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鲁迅，《狂人日记》
前言
忠诚而热血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啊！我们要从历史中得知的是什么呢？如果只需要从浪漫的幻想中提取自我牺牲的勇气，那么无疑就做了理智上的懦夫。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科学认识历史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不要在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面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为了在未来回到一个崭新的过去，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历史被认识为悲剧时，未来才会被创造成史诗。
中国文革的历史是一段宝贵的革命经验。我们只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发问：问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和工人阶级的正确纲领；我们其次再以生活在这片苦难与斗争的土地上的人民的身份发问：如何给予因恐惧而躲入沉睡中的灵魂唤醒自身的勇气？如何扫荡这吃人的宴席？请让我们一道努力。
介绍
随着近年来社会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和学生开始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意识迈进。这对中国，这片两个世纪以来经历过1911年辛亥革命、1925-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和1949年革命这三次革命的土地来说毫不意外。自然而然，寻找现行社会革命替代方案的有志青年看向了最熟悉的革命家——中国49年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并将改变世界的热切幻想投注到了资本主义重建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诚然，这一场运动充满了各种浪漫激荡，并且和当下社会颇有关联的口号，例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抑或是“打倒走资派”；数百万人的群众组织拔地而起，像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样的名字毫无疑问会让如今深深嵌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党国官僚战栗；无数位高权重的官僚被群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深深吸引了一腔热血的反资本主义革命青年。
然而，这场运动的失败确是不可否认的。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短短两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右派官僚迅速控制了文革的核心人员“四人帮”，并走上了迈向资本主义的反动道路。可是，邓小平一派向资本主义的改恶却在一开始没有遭到群众的激烈反抗，甚至将对“四人帮”的厌恶和对政治体制民主化的热忱投注在了改革开放上。然而，数年前，全国的群众还在风起云涌地举行起义反抗走资派。在文革的终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革命共产主义者必须科学、清醒地分析文革发展的过程，并且指出其成败之处，从而得到未来革命必须的教训。
而文革并不总是热烈而浪漫的上海公社（以及毛泽东对它的可耻背叛），在全国不同地区，文革因为政治军事环境差异、群众意识发展水平不同而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广西地区在文革中遭遇的劫难尤其引人注目。根据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魏昂徳（A·G·Walder）的估算，广西在文革期间武装冲突和伤亡的烈度甚至超过了南斯拉夫内战，有超过十万人死亡或失踪！i对于此等不亚于内战规模的惨剧，我们不能庸俗地解释为“群众自发斗争的无政府性”或者“少数民族刁蛮凶悍”。ii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全国范围内，既有像上海这样将独立工人组织纳入“后一月夺权”政权、甚至让工人运动领袖加入中共党中央决策机构的温和案例，也有像两湖、广西这样以惨烈冲突和军队镇压告终的惨烈案例。我们不能将所有的温和案例归功于群众意识先进，而又把所有的惨烈案例归咎于当地“反革命右派”或是“无政府极左”。相反，科学的分析反对这种简单、经验性地划分，试图把文革这个全国性的事件通过其地区性差异总结出一般规律。
对文革历史任何浅尝辄止的审视都会发现毛泽东依照黑龙江革委会推行的“三结合”（干部、军队、群众结合）模式在各地都遭遇了阻力，这种自上而下，强行通过威望收编工人自发组织所形成的革委会根本不是苏维埃（民主的工人议会），毕竟苏维埃不是由任何法律、任何令状、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创造出来的，是工人阶级斗争过程中自发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受工人信任的政治机构。iii恰恰是苏维埃雏形的各个工人造反派组织反而在革委会的推行中被抹杀了，工人的反对（例如上海的三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被依附于党和军队的官僚与“招安”的群众领袖打压。iv这个革委会和群众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独断权力的官僚与自发向工人民主发展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在广西演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分析各种原因，找出中共官僚内部矛盾和群众意识的变化正是本文的目的。
一、造反派的分裂
I.广西的特殊国际地位
广西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多民族混居、经济发展在建国后相较于其他省份落后、与越南接壤。文革发动的1966年，正值美帝国主义全面入侵越南第二年，中国对越共政府进行大规模军事和民间援助，而广西是向越南输送军事和民用援助的咽喉要道。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委派韦国清主政广西。他曾在越南作为军事顾问协助北越政府，有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v
为了防备美军“将战火引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同时紧密协调对越援助，韦国清同时担任了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和广西省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在军事和民政上都有最高话语权，被戏称为“广西王”。
广西的特殊国际作用和韦国清近乎独裁的地位也导致广西积压了更多的群众与官僚之间的矛盾。在大跃进期间，约有67万人因为韦国清推动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而非正常死亡，更有大范围用特务手段折磨农民强迫上交粮食的记录。vi
与其他管制手法宽松的官僚相比，韦国清更为当地群众所诟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对现有体制不满的造反派视为最需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的“平时有这样那样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辫子”（《十六条》）的“走资派”分子。
II.韦国清军管
在文革初期，韦国清也像其他地方市委和省委官员一样对文革中的自发群众组织持抗拒和否定的态度。这是常年官僚专政，持有无上特权的必然结果。但文革是1949年革命以来，群众第一次自发形成组织，且掌握了“左”“右”“革命”与“反革命”的定义权。但对于韦国清，毛泽东并没有说“我就不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vii（指旧官僚可以被完全排除在行政体系之外），而是指示周恩来将其调往中南局躲避红卫兵运动的浪潮。这不外乎是因为韦国清在控制越南革命中的地位无可取代，且一直深受毛泽东信赖。
1967年1月6日，上海工人接管了上海市委，数日后毛泽东宣布公开支持，这引爆了全国范围内的造反派夺权潮。旧官僚被暂时排除在政权之外，群众自发组成的组织貌似即将接管全国民政。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武装，但是中共没有把武装发给群众，而是直接以中央直控的军队支持派系斗争，以此干预群众运动。1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由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控制的军队遂参与到了群众组织夺权的进程中。
军队的干预必不可免地在一些地区促成了军方独大的局面。1月31日，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依照“群众、干部、军队”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出现。军队干部在黑龙江革委会中（以及之后建立的所有革委会）占多数，群众组织领导者在新行政体系下的权利在军队“支援”左派的美好言辞中被消解。viii不过，相比于连中央文革小组都难以控制的上海群众运动，黑龙江出现的革委会这种能够控制住群众的、对文官系统的军事政变则是毛泽东更加青睐的。
于是，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公开支持三结合。随后的2月19日，毛泽东命令张春桥取消依据巴黎公社原则创立、推行普选制的上海人民公社，将其改组为三结合的上海革委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张春桥对工人民主进行了最恶毒的诽谤，声称“不要迷信资产阶级民主这一套，又是投票选举，又是什么那么选代表争得一塌糊涂啊”，将工人民主的萌芽扼杀在了官僚的蛊惑中。ix
然而，即使是革委会式的军事政变，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冲击文官体制。因此，成立革委会的风却没有吹到广西，就像之前一样，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仍然要保住韦国清一把手的地位，以稳固边境局势。3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进行全面军事管制，由韦国清担任军管会主任。x这个决定使已经“斗倒”韦国清，期待着广西和其他地方一样建立革委会的造反派群众失望又愤怒。这股情绪最终将酝酿成本应被党国收编的群众运动在广西的延续。
III.四二二、联指对立
最为讽刺的是，在反韦国清的势力中涌现出来的最初领导人是韦国清曾经的三把手——伍晋南。在66年夏季红卫兵运动掀起的初期，伍晋南被韦国清委任为广西文革委员会主席，负责掌控红卫兵运动动向。
造反派红卫兵的运动在毛泽东支持下短暂压制了韦国清和伍晋南在内的广西省委，但韦国清本人却没有像广西（和全国）的其他省市级旧干部一样被批斗，反而被周恩来（在毛泽东授意下）调任中南局第二书记躲过了广西造反派运动汹涌的浪潮。很明显，韦国清在毛泽东眼中是不应该被文革浪潮罢黜的战略性人物。而伍晋南则和其他官员作为替罪羊一道出席了造反派的批斗大会。xi自此之后，置身事外、颐指气使的省委一把手韦国清愈发成为了造反派运动唯一的目标。
IV.两派的阶层、阶级构成和主张
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发表声明支持反对韦国清专政的造反派，三日后的4月22日，反韦群众在首府南宁举行大游行，以这一天命名为“四·二二”的反韦组织就这样成型了。在韦国清授意下，与“四·二二”针锋相对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在5月11日成立，其在实质上依附且听命于韦国清所控制的解放军和人民武装部（下辖各县乡民兵），这两个国家暴力机器在两派斗争中也一直偏袒联指。
文革中最典型的群众派系划分是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被认为是以推翻旧官僚制度为核心主张，而保皇派则想把文革限制在过往官僚主导的政治清洗范围之内。这两个主张反映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阶级、阶层构成和利益， 即黑五类后代、临时工人等社会边缘群体经常构成造反派的中坚力量，而红五类、国营工厂技术工人往往构成保皇派的中坚力量（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四·二二和联指并不是66年夏秋所形成的典型造反派和保皇派对立，但他们分别符合我们对造反派和保守派在阶级、阶层构成，以及政治诉求上的观察。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对于现有体制不满的人群更加希望能够看到对官僚阶层彻底的批判和推翻。
在这里必须做一点重要的澄清——被定性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群并不都持反革命、反社会主义观点。甚至在文革中作为生力军的年轻“黑五类”更是工人民主最强力的推行者。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这一代黑五类后代在社会主义下长大，却因为出身被打下“反革命”的烙印，在公民生活和工作中处处受限。更不要说所谓的“右派分子”，许多是在57年后反右运动中被清洗的工人，他们是因为在百花运动中组织工人抗议和罢工才被冠以污名。xii毫无疑问，黑五类和红五类是官僚专政下的特殊产物，是官僚为了将特权延续和扩大、并打压工人民主才发明的基于“血统”的恐怖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多围绕“抢夺黑材料”（官僚用以实施清洗的名单和“反革命”行为记录）展开。xiii
四·二二的诉求带有工人民主的元素，但在初期它也是相对保守的。广西群众并没有到达建立“公社”，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工人民主的意识。他们只是想结束韦国清的蛮横专制，实施诸如《鞍钢宪法》（技术民主）和上海工人管理小组这样的小幅度改革。xiv但即使是这样在一些地区能通过三结合达成的主张在广西也因为稳定的需要被无情镇压了，这导致四·二二在目的和手段上不断升级，最终达到了武装反抗中共军队的地步。而联指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军方“冲锋队”的角色。
二、中央调停失败、军民对立升级
I.二月逆流和武斗的兴起
67年初，一部分军队的旧干部对于文革扩散到军队院校中非常不满，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和“一月夺权”。毛泽东将其视为军队对自身权威和新官僚下革委会重组的挑战。在这个时刻，中央文革小组中以王力为先锋的的激进派成为了毛泽东可以弹压军队反对势力的有力武器，因此他倒向文革小组，支持军队全面“支左”（支持造反派）。“支左”要求军队不逮捕造反派、如果造反派受到保守派攻击帮助造反派还击（《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但“支左”决定也同样强调，没有任何派别可以冲击军队，且军队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央，而不是群众组织手中。周恩来一如既往的紧跟毛主席表态，表态必支持毛主席。作为广西文革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四·二二的成立表态支持（见附录1）。这给了四·二二短时间内的优势。
四·二二成立后不久，初期武斗的标志性事件《广西日报》斗争就发生了。4月27日，造反派因不满《广西日报》被韦国清牢牢把控而冲击报社的办公单位，短暂受挫后于5月15日再次冲击。25日到30日，发生了四·二二和五二五指挥部（联指附属）最大六千人规模的冷兵器战斗，死伤数百人。在北京的四·二二赴京代表团甚至冲击韦国清下榻的京西宾馆，被中央文革小组劝离。xv
武斗已经到了超出中央控制范围的地步，这在广西这样的国际战略敏感地区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此时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仍然倒向造反派和支左，故周恩来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四·二二和联指之间的矛盾（即造反派与韦国清的矛盾）。
II.中央调停和毛泽东转向
6月1日儿童节，周恩来接见了伍晋南和韦国清为代表的广西赴京团，希望促成四·二二和联指的“革命联合”。这次谈判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直到11月才见分晓。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使毛泽东改变对军队支左态度的关键事件——武汉七·二零事件。7月份武汉发生了造反派（“工总”）和保皇派（“百万雄师”）数十万到上百万人，动用热兵器的全市范围武斗。陈力和毛泽东前往武汉调停。“百万雄师”不满陈力和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支持，直接逮捕了陈力，包围了毛泽东下榻的宾馆，声称要“活捉中央黑手”。毛泽东仓皇乘飞机逃离武汉。
这次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建国以来他第一次被迫逃离武装威胁。在此之前，文革两派无论如何都将他视作精神和政治上的绝对领袖。群众组织派别的兴起和衰落由他所左右，这正是他可以通过文革建成以革委会为中心的新官僚机构的依仗。但此时，他的绝对地位却受到了官僚和群众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旧官僚，尤其是军队官僚对文革造成的社会原有秩序的混乱、甚至颠覆不满——他们也害怕会被拉上街批斗，乃至失去原有的特权；另一方面，群众组织在军队支左的路线下逐渐武装，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独立于牢牢掌握在党手中的解放军的趋势。结合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对革委会以及毛泽东派系骑劫文革的不满（如湖南的省无联、广西的四二二、上海炮打张春桥等），这将官僚特权和官僚国家机器置于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文革中诞生的、原本忠于毛泽东的群众组织有发展出真正独立于官僚国家的政权的苗头。“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本人最懂这个道理。不敢给群众枪杆子，甚至不敢他们在军队中夺权，充分说明了他想把政权牢牢把持在党国手中。
毛泽东在对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评论中揭露了他的底线：“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xvi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纠正毛泽东对党和工人政权（苏维埃/公社）之间关系的歪曲。在早期苏维埃俄国的工人民主下，工人议会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相互独立的，党通过参与苏维埃选举，党员担任苏维埃代表来争取工人政权受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只在1921年，列宁为了保卫苏联革命成果不被反革命分子篡权才暂时取消。在斯大林集权之后，党禁从暂时的紧急状态变成了永久措施。但即使如此堕落的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维持了“民主参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假象直到苏联解体。毛泽东歪曲了工人民主的内涵，将党和工人民主政权置于二选一的排除关系中。只有一种党和工人民主相排斥——官僚以垄断暴力为基础的波拿巴党。这么做的目的正是为了确保官僚对于社会的绝对掌控以压制工人民主，而非是扩张工人民主。
在对群众打破官僚阶层对国家暴力机器垄断的恐惧下，毛泽东开始进行转向，想要刹住文革群众激进化的火车头。而恰恰是想要拉住群众运动砸烂旧国家机器的行为，而不是群众走向砸烂旧国家机器的行为本身，才造就了内战中工人群众大规模伤亡的悲剧。另一方面，这也向我们指出毛泽东对革命的真正看法：要政治革命，但不要内战和群众组织。可是革命本身是统治阶级/阶层和劳苦大众之间的阶级内战。毛泽东在这里退步，无异于背叛群众、背叛政治革命。
III.四·二二失去中央支持
四·二二失去中央支持的开端是文革激进派王力的倒台。王力是早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者。他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和随后的八·七讲话中鼓动造反派对党政军机关进行冲击，“自己解放自己”。他成为了毛泽东转换路线的替罪羊——这是毛泽东常用的招数，每当他要从一派官僚倒向另一派时就会祭出上一个路线走得比他更远的人物（高岗、刘少奇、林彪的失势都带有替罪羊的性质）。
8月26日，毛泽东批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随后王力被隔离审查，一直软禁到1982年。xvii就在两天前，周恩来还在一次与四·二二和联指代表的见面会上公开支持四·二二，威胁联指代表要对四二二进行“全面武装”，指示四·二二直接向军区索要武器（见附录1）。9月13日，王力倒台后周恩来紧跟毛泽东路线xviii，一转口风，要求伍晋南不再跟四·二二群众接触，两派封存武器支持军管和解放军（见附录2）。周恩来的发言实质上支持的是广西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韦国清。11月，中央下达了最终决议“十条”（《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两派被要求共同组成革委会，而韦国清被中央定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四·二二打倒韦国清的诉求彻底失败了。
然而，中央放弃对四·二二的支持并没有使运动自行消散。就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造反派群众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领导和组织，并且有独立于解放军的武装。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群众眼中的革命领导毛泽东，这使得运动的规模缩小，诉求开始向保守（保卫官僚制度）和激进（彻底砸烂国家机器）两极分化。
三、内战爆发
I.军方推行广西革委会、四·二二加紧夺取武装
《十条》下达后，韦国清肆无忌惮地支持联指，在城市中动用解放军，在乡村动用人武部推行由联指任职，完全倾向于他的革委会。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韦国清也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政治清洗首先从农村开始，人武部几乎一手决定了革委会的人选选择，丝毫没有顾忌冲突发生的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镇压准备。死亡人数随着进入68年极速上升，到了三月份，武斗导致了483人死亡，而民兵的单方面镇压则造成了5547人死亡。在没有四·二二派系的村镇，官员诬陷“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为四·二二成员进行批斗和公开处刑来创造“政绩”。xix
这样的行为自然招致了四·二二强烈的抗议。早在67年12月，他们就在南宁组织了“反屠杀委员会”在广西军区驻地示威，要求严惩韦国清的血腥暴行。但已经获得了中央首肯的军方对此视之不见，继续镇压行为。唯一公开支持四·二二的6984部队被韦国清调离南宁，此时四·二二举行大游行要求6984部队的军人违抗韦国清的命令留在南宁！这对于军队指挥的公然挑衅进一步激化了韦国清和四·二二之间的矛盾。在6984部队被迫撤出之后，四·二二领导人开会决定成立“造反大军”武装自卫。
为了快速完成武装，原本平息下去的抢夺援越武器行为又活跃了起来。作为援越武器的唯一运输通道，广西每天都有巨量的军火通过铁路。六月末在广西兴安县的四·二二劫持援越火车事件就让我们对两派所拥有的军火总量有了惊鸿一瞥——仅仅这一次就缴获了60门大炮，超过11000枚炮弹，12000枚手雷。xx凭借着不亚于军队的重火力，四·二二一度将联指驱逐到了南宁和桂林这两个主要城市之外。作为回应，联指从解放军和人武部那里“接收”了武器，在附近村镇中组织反攻。
四·二二使韦国清对民政、铁路运输的掌控摇摇欲坠，而在援越问题上可靠是他在毛泽东那里最大的政治资本。为了彻底消灭四·二二，韦国清指控他们受国民党的“反共救国军”指使，意图帮助美帝国主义推翻中国和越南共产主义政府。这个指控在文革后被政府和民间的多方调查证明为空穴来风，更不用说四·二二成员中有不少是中共游击队的退伍军人，他们不满人武部在县乡中的残酷镇压加入四·二二，如今却被扣上了反共的帽子，实在是天下第一冤案！xxi
II.毛泽东发出最终通牒，全面内战爆发
毛泽东对广西造反派持续对中央（尤其是解放军）权威发起挑战，以及援越抗美进程的中断极度不满。终于，在7月3日，他全盘接受了韦国清对于四·二二的指控，发布了《七·三布告》。在布告中，四·二二的军事斗争被描述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xxii韦国清自此获得了全面镇压四·二二的尚方宝剑，如果之前人武部和解放军只能算有限度的向联指提供援助，现在军队则是全方位加入了对造反派的剿灭。
从《广西文革大事记》中截取的对8月初解放军和联指攻打南宁市解放路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剿灭的惨烈：
“2日
……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南宁“联指”武斗人员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
“8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包括在押居民)，“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xxiii
类似的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我们只能在巴黎公社的灭亡中才能找到对比：
“巴黎变成了地狱般的景象。夜晚，城市被燃烧的建筑物照亮，而白天，天空则被浓烟笼罩。街道上回荡着炮火的轰鸣声和垂死者的惨叫声。人行道上遍布着鲜血。”xxiv
最骇人听闻的是，中共干部带头发起了针对造反派和“四类”分子的食人和奸杀事件。在并没有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军政干部和联指成员在处决“反革命”分子之后将他们全家强奸然后分食（传统迷信中吃人有特别的保健或是医疗效果）。尽管这些并不直接来自于军区或中央命令，但党内高层无力也无意阻止这些野蛮行为的发生。在很多例子中，地方干部会将被屠杀群众的心肝“孝敬”给更高一级的干部，广西军政部门各级干部都或多或少知晓甚至参与了食人。xxv
68年8月之后，四·二二基本被剿灭，广西进入了韦国清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军管一直持续到了70年结束，而韦国清持续把持着广西的军政体系。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派继续倚仗他主持广西事务。时至今日官方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著名军事家“。
三.被背叛的文化大革命
I.广西文革的特殊局面
在叙述了广西文革的进程之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初步的论断。毛泽东因为国际政治局势对广西的军政稳定，以及维持这种局面的韦国清的领导地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要求。文革初期彻底砸烂市委省委，随后造反派（群众和官僚）夺权和解放军一同建立革委会的典型公式与中央对广西维持高度集权的要求有严重的摩擦。
从67年2月到8月，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此时毛泽东在着重对付违抗他的军队干部，因此文革中央表达的态度是整体上打压韦国清和联指、支持四·二二。中央的态度给了造反派非常积极的信号，在自身诉求与中央态度重合的条件下，四·二二为首的造反派得以迅速扩大，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以武汉七·二零事件为导火索的工人群众武装夺权威胁下急速转变路线后，造反派又转而被彻底抛弃。但作为有激烈、独立诉求的群众组织，他们不可能因为毛泽东的意志而一朝一夕间解散。相反，韦国清在毛泽东支持下肆无忌惮的暴行激起了他们对中央和地方官僚的强烈反抗，许多此前仍在观望的退伍军人，低级干部和工人也加入了四·二二的队伍中。
以《七·三布告》为转折点，中央和韦国清都意识到了如果不快速加大镇压力度，工人民主革命反而会被相对低烈度的镇压推动向前——这也反映了当时广西群众意识的飞速激进化和革命化。于是他们把最肮脏的罪名扣在了造反派头上，正当化了之后“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人民手中解放广西人民的暴行。
如果没有毛泽东在初期对造反派的支持，那么四·二二也不会扩大到如此的规模，进行如此惨烈的斗争。一直到68年7月，解放军全面清洗之前，四·二二仍然相信他们受到了韦国清的冤枉，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会为他们主持“公道”。这种幻想被周恩来不分青红皂白、严厉的斥责破灭了。（见附录3）可以说，四·二二是毛泽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广西的十万亡魂负有直接责任。
II.韦国清路线和毛泽东路线？
一直以来，一部分所谓的“毛派”宗派对文革的复杂性提出了非常机械的解释。总结起来，不外乎“凡是工人民主的事情都是毛泽东做的，凡是打击工人民主的事情都是别人（林彪、四人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韦国清……）蒙骗毛泽东做的”（“他晚年很孤独！”）。这新“两个凡是”的教条无法科学解释文革的实际进程，自然也无法争取到因文革惨剧而对共产主义有保留态度的激进青年和工人的支持。
那么在广西文革中是否有两条路线——也就是韦国清路线和毛泽东路线？韦国清是否蒙骗了毛泽东呢？
前文的证据充分向我们证明，韦国清一直紧跟中央指示。与“七·二零”之前公开支持保守派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不同，韦国清在《七·三布告》发布以前对联指的支持都是隐秘的，且在毛泽东的接受范围之内。韦国清的策略与周恩来类似——在保证官僚建制存在的同时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指示，并不投向军队元老或是四人帮。这也正是毛泽东需要的，因为他也并不是一个“四人帮”派或“文革”派，他在不同的派系之间来回摇摆以巩固自己权威并控制文革的走向。而哪怕是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一派的官僚也并没有因为他对毛泽东的言听计从而打倒他，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类官僚的本质——埋头做事，紧跟当权者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路线，因此可以在任何一派手下效力。（当然了，前提是韦国清、周恩来这样的官僚军政能力出众，因此对任何一派来说都是值得利用的对象）
毛泽东对广西的局势一直都有一手的了解，两派的官员和群众代表（哪怕在《七·三布告》发布之后）一直都会到北京接收接见。毛泽东发布《七·三布告》时对广西的情况是充分知情的。他的终极目标是在党国统治稳定的前提下保证中共的国际战略地位，同时确保文革初期斗倒主要反对派后新官僚（革委会）的忠心——而造反派的目的常常超出毛泽东设定的这些界限，招致镇压。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下流行的两种论调进行反驳，革命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在前文中都已经充分发展，因此不再赘述：
1.将局部和整体分离
“广西的文革问题，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因为当时由韦国清把持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其管辖的区域内发生的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问题，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只是个局部问题，其责任不应由整个党来承当。”（《与“pioiybn”朋友商榷广西文革问题的问题》 ，《乌有之乡》网站）
好一个“局部问题”“不应由整个党来承担”！局部的确与整体不同一，但是如果说局部不反映整体，那么局部（作为整体的局部）也就失去了其由与整体的关系所决定的作为局部的本质。否认局部的问题由党整体结构的逻辑所产生，就是将广西文革彻底摘出文革的整体进程。试问广西是个独立国家吗？韦国清是广西的唯一独裁者吗？中央所做的决定，抑或是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对广西毫无影响吗？根据前文对广西和全国各派别以及毛、周行为的研究，这种说法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和“恋童癖只是个别神父的罪行，和整个教会没有关系”，或者“皇上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官员执行错了”一样蹩脚。
2.文革过激论
“可以说是 1967 年持续激进化的政治诉求导致其批判深度、动员强度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力所能容纳的范围，它越来越激进的诉求使得其越来越偏向社会的最底层，而社会发展的水平却不足以使这一底层形成足够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甚至不足以维持住社会秩序，结果导致局势失控，全国武斗的局面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场运动就由追求民主逐渐沾染上了民粹的色彩，支持的人越来越少，反对的人越来越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失败。
……
“【武斗的原因：】一是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二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文革史》，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
“越来越激进的诉求”“偏向社会最底层”，但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足以维持住社会秩序”。
北大马会对文革武斗（包括广西）的描述充斥着对群众运动的悲观情绪。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中国“社会最底层”（即工农）是否具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都是推动历史的主体力量。在27年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五卅事件、省港大罢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都先后建立起了工人的“二号政权”，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政府对峙的双重政权局面。正是中共对国民党的无条件服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政府的血洗。更不要说俄国革命时，俄国城市工人被农村包围，只占全国人口的3%-5%，文革时城市工人比例是俄国革命时的三倍以上，还有完成了49年革命的高昂斗志，且已经在社会主义下经历了二十余年的计划经济和教育！
好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不足！倘若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度和意识水平还不能建成苏维埃，那请各位立刻放下这篇文章，放弃社会主义这种只会倒向无政府的混乱妄想，拜倒在资产阶级的奴役下吧！请各位否定俄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建立起了工人政权吧！从来就没有英勇而充满创造性的工人阶级，只有被剥削的原料！没有什么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的先进分子，只有资产阶级的文明绅士才能运行社会！这等疯狂、毫无根据的论断也只能从德国社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叛徒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口中得出了！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恰恰是无产阶级缺乏革命的理论和领导！在畸形工人国家的歪曲下，工人阶级难以接触到真正的列宁主义主张（即工人通过苏维埃民主管理社会）。由于毛泽东的革命威望和他在文革期间所发表的支持“巴黎公社原则”的言论，工人群众组织将领导革命的热切期望放在了毛泽东身上——而毛泽东对群众的背叛造成了革命失败，工人被镇压的惨烈后果。
III.结语：无产阶级波拿巴毛泽东背叛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于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的治下，中国从一个前现代、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殖民的落后国家变成了现代的畸形工人国家。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准和文化素质都大大提升，生产力也得以较为高速地提高。因此，尽管毛泽东有非常多的缺陷，并最终背叛了工人民主的革命，但他在先前的革命中确实扮演了进步的作用。他的罪行，不在于不革命，而在于不够革命。
由于革命并不是由工农自发组织的苏维埃推动，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官僚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塑造了控制工农的畸形官僚国家——从出生开始就是畸形的。在官僚专政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普罗大众的不满情绪慢慢积攒，逐渐到了政治革命的边缘。此时，毛泽东刚刚因为大跃进期间独断专行导致的严重后果遭到官僚阶层的反扑，失去了对官僚系统的实际控制权。于是他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通过自己在中国解放革命中积攒的巨大威望动员群众运动推翻旧的官僚阶层。这种威望是篡权的仿冒者斯大林所不曾有的。他巧妙地利用了群众的不满，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提出了一系列的工人民主主张——其中最显著的当然是巴黎公社原则。
但是无论如何漂亮，这些主张都是以他和官僚体系的绝对权威、屹立不倒为基础的，这注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神仙皇帝。当工人的诉求动摇了他的权威时，就会遭到最严酷的污蔑和打击。他的目标始终是用新官僚代替旧官僚，而不是真民主。他在生产端最吝啬的放权，仅仅是在实行技术层面民主；也就是工人可以提意见，但决策都是党官僚决定，更不能触及分配问题。这并不是工人民主，即工人通过民主选举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和计划。
当造反派的诉求偏离毛泽东的目的时，文革就分化成了两场相对立的运动。昔日的盟友会变成今日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广西问题上持这么保守的态度，毕竟党国的总体稳固始终比工人阶级的民主诉求（哪怕再微末）更加重要。
对文革持有浪漫幻想的革命者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号召群众造反和镇压群众造反都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两件事中的逻辑始终是一致的——稳固并增强他在党内的地位。而给予一定的民主权利是他在这场群众运动中的筹码，当这个筹码不好用时，他也可以随时抛弃掉。文化大革命是不彻底的政治革命，因为这个运动的主导者并不想贯彻它。群众有民主控制社会主义的意愿，但他们所崇拜的领袖却误导了他们。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确未来的革命目标——建立由工人组织为基础，允许工人阶级在每个岗位上都能充份发挥自己政治权力的真正社会主义政权。
参考文献
i A·G·Walder，“Civil War in Guangxi：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8页。
ii 魏昂徳在多处对该观点进行了有力反驳，通过横向数据对比，魏昂徳发现广西和广东两省在民族构成相似、民族政策相同的地区呈现出了很大的人员死亡数据差异。这有力的反驳了苏阳所主张的，将广西文革暴力冲突归咎于社群内部冲突，尤其是民族冲突的集体行动理论（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同时在《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一文中，魏昂徳反驳了派系斗争导致群众死伤的论调，指出文革期间压倒性多数的伤亡来自于国家机器的镇压。
iii 详情请见列宁的信件《我们的代表和工人代表苏维埃》。
“我觉得，要苏维埃完全归附某一个政党是不妥当的。这个意见也许使读者感到惊奇，因而我要（再特别提醒一下，这是局外人的意见）直截了当地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中产生的，是由于罢工、是为了罢工的目的而产生的。是谁进行了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罢工呢？是整个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幸而是少数）非社会民主党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既有经济目的，又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全体工人、部分地甚至关系到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政治目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确切些说，是关系到俄国各族人民。政治目的在于把俄国各族人民从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无权状态和警察专横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
iv 韦国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文化大革命文库，1967年），https://speechfree.github.io/cultural-revolution-database/post/381/
v A·G·Walder，“Civil War in Guangxi：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5页。
vi 王力坚，《广西“瞒产私分”的意义及影响》（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4期，2020年），第119页。
vii 王力，《文革反思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0页。
viii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30-244页。
ix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71页。
x《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xi A·G·Walder，“Civil War in Guangxi：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6-40页。
xii Jackie Sheehan，“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xiii 童小溪，《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xiv Charles Bettelheim，“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in China: Changes in manage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第20页。
xv《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xvi 毛泽东，“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Gitbook），https://liyandi.gitbooks.io/maozedongxuanji/content/dui-shang-hai-wen-hua-da-ge-ming-de-zhi-shi.html。
xvii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润之赤旗，2018年），第214页。
xviii 在此必须指出，周恩来是一个及其圆滑、不具备太多野心的官僚。他极少表述自己的独立意见，跟着最主流的党内意见走，在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路线转换，但从不做任何路线的领头羊。因此他应被视为毛泽东的传声筒。
xix A·G·Walder，“Civil War in Guangxi：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08页。
xx 同上，第4页。
xxi 同上，第104页。
xxii 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
xxiii《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xxiv Josh Holroyd，“The Paris Commune: triumph, tragedy and lessons for today”（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2021年）。
xxv A·G·Walder，“Civil War in Guangxi：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Southern Periphe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69-170页
附录1
戚本禹1967-8-24 周恩来戚本禹接见广西双方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 戚本禹 1967.08.24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一点十分至四点四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出席者：广西4·22，广西联指，广西军区，柳州军分区，6955部队和55军代表，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乔晓光，安平生，霍泛，贺希明五人，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场。〗
（总理进场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很久不见你们了，两个月了，最近很忙。（很生气地）你们“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4·22），看你们怎么办？！4·22的同志，文革给你们的电话知道了吗？（要上交援越抗美军事物资问题）
4·22：知道了。
总理：你们比较听话，办得比较快。还有一部分没有收回是不是？
4·22：是。（接着汇报执行中央文革电话指示情况。并递上一份报告。）
总理：你们这样做不对。自卫嘛，跟军区去要。
4·22：我们是不对。
联指：不对！
总理：怎么不对？
联指：他们放在炮艇上打我们。……。
总理：你们（联指）方向错了，你们进攻人家（4·22），现在只剩下几个点了。你们想消灭他们，这怎么消灭得了？这怎么行！人家不服，桂林老多当然要支援他们罗！你们这样干，怎么能成为越南最可靠的后方？达成协议无效么。你们这样做，让越南人看看，影响多坏呀！你们广西要成为越南可靠的后方，别人不放心！
联指（广西大学的教师）：（打断总理讲话）总理，我是监督小组的，刚从南宁来，我们如实反映情况。 总理：（很生气）好，我只听你一刻钟，怎么个“如实”法。
联指：……，他们百货大楼先开枪，……。
总理：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联指：我十三号来的。
4·22：不对，八号我们就看到他了。他当面欺骗总理，把他轰出去！
总理：（向4·22摇摇手，又问联指）你什么时候到的。
联指：我是十三号到的。
总理：怎么？！十三号来，十三号到？！
联指：我是坐飞机来的。
总理：喔。
联指：（接着又讲4·22进攻他们。）
总理：你们总讲这句话。我诚恳要求你们，讲以前，先想一想，这样搞武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要说服下面，不要搞武斗……。
联指：我们和4·22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你们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来打！
联指：不是这么回事！
总理：怎么不是！你们都没有敌情观念。对你们的办法就是要把美帝引进来，打敌人啦，你们就不打了。 联指：内战是他们挑起的。……，他们不抓革命促生产，全面罢工，都跑出来了。
总理：你们把人家赶出来嘛，怎么上工？
联指：他们……。
总理：你们还有没有希望（不打内战）？
联指：我们主动要求停止。
总理：你们在哪一点地方提出？现在伍晋南不在，你还说谁操纵？你是哪里的？
联指：我是“西大”的。
总理：哦，是大学生。
4·22：他不是学生，是“西大”教师。
联指：我是六五年毕业的，才当两年教师，和学生差不多。
总理：你为什么受人利用，呵！还是个教师，专门领导打内战。……
联指：没有。我是被赶出来的。
总理：你是被赶出来的，那在你那个单位一定是少数派。我问你，你们联指在南宁占多少地方？
联指：（汇报西大情况）
总理：你老是讲“西大”，我问你，你代表联指还是代表“西大”？
联指：我是“西大”的，我代表联指。（《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附录2
广西军区记录整理稿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至四时半
陪同接见者：戚本禹 黄永胜
周总理：上次接见时，说了几句话，你们（联指）就走了。你们回去做了些工作，做得不错（联指代表向总理表示要作检讨），不要检讨了，回来就不要检讨了。
（联指代表汇报了总理五次接见后联指执行总理指示的情况。）
总理接着说，不要算旧账，主要是以现实的斗争来考验两派，从六·六通令到九·五命令，还有你们自己的十条协议，以这两个多月来考验你们，看那方面执行得好，这是一个标尺嘛！这是最好的考验，看你们是不是革命派。现在摆在你们面前重要的是铁路运输的问题，现在铁路运输是否正常，有没有农民进城，南宁工厂生产恢复得怎么样，现在还夺不夺枪，你们在外面的人是不是回来了。
你们两派达成的协议，已经两个多月了，上次我再三说过，不要提支谁保谁，打倒的对象不要笼统的提，要加以区别，贺、霍你们已经批判了，不要再纠什么集团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两个多月了，不要老纠缠这个问题，你们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我希望你们对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十条协议全面实行，在这方面来考验你们够不够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纠缠在领导干部上面，就会增加对立，不能求同，广西走资派是有的，但不要以此来互相攻击，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影响的话，就不要领导干部和你们住在一起，你们两派可以辩论，但不要搞武斗。
你们（联指）称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团，对广西各地联指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号召他们，你们不要只管南宁，可以呼吁他们，如果他们不听，你们就要加以区别，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批评他们。
现在铁路达成的协议没有效，军管会无法行使职权，难道中央的命令在广西不能实行，铁路要首先解决，我们去人解决不了，广西、湖南等地铁路不通，广西紧靠越南，那边在打美帝，东西供应不上，你们眼看铁路瘫痪，你们难道不痛心，现在有野战军护路，铁路两派都要信任军队，不管那一派，都要受军管会的领导，业余时间可以闹革命，两派都支持军队，军队才能发挥作用，外部不能去，不要搞打、砸、抢，更不要到铁路搞打、砸，抢。
当联指代表汇报他们上访人员在桂林和北京有的人被抓时，总理说，你们老多是最早的造反派嘛，要保持荣誉，失去信用就不好啦（老多承认了错误），如果象桂林老多那样，承认错误就好办，如果都把责任总是推给对方，问题就不好解决，有了协议就是不执行，希望你们把信用放在解放军身上，由他们召集双方达成协议，执行协议好不好，你们桂林老多站出来嘛，我说的是你们师院老多按中央政策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办事，协助解放军维护铁路运输，你们不要欺负小8了，否则人家就不服，我要是小8也不服，也要造你们的反，你们抓人，搜证件这不好，你们不要认为观点同的，拥护你们的就好，观点不同，反对你们的就不好，要根据他们是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不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要服从真理，即使与他们观点不同，反对你们，如果真理在他们手里，就应该支持，老多要成为团结大多数的老多，你们抓了人要通报全区，向被抓的同学赔礼道歉。“四·二二”你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骄傲起来，不按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办事，很快就会走向反面，造反派不是封的，是靠斗争实践来证明的，不要以为过去造反早，造了—些反，就永远是造反派，不要吃老本，不能摆老资格，要立新功，不管那个人都要这样。现在讲三条：一、相信解放军，铁路马上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沿途武装巡逻；二、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不要按派别观点，袒护一方，不能认为与四·二二观点相同就好，观点不同的就是坏的，这不是党性，是派性，铁路沿线要播送江青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三、领导干部（伍晋南、安平生）换个地方住，小将们不要受他们影响，要独立思考。
四·二二的工事要拆除，两派都要封存武器，凡是夺的和自己造的都要封存。
不少的战士与联指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你们四·二二骂他们是跟“老保”站在一起，这不对，结果造成军队与你们对立，难怪解放军战士和联指广大群众关系好。
（当四·二二说到站在他们一边的干部无法审查时）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征求联指的意见，可以请军区帮助审查，又说，为什么工人要分两派，工人中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是没有根本对立矛盾的，难道还有一派拥护刘少奇？我相信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拥护刘少奇，北京的工人都不愿分两派，主要是一些头头在煽动，我们希望你们两派检查一下，你们今天没有那一派强调大联合，革命大联合是毛主席的方针，工人带个头不要搞两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管学生，他们分几派也不要管。
周总理说：先从铁路开始，首先把铁路搞通，求大同，存小异，工人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完全可以站在一起，大批判完全可以搞在一起，铁路工人看见铁路不能畅通，机车连在一起，能不难过吗，越南炮火连天，我们铁路中断，世界无产阶级一条心，工人是会难过的，老多派人到铁路去就会知道，也会从中受到教育，要听野战军的指挥，谁要破坏铁路交通，谁要用枪打司机，就把他抓起来，这样搞几回就好办了。
两派都研究一下，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谁站得高，执行得好。
戚本禹同志插话，今天联指自我批评精神差一些，上次总理批评你们几句，就不辞而别，可见你们有些娇气。当然四·二二也要警惕，你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如果吃老本，不站在正确方面，就会犯错误。
周总理强调指出，广西地处海边防，与越南交界，一定有坏人钻进来，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在你们那里，美蒋苏修特务容易钻进来，破坏铁路基地，甚至有秘密电台，专门收集沿海情报，今后凡是破坏铁路的，就抓起来，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脑子里一定要有敌情观念，双方不要互相指责，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出革命的样子，立新功，首先保证铁路畅通，支援越南打敌人，今天就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四·二二提出广西日报的印报机器有些零件被联指拿走（联指代表说，是被民族印刷厂工总拿走的）和首都医疗队缺乏药品，无法开展工作时，总理说，这两个问题由军区负责调查，研究解决。（《周恩来十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附录3
陈伯达康生1968-7-25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8.07.25 〖时间：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一时五分至六时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接见的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文元。富治、永胜、法宪等同志和温玉成副总长。根据记录整理，末经首长审阅。〗
当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起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康生：现在开会了。今天开广西的会议。广西的问题，情况你们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中央“七·三”布告不但发到广西，而且发到了全国。同志们来时看到街上长长的游行队伍没有？都是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的。你们广西问题闹了很久，全国出名了，全世界也出了名。现在请同志们到中央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同志来了，但还有少数同志不愿到中央来，不愿到毛主席身边来，不愿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学习，跑到阴沟里去活动。我要问同志们：你们如何执行“七·三”布告？！刚才同志们不是喊永远忠于毛主席吗？但是同志们不来，或者来到北京不到学习班住，是不是忠于毛主席？！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尽量讲，中央是讲民主的。但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来不是打官司的，不能讲条件，更不能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你们是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是不行的！中央召集的会，你们讲条件，是中央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中央？！广西问题，铁路不通车，拖了两个月之久，我现在要问问你们：你们反美不反美？（众答：反！）你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众答：支持！）现在援越抗美物资被抢去了，火车不通了，谁高兴？美帝高兴！苏修高兴！叛徒、特务高兴！你们口里喊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希望你们有的人不要玩两面派了！有的人已走到边缘，再走下去就变修了！ 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浪”的朱仁站起来。）我希望你忠实地讲，你来北京到底干什么？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永胜：你在毛主席像前要讲老实话。）
康生：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
总理：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康生：你如果还有点革命气味的话，就要在中央面前和毛主席面前讲出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朱答：广西柳城县）家里是什么成份？（答：中农）地主也是农民，富农也是农民。你在党校做什么？（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哪里学的？（答：东北师大）什么时候毕业的？（答：六零年）毕业后呢？（答：到广西党校）那你到广西很久了，谢王岗是你的上司吗？（答：没见过）在北京见过吗？（答：没有）你说没有见过是撒谎！
文元：你还没有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答：四月二十一日来的）
总理：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永胜：要交待来北京的活动情况！
康生：你要交待你搞了些什么黑活动！
伯达：你在北京住在什么地方，向谁汇报，跟谁联络？
康生：你是党员吗？是什么党员？是党员还撒谎！
接着，总理、伯达、康生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朱仁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才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
文元：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朱答：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叫什么组织？（朱答：全国“造反派”总部。）
伯达：一个是造资产阶级的反，一个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你们造谁的反？你们是假借名义要造无产阶级的反！
康生：你造了些什么谣？
法宪：你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任务？
总理：你方才不是在门口闹着要来吗？不是要“控诉”吗？现在请你们来了，你们“控诉”吧！在北京什么时候开的会？（朱答：这个月的前儿天。）
康生：前儿天，是哪几天？你老实点好不好？（当朱仁讲到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问题时）
康生：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两个司令部？是不是你们那个司令部和我们这个司令部的斗争？
文元：请你解释清楚，什么叫两个司令部？
康生：曹东峰（西大“革联”）参加了没有？（曹起立作了回答。）
总理：桂林“造反大军”参加北京的会了没有？（桂林“造反大军”刘振林答：我们有个同志参加了半天。） 康生：你们住在那里，近水楼台嘛！到现在还不愿意回来，在那里气味相投嘛！
总理：请你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比跟国民党谈判都困难，请都请不回来。 （刘振林说，有两个代表不是我们“造反大军”的……）
康生：代表是中央定的。就这个理由就不愿来，和中央讲条件，你们还愿不愿到学习班来？什么时候回来？（刘答：明天全部搬去。）你们如果再不去，北京所有的工人、农民就要把你们赶出去！
总理：（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永胜：还成立了“接管监狱领导小组”。）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你们不听中央的召唤，不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召唤，你们这么大架子，拒绝中央的接待，住在北航不回来，是个严重的错误。你们在北航的都站起来！承不承认住在北航是错误的？（答：承认。）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你们要在学习班里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文章。今天是二十五日，一定要让部队接管监狱！ （当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谈到桂林市被农民包围和在机场挨打的问题时。）
总理：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是诚恳的。（永胜：这个态度是好的。）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总理继续对“造反大军”说：我们拿这几件事考验你们，要改正错误，在学习班里接受毛泽东思想，不要认为过去造反是响当当的，就永远响当当的了？
文元：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写出书面汇报。
总理：你们汇报团、“控诉团”到底是两个组织，还是一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团？是不是到中央面前就叫汇报团，在北航就叫“控诉团”？ （当朱仁说他们住在和平里不了解情况，消息很闭塞时）
永胜：你们就是要搞小道消息，造谣！
文元：“消息很闭塞”，此话不通。毛主席的声音，广泛宣传，家喻户晓，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个消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是正大光明的。无产阶级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至于那些小道消息知道越少越好，知道了，那是要上当的。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在阴暗角落里制造出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追查到底。
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把战土也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土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儿次会造了很多谣。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联，散布谣言。要你们组织起来学习，你们不愿学；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你们不听。你们做了很多坏事，我们都有账。希望你们在中央面前老老实实讲出来。 法宪：你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在北京四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 （当“四·二二”赴京“控诉团”苏振国说到梧州烧房子问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