，占近三成工会的申报会员人数仅为个位数。在一系列新制定的反劳工法下，港警可以随意翻查名单和财务往来，全天候监视工会。
群众运动被彻底镇压后，2021年，中央则进行了一系列更深远的政治反动。首先，香港特首选举的推选权被紧密收紧，禁止香港资产阶级自己推选，改为中央钦定。之后，议会制度也彻底修为中央直控。2016年，香港立法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共有70席，其中群众可以参与的区选举的席位，曾占据六成左右的选席。在2021年改革之后，区选举的席位仅占90席位中的20位，剩余的席位中，40席位归选举委员会界别，也就是北京直控的资产阶级；30席归功能界别，也就是香港传统的统治阶级；每一个界别的选举都是高度封闭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可能参与。这样的议会宛如沙皇控制下的国家杜马，工人对议会事务完全无法过问。
迄今为止，不听话的资产阶级和小资被抓捕或移民，工人的组织也遭到了粉碎，北京对香港政府有了更深远的控制。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从群众运动的失败中建立起来的一个专制、波拿巴政权。
当然，香港走向波拿巴主义的过程还是同大陆的不一样。香港的波拿巴主义是为了镇压一个一度开始发起巨大运动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群众，而大陆的波拿巴主义则是过去堕落工人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而发展资本主义的必需结果。
这个城邦在中国市场中的地位也非常独特，使得香港统治阶级依然需要保留一部分民主权利来维持其统治。例如说，为了维持与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保证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交流，以及作为一种金融入口，香港有物质的必要性维持既有的海洋法体系，或是更为宽松的互联网访问权、出版权。
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变也决定性地使两地工人阶级在政治文化上走得更近。过去，将香港和大陆工人划分开来的，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分别，还有香港独特的政治文化。而现在，香港工人也是自从1982年以来首次遭到完全的独裁统治，这使得两地工人的敌人进一步统一。
阶级矛盾的发展
虽然香港的群众运动进入寒冬，但群众仍然不服气，这是因为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群众的阶级意识依然能够在灾难时突然表现出来，如宏福苑大火时，香港上下市民能够自发动员去组织救灾，不需要政府或资产阶级指示，而港府在处理大火时反复警告香港民众不要“以灾乱港”，甚至用国安机关去打压发起请求政府检讨官员失职的联署。民思政策研究所公布调查，2025年下半年仅37.9%受访者对政府工作表示“满意”。
尽管香港经济表面上表现不差，但根本的资本主义矛盾还是在不断累积。2025年本地生产 (GDP)总值按年上升3.5%，超于2024年2.6%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增长5.9%。港府开支仍然护着大资本家利益，推出为 “优势产业”（服务业、科技业、旅游业、金融业）财政资助或税务减免的优惠政策包；以及透过发债和紧缩措施发展科技业和旅游业。特别值得一提是香港的金融业，近年强势复苏。2025年共有119新企业在香港上市，年增68%。 202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基金的净资金流入按年飙升118.5%至3567亿港元。
但工人阶级的生活并不为经济增长所显著改善。2025年实际工资增长仅为2%左右，落后于GDP增长。2024年香港贫穷率依然维持在20%左右，尤其在老年人士中特别严重。香港人口约23%的长者贫穷率为36.8%。2026年，香港总失业率3.7%，但青年失业率甚高，15-29岁之间的失业率为18.3%。市民入住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没有太大变化，2019年为5.4年，2025年尾5.1年。港府近期又以平衡财政的名义，对公立医院服务加价至少一倍，使香港劳苦民众生活更加难堪。
所以，虽然香港经济增长强势，但这集中少数行业，大部分利润并不会惠及到香港民众，只是胀大统治阶级的财富——这与伊朗战争以来的俄国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也就是绝对的财富在增加，但阶级之间相对的贫困也在增长。
此外，这些增长还是建立在大量的金融投机上的——甚至有资本家在抱怨香港的投机现象太严重，要求中央严打。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愈发深化，一旦西方爆发金融危机，这必会大大冲击香港，而香港也可能会因此成为将西方的危机导向中国大陆的传导链。
港陆关系与阶级斗争
香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转变为一个巨型贸易所。香港的实体贸易量虽然逐年降低，但是贸易额和资本进出口的量逐年壮大——这大大加强了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的同时、也加深了香港对中国资本的依附性。
港陆的贸易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支配关系。2025年香港贸发局研究表明，同年港陆双边贸易总额达3,673亿美元，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5.8%，仅次于美国；但大陆占香港商品贸易总额的51.4%，香港从大陆进口占总额43.8%、对大陆出口占59.7%。可以说，香港是中帝重要的一个对外窗口，扮演着小而美的重要角色，然而香港经济可谓是完全依附于中国资本，没有独立的话语权。
在世界保护主义加强的背景下，中国受到西方的贸易战影响严重，因此，香港还作为一个中国对外输出高价值商品和资本极其重要的白手套，来规避各国的法律和经济制裁。
2025年，香港成为了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贸易总额1585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3%、仅次于欧盟整体。贸易总额巨大，但这不表现在绝对的货运量上。事实上，当今香港海运地位已经大大降低，而内地对香港出口货值也从97年前后总额的30%降低至如今的8%，但无论是论贸易总额还是空港货运量上，香港经济依然是实力强劲。这说明，尽管从香港中转的中国商品总量降低，输出的都是高价值商品（电子产品占75%以上）使得贸易额不断增大。最重要的是，2024年，香港是中国资本国际化最重要的中转站，掌握着中国61%的资本输出和56%的资本输入。
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如果今日金融灾难爆发，香港将作为地震的传导链条，震撼整个中国经济。
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香港经济本身也有极其特殊的构成。去工业化的后果深深地影响着香港。自从80年代，原先驰名世界的“香港制造” 随着工厂北移而消失，香港经济因此完全依赖金融服务业。然而，去工业化也令工业集中；关键行业交通、建筑、通讯、电力、水力等，仅占约90万人，25%劳动人口。要是这些关键行业爆发工业行动，并联同两地发起斗争，有潜力震撼整个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
因此，争取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进行跨越偏见和文化差异的联合，对于两地的阶级斗争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政治和历史意义。除了缺失领导的这一惨痛教训，2019年时代革命的另一大遗产，就是它一度加深了港陆群众之间的文化敌对。要破除这种不信任，就要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一、香港真的有自己的本土文化吗？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二、为何如此看起来如此种族主义、反动的香港本土主义能在群众开始运动的时候，获得很小部分的群众基础呢？
三、除了极少数的港独铁粉之外，即使时至今日，大多数粤语香港人的确对大陆人有很深的不信任感，并对本土文化非常推崇、热情，这又是为什么？
作为国际主义革命家，我们必须要反对一切文化压迫，并要支持一切受压迫群众掌控自己命运的民主权利。这是在香港工作中极端必要的出发点。
香港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吗？香港存在本土文化吗？是的，存在！我们必须给出肯定的答案，才能开始与香港身份认同为主的香港人开始政治讨论，但也要注意如何不在大陆人面前显得自己是帝国主义者、自由派或是港独。
客观来看，1949年以来，香港工人长期孤立于中国大陆，在经济待遇、政治生活、生活习俗、语言习惯上早已与大陆的工人发展出了显著分别，而最重要的是群众的意见。香港群众自己也支持混合身份认同或是首要认同香港身份，但大多数大陆人明确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说，香港人的确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大陆人的文化群体，香港存在一个以粤语、英语混合使用的独特本土文化。这一点是大多数大陆和香港工人都能理解、认同的事情。
当然，此处拘泥于香港是否是一个民族，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讨论——因为香港和大陆的文化区分始终是混合性、政治性极强的，它的发展会在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中呈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好分寸感，强说香港人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对于经历过了文化战争影响的大陆工人阶级来说，这是极难理解、甚至是踩在他们反帝国主义情绪的痛点上的。他们可能会直接想到美帝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强行扶植民族运动，将主权国家分而治之，实行帝国主义暴行的。
现代香港的本土文化
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何香港本土文化会形成呢？这背后有什么历史渊源呢？
今天香港的本土文化之所以和大陆文化分离发展了如此之久，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在1949年和1967年两次抛弃了本来爱国情绪和革命热情很强大的香港工人阶级，使得香港工人阶级长期沮丧，被迫需要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政治文化。
1949年以前，香港基本没有独立于中国的文化发展。作为人口高度流动的城邦，香港的常住人口远小于今日，低于200万人，且中港边境保持畅通，不少香港人的祖籍来自于中国其他地区。英、日帝国主义独裁的殖民统治甚至加强了香港人的中国民族认同。在1911至1949年之间，香港人经常在政治活动中摆出共和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与统一。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当时中国革命成功之际，解放军本可以轻易地进军香港，而日落西山的英帝其实早就做好准备撤出。但出于斯大林主义中共狭隘的官僚视野，虽然官僚口口声声将港人视为同胞，却实际上打着“长期利用”的算盘，仅仅是将香港工人当作对英帝的外交博弈中的棋子利用，把香港用来保留中国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贸易窗口。也因此让香港群众持续遭英国殖民和独裁统治。被中国革命抛弃、在冷战背景下，中港边境严格管制，两地文化交流显著减少。
最严重的、最决定性的发展发生在1967年的背叛。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香港出现了一些政治性罢工浪潮。这些浪潮借以了文革的语言，意外地激发了部分香港工人的阶级愤怒和爱国热情。在当时全港150万劳动人口中，前后约6-8万激进工人以各种方式响应了斗争，并加入了中共傀儡的工联会或是斗争委员会。这些激进工人本可以用来争取更广一层本来已经很厌恶英帝的中立香港工人，最终导向一场真正由工人运作生产的社会革命。
但是，北京官僚不能允许让大陆工人看到一个真正由工人运作的社会。他们指令香港傀儡工会，香港斗争的目的不是让工人夺取生产、推翻香港资本主义，而是要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逼迫港英政府接受亲北京立场的工商业代言人（民族资产阶级）、驱逐国民党势力。
于是，上有中共指令的压力，下有激进工人的阶级仇恨，这些傀儡工人领袖决定发动炸弹袭击，将最激进的情绪转为恐怖主义。结果就是，因为大多数工人不同情恐怖袭击，导致了这一系列工潮隔离于群众之外、失去了革命潜力。1967年12月，在周恩来的明确指示下恐袭结束，斗委会也被解散。
这时英帝也意识到必须要向香港工人阶级进行一些大的让步，才能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当地的殖民统治。67年以后，英殖政府很快落实了运动前受香港资本家反对的劳动条例，并在基建、教育、医疗和支出方面继续进行了大量的福利改良。
1982年代，在香港即将回归中国之际，英帝为了把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进一步分化，在故意这时终结140余年的独裁统治、引入了地方选举的机制。这种民主权利的让渡使得香港劳苦大众发展出了资产阶级议会文化的传统。
1989年，当中国大陆的群众开始争取民主权利而走上街头时，香港群众也对这场有希望的群众运动抱有期待。他们十分期待中国能一同民主化，这样就能保证回归中国以后能维持自己辛苦争来的民主权利。5月，曾有上百万香港群众集会支持大陆的群众运动。然而，6月北京的残酷镇压，向香港群众证明了中共对于坚持自己独裁统治的底线、以及当时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
同期香港经历了巨大的移民潮，常住人口1931年的80万涨至1991年的近560万。这就是现代香港的头三代工人阶级生长起来的环境：工人好不容易为香港争来了福利政府和民主制度，却要很快被一个首先背叛香港革命，后来敢于血腥镇压群众的北京政权并入国界。
1949-1989年香港和大陆阶级斗争的历史构成了现代香港的本土文化发展的基础。到了1997年，两地工人的政治文化已经高度分离，语言、文化分别也已经长期分离发展，香港工人已经事实上成为区别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群体。
革命党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作为阶级的记忆库，将被统治阶级掩盖的历史进程教给工人阶级。香港和大陆阶级斗争的历史必须向两地工人阶级传播，才能让他们重新相信彼此。
本土情怀是反建制情绪的外衣
那么，为何香港群众的本土情怀如何深厚，又为何有一小部分人很狂热地支持港独呢？
阶级社会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历史的必然性往往以偶然性表达出来。香港回归以来，民生、民主诉求一直是群众运动的核心，但群众是如何在特区政府的特殊政治条件下，表达这些诉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到，一些情况下，文化议题可以成为一群被特殊压迫的工人阶级表达反建制情绪的渠道。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香港本土情怀最根本的理论出发点。
由于时代革命中的文化战争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马上讨论具体性，容易影响读者的吸收。这时我们首先要理解一般性。在正式讨论香港之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别国来横向对比。
同样在2010年代，苏格兰也出现过类似于香港的“新兴民族运动”。苏格兰和英格兰工人阶级本来在文化上已经高度融合，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个世纪没有出现重大的文化纠纷，但2010年代却出现了有显著群众规模的苏格兰民族运动——例如，2014年独立公投中，有44%的苏格兰人认同需要从联合王国独立。这背后的进程是：很大一层的苏格兰群众通过支持本土文化来表达反建制情绪。
在香港是类似的进程。2019年，大多数的香港民众虽然支持一国两制（68%）、反对港独（67%），且只有少部分人支持港独（总计17%，强烈支持港独者8%），但是大部分香港群众有很强的本土文化认同；2021年的民调显示，大多数香港人认为自己首先是香港人，才认同别的身份，而且18-29岁的年轻人之间尤其如此。
与苏格兰人一样，在2014-2019年，香港群众明显是认为，自己的民主权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必须以激进的方式进行反建制的斗争。在缺少清晰理论指导、革命领导缺席的情况下，反建制的愤怒情绪就以语言、文化分别表达自己。这就是为何本土情怀在青年中非常流行，而大多数香港人首先认同本土身份、排斥中国民族主义——背后的推力不是境外势力，是香港群众反建制的阶级愤怒。
革命者的任务是要将以这些群众的反建制情绪引导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出路上。更具体来说，我们如何争取这些本土情怀很强的香港年轻人？
首先，我们必须与他们的反建制情绪连接起来，与大陆统治阶级划清界限，才能开始和香港群众进行政治讨论——尤其是我们以左翼、以共产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解释，我们也根本上反对香港和北京的独裁政权，主张香港群众站起来，与大陆工人阶级一起建立属于自己的民主政权。
可是要如何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权？我们必须说明，香港工人不能单纯依靠集会，而要进行例如总罢工这样的阶级斗争，将生产夺到手中，这样才能根本性地威胁到港府和北京政权。事实上，整个2010年代曾多次出现举行真正总罢工的机会。
接下来，总罢工这种烈度和规模的斗争会马上将哪个阶级应当掌握权力、掌管社会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总罢工中，所有准备工作都需要有意识的组织和指挥，因此组织这些斗争的群众机关就会成为新社会的雏形。而当总罢工发生时，世人们都将意识到，是工人阶级才在真正在运作社会。此时，香港工人阶级就有机会用这些群众机关作为新的群众政府来接管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切职责，并充公一切大企业和银行。
然而，香港本身的力量还不够推翻整个中国政权。因此香港一旦发生阶级斗争，如何传播革命、尤其传播到大陆工人群众中的问题就更为急迫和根本。一旦在香港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斗争力量耗尽前，香港工人必须将革命星火传播到大陆，而遭到更严厉的独裁统治的大陆工人阶级也将会从香港总罢工学到如何自己运作社会，届时有可能激发起整个中国都起来为工人民主而斗争。甚至哪怕两岸斗争节奏不一致，也能立刻唤起大陆工人阶级的阶级同情甚至支持，削弱北京政权进行反动的力量，为香港和大陆的斗争继续发酵争取到时间空间。根本上来说，唯有在整个地区都赢得革命的基础之上，香港的工人才能争得一劳永逸的自由和民主，才能友善地商讨未来的港陆关系和香港文化自决问题。
移民问题
此外，在日常的斗争中，我们或许还需要直接处理统治阶级用来转移注意力的移民问题，才能把这种反建制情绪转移到阶级议题上。传统自由派工会和建制派都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立场，甚至是反动立场。但香港工人整体也对大陆外劳有显着的保守心态，我们需要正面地回应移民问题。
香港长久有着内地劳工南下在香港工作，定居的传统。现在香港750万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源于国共内战、文革、改革开放等移民潮定居香港的内地人后代。近期，政府自2023年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等放宽外劳限制的计划，使外劳总数增长约12万人。这些劳工，是资产阶级引入来以降低成本，取代更有能力反抗的本地劳工。
过去，自由派，本土派用外劳制造恐慌，指责大陆外劳抢工作、教育、住房、医疗等，流亡海外的组织“香港劳权监察”也是如此做的；建制派的民建联和工联会等，带着伪改良面具，要求政府全面打击非法外劳，落实“本地劳工优先就业”，以资源短缺的借口分化民众。我们必须点出背后的阶级问题和革命的必要性，指出资产阶级囤积财富和剥削民众，以及无分文化种族共同进行阶级斗争，而不是乞求资本主义改良。
香港也有不少的东南亚、南亚移民，这些移民在香港长期生活，但遭到很严重的文化歧视以及加重的剥削。2024年，香港受聘外佣人数为36.8万人，约占本地劳动人口9.6%，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尼；这些佣工被剥削最惨，经常受到欠薪，虐待，如2014年印佣Erwiana被虐待案。因此，这些劳工可见有突出斗争情况，如2026年五一劳动节罕有亚洲移工协调会（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举行示威。我们整体上反对一切压迫和歧视，需要点出资产阶级以种族分化劳动人口的恶策，以阶级斗争结束歧视。
可燃物质在聚集
最终，让我们回到分析2020年反革命为香港阶级战争提供的新条件。
根本上，香港的阶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相对贫困甚至在反革命的影响下依然在加深。然而政权更加独裁，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融入大陆市场。陆港群众之间的关系经历过2019年的最低谷已经有所改观，这是由于反革命的教训、两地交流增多、以及大陆反建制的阶级意识上涨。未来香港的群众斗争会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大陆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但成事在人，香港的政治、历史问题错综复杂，群众可能被敌对阶级势力利用，因此我们革命家必须努力争取加深两地工人的互相理解和联合。
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对外重要的传导链条，香港经济会直接承受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加深，可燃物质聚集在世界各地，未来香港必然是传导世界大火回中国的重要引线之一。
在独裁和经济复苏的新条件下，受创伤的香港工人开始恢复自己的元气；交通和文化上，他们也逐渐和大陆工人来往更加密切。2025年度，香港居民跨境往来（包括进入内地、澳门及台湾）共计约2.79亿人次，平均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使用小红书。此外，当今的香港年轻人普遍网购用淘宝，支付靠支付宝和微信，外卖用美团（Keeta），奶茶喝喜茶、蜜雪、霸王别姬，新能源汽车开比亚迪——一切现代中国的商业文化都已经席卷香港，成为全民级现象。
语言上，过去香港曾有多数人无法用普通话交流，但近年来普通话的接受程度也在缓慢地上涨，有利于弥合两地文化差异。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以普通话作为主要惯用语言的香港人仅有2.3%，但已有54.2%的港人可以用普通话进行基本沟通，五年上升5.2%，首次超过一半。其中还有代际差距，在互联网文化的影响下，教育水平最好的18-24岁的年轻人之间更是有70.7%能够以两文三语进行沟通。
同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也几近临界点。世界经济早已受巨大的债务缠身，而伊朗战争加强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它走向岌岌可危的地步。即使不马上发生严重的崩溃，滞涨的前景也是确定的。这意味着物价平衡和收入增长会发生巨大的动荡，而工人阶级越来越可能骤然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亦或是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增大。两者都意味着工人阶级会进一步激进化。这对香港亦或是大陆都是极端重要的。
香港反革命的后果，正如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解释的：【1905年后，】群众斗争的剧烈高涨和低落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好几年时间里显得难以辨认了。此前两三年间，由于警察的某些专横行为就会引发全体罢工的工厂，如今完全失去了革命的面貌，并且毫无抵抗地忍受着当局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严重失败的后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再显现出来……1907—1911年间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是群众中微小变化的过程渐渐治好了失败造成的心理创伤。时局的新转折与潜在的经济推动力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革命人士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听众。斗争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兴了。
中国革命的火花会从何处点燃我们尚不能得知，但可预见的是，从反革命中逐渐恢复元气的香港工人有巨大潜力扮演极端重要的先锋作用。大陆和香港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使命，就是确保两地工人回归到1925年总罢工那光荣的斗争传统——一条不分国界、团结一致为工人民主而战的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