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一篇曾参加融工活动的读者的投稿，其中包含对融工主义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察和分析，特别是关于其理论与政治上的机械主义和狭隘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性地反对共产主义青年“到工人中去”的融工活动，这些活动在特定的条件和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有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是正如这篇报告的作者所解释的那样，将“融工”从一种有极大局限性的战术提高到主要甚至唯一革命战略高度的融工主义“无论在组织、行动还是理论上都是失败的”，尤其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在理论和组织上都相当稚嫩的阶段。我们相信在耐心解释和生活的教育下，更多目前还对融工主义存在幻想的同志们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并转向当前的迫切任务——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并扩大在先进工人和青年中的影响力，为必然到来的危机和阶级斗争升级做准备。
即使其具有种种好的初衷，融工主义无论在组织、行动还是理论上都是失败的。在组织形式上，融工主义团体要么过于松散，要么局限在小团体内；在实际行动上，这些活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训练出一套类似潜伏的工作流程，而更多时候则十分随意，甚至让活动者迷茫；在思想和理论上，融工主义则经常带来混乱，甚至产生有害的判断标准。
为了说明这些要点，我们先来叙述一个政治团体乃至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团体所据以组织和行动起来的一般性的准则和活动方式，然后再反过来看看融工主义和融工主义者在这些准则面前有什么表现。
组织问题：民主集中制和列宁主义
一个政治组织必须拥有一个一致的政治目标和由这个政治目标在特定历史现实中所由以达成的政治纲领，必须具有准入渠道和人员考察机制以保证组织的安全性和动员性，同时具有层级化的决策权分配机制和以确保其命令的执行和纪律的贯彻，具有专业化的职责分配以确保各方面策略的实施，且决策权的分配机制必须服从组织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纲领。
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政治目的和纲领就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夺取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而决策权分配机制则是以“资本主义特殊现实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策略、实现”为中心的民主集中制，所有人事、行动、组织上的决议都参照这一中心而进行，而这一中心本身从原则和现实上要求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形式，即在决策前进行广泛讨论、在决策后统一、严格执行决定。
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策略、实现要求了民主集中制？在原则上，党内民主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广大党员从工厂、社区、街头斗争中获得的鲜活经验结合，以检验和发展党的路线和策略；没有这种内部的新陈代谢，党就会变得僵化和脱离群众。在策略上，面对拥有数百年统治经验、掌握着军队、警察、媒体和教育系统的强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汇集整个阶级中最先进、最积极分子的集体智慧，确保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自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能够被充分讨论，从而制定出最贴近实际、最有效的革命策略。而在路线、策略的实施中，无论是为了抵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高度集中化的暴力工具，还是为了抓住起义、总罢工这些决定性时刻，无产阶级都必须拥有一个纪律严明和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一个松散、联邦制的“清谈俱乐部”在真枪实弹的阶级战争面前不堪一击，而任何的犹豫、混乱或步调不一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列宁主义的精髓，则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内，将革命原则的坚定性与组织策略的极大灵活性辩证统一。它不应被片面理解成某种严苛的、无条件集中的规章制度，正如列宁在回应罗莎·卢森堡对“不顾一切的集中制”的批评中所说，他不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而是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列宁看来，组织是形式，政治是内容。形式必须适应内容，并服务于内容。这种灵活性具体体现在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
在1903年沙俄严酷的专制统治下，革命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这一阶段，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随时可能被警察渗透和破坏。因此，组织形式必须适应这种环境。 必须具有严格的入党标准，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奸细和动摇分子的混入，并使得党内的职业革命家都经过考验，具备坚定的信念、高度的纪律性和进行秘密工作的能力。此时的党在组织上是一个紧密的、纪律严明的“干部”组织，它的主要任务不是追求成员数量的庞大，而是保存革命的火种，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通过有限的渠道与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培养未来的斗争骨干。在警察镇压无处不在的环境下，党内民主的某些形式（如大规模的公开辩论）会受到限制，组织的集中化和保密纪律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民主，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核心干部圈内进行必要的讨论和决策。
这种形式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手段，将这个阶段的组织形式教条化是错误的。 如果认为列宁主义就是永远保持一个小规模的、高度封闭的精英党，那就完全误解了列宁。当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例如革命高潮来临（如1905年或1917年），或者党赢得了合法的斗争空间，工人阶级开始大规模地觉醒和行动起来时，党的组织形式和任务也必须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此时，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如果党继续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干部圈子里，就会脱离群众，错失革命良机，因此，党必须果断地向那些在斗争中觉醒的、愿意为革命纲领奋斗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敞开大门。随着党员数量的激增和群众运动的高涨，党内民主变得空前重要。来自工厂、军队和农村的新党员带来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问题，党必须通过最广泛的内部民主讨论，来统一思想，制定能够反映群众愿望的策略。此时的民主集中制，其“民主”的成分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党的功能也从一个以理论宣传和组织核心为主的团体，转变为一个直接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战斗司令部。它的组织触角必须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工厂委员会、士兵苏维埃、工会等。
融工主义的策略
融工主义的策略是对列宁主义的片面理解。融工主义自己提出的路径一般是：先熟悉工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工厂的斗争状况、与工人打交道的方式，然后针对工人的利益诉求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发起大规模的工人抗议、罢工、暴动，使得厂区生产和统治秩序崩溃，从而夺取工厂、建立工人自治委员会。
融工主义在理论上的想象到这一步就停止了。仅仅从理论上来看，其对于策略的全部想象一般限于”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对于在此之后如何夺取政权、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则完全没有考虑，就好像夺取了厂区后政权自动就可以被资产阶级交到无产阶级手上，而无产阶级似乎只要遵循一些预先在书中写好的理论、甚至连理论都不需要就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分工已经病态地精细化了，每个工厂仅仅负责一个很小的生产环节，仅仅占领厂区不能够掌握什么暴力（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做工业无产者的工作），富士康抗议中军警的快速响应和镇压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倘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没有在先锋队的领导下预先熟悉好各种经济、政治乃至法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那么其在夺取政权后就会受制于仍实际上支配着未被革命波及的各方面——农业、信用和银行体系、供销体系、电信系统等——的资产阶级职业经理人。
而融工主义在现实中的成果则仅仅是其策略中的第一步，即组织活动分子到工人中去、和工人熟悉并尝试进行鼓动。实际上，融工主义实际上的组织方式也不允许其做得比这一步更多，因为其既无足够的组织规模和组织专业度来给工人提供政治前景和政治允诺，使其在理解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宁愿牺牲当下对于切身利益的直接追求而投入风险巨大的政治行动，又无足够的资金规模来为工人提供经济和生活上的允诺，让其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而当前工人的诉求也主要是经济上的，如养活一大家子人、为其后代准备生儿育女的条件（这一点所有有过融工经验的人都很了解）。于是所有融工活动都仅仅在不断重复这个第一步，试图将这一步做得更加隐匿、高效、熟练（如熟练采用各种假身份和姿态以应对监管或与工人拉近关系、严格控制融工的时间节点和分工），但这并不能实质性地使活动从第一步进展到第二步，反而使得活动实质上变成潜伏（在工厂里装作工人）和套取情报（和工人聊天）的秘探行为了。
融工主义的视野天然地被工厂的围墙所局限。它关注的是“这个”老板的剥削，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进行的统治。工人的觉悟被引导向改善局部困境，而不是思考如何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同时，如果仅仅特殊地解决个别工人的困境，整个融工活动就缺乏“过渡纲领”的桥梁，甚至导向一种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为了在某个具体工厂“扎根”，融工小组的成员可能会为了维持“良好关系”，迎合工人群体中落后的、改良主义的情绪。这种实践上的机会主义，会消磨革命者的锐气，最终使他们沦为激进的工会活动家，而不是政治领导者。若革命者要介入工人斗争，就不应仅仅停留在支持他们的最低要求上，而是要提出一系列“过渡要求”，例如“要求资方公开全部账目”、“滑动工资制以应对通货膨胀”、“工人监督生产”等。这些要求植根于工人当下的需求，但指向对于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掌控，是连接当前意识和革命结论的桥梁。
融工主义的组织
在了解完融工主义的策略和行动后，接下来我们再考察一下融工主义的组织。过去融工活动有两种主要的组织形式：由高校或体制内知识分子通过线上引流吸引左翼青年参与融工活动，或者由高校社团层层筛选后由老成员带领新成员进行融工活动。
线上引流这种方式筛选人员的范围广，但几乎无组织约束，且隐匿性太差。组织者广撒网式地吸引到左翼青年，在向他们发放手册、指南等材料之后就让其前去融工，很少和被组织者进行思想和理论上的协调，更无法对于被组织者的融工活动进行总结调整，提升至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高度，使其在行动和理论能力上都得到实质上的锻炼。而被组织者则一方面在与工人的连结仅限于手册所列举的几个问题和由特殊身份（大学生，知识分子）带来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对于引发工人生活困苦的具体机制缺乏了解。这一弊端与活动者的主观意愿无关，而根源在于其组织模式的缺陷——若要了解资本主义统治的常态和非常态的运作方式，仅对工人切身的生存状况加以体验是远远不够的，革命者必须对革命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并用理论家的眼光去观察资产阶级统治的各个方面和细节。实际上，资产阶级统治总是在工人直接可见的范围内将自身伪装得很好，无论是文化资产阶级为了让工人陷入命定论叙事和廉价享乐而进行的宣传，还是工人看不见的层层售卖分赃体系，又或者是以福利为饵而实质则是人头税的社保体系，这一整个罪恶链条都运作在工人的直接生活之外；而工人自己反而常常受到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入，以经济投机乃至直接暴力的方式相互欺诈和倾轧，或丧失生存意志沦落成零散出卖劳力的负债者（这样的现实同样是融工者常常接触到的，极易让其陷于困惑、怀疑或盲动）。但革命者必须熟悉这一切，因为无论是厂区里直接的斗争，还是小资产阶级管理层的人事斗争，又或者是经济机器和官僚机器的媾和或离间，这些发生在不同位面上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的不同形态、不同时间的显现，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时刻上被革命者利用从而撬动社会总体；在这里，理论上的洞察和行动上的敏锐是一体两面的。
在高校中的活动，则为了应对审查而不得不将团体限制在一个极小范围之内，这样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就容易形成各种小山头。在高校社团的融工活动中，一般由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骨干带着几个新人前去融工，他们在这一冒险性的过程中总能够产生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但这样一来，一个人在这种团体中的政治声望和话语权就不是通过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和实质性的行动而实现，反而是通过这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局部行动的量的累积来实现，这对于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同时，对于那些行动和组织上仍有接续的团体来说，由于在好几届学生的融工活动中已经叠床架屋地形成了垂直分层的秘密组织，而这种组织的上下层关系又主要由老带新的私人关系形成，组织与组织之间、甚至组织内部的命令体系就很难加以调整调动，于是也难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统一思想和行动的组织。高校社团的融工者相比于线上招募的融工者的确能够更快地下到一线劳动者那里并与之打好关系，但由于组织规模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同样难以将行动推向鼓动那一步，即使其确实层级化、甚至机关化了，也仅仅呈现为小的密谋团体。
还有部分毛派小组，在组织上持的是通过融工小组的合并来建立专业革命党，再走向夺权的策略。但这仍无法避免其融工主义组织活动和视野的狭隘性。这种策略策略似乎认为，革命党可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来建立，即先建立一个“融工小组”，在局部取得成功，然后复制这个模式，最后将这些成功的小组像搭积木一样“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混淆了组织的算术式增长与政党的政治性诞生。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不是多个地方性工会核心或工厂小组的联邦。它的诞生和存在，首先是政治性的和纲领性的。一个先锋党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就所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国家镇压、民族主义、女权问题到国际局势）进行政治斗争，并提出一个清晰的、能够团结阶级先锋的革命纲领而形成的。它的统一性来自于对这个纲领的共同理解和奋斗。以“融工小组”为基础的合并，往往组织问题压倒政治问题。合并谈判的焦点很容易变成：“谁的‘融工’经验更成功？”、“谁的领导核心更有威信？”、“如何分配权力？”。这会导致组织上的“山头主义”，而非基于原则的政治团结。最终可能合并成一个脆弱的、内部充满派系矛盾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战斗司令部。从一群先进工人和革命者，到一个能够介入全国阶级斗争的政党，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催化剂是正确的纲领和政治路线，而不是融工小组数量的增加。
融工者的思想
很多融工者行动的出发点是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表里不一的失望，对于现实苦难和不公正的觉知。他们遵循着“深入现实”的印象发起融工活动，但从行动的实际效果上来看，这种“亲身经历现实以揭穿当权者的谎言”仅仅变成了一种质问、一种媒体活动，而不像具有严明纪律和清晰行动路线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融工者一开始想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但实际上这种结合大多是机械的，仅仅把现实情况的某个方面抽象出来使之成为理论的注脚，而对于现实中反常、意外或看上去琐碎的方面，反而放弃把握了，因此在理论上对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方法也仍然匮乏。
理论上的先入为主很容易滑向宗派主义，比如部分毛主义者只因工人并没有立刻采取他们所构想的“革命纲领”，便指责当前中国工人运动是“机会主义的”，并转向一种僵化的灌输论。这种灌输论在方法上用抽象的理论说教替代对工人现实斗争的参与和引导，在组织上将自己小团体视为脱离并凌驾于工人之上的孤绝的救世者，又在思想上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战术性观点僵化为永恒不变的战略教条，已然脱离了1902年列宁为矫正对于自发性崇拜而提出、但仍与工人自发斗争有机结合的灌输论。他们忽视了今天工人阶级的构成、受教育水平、信息获取方式已与1902年的俄国天差地别这一事实，试图机械地复制一种历史模式；这种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正是宗派主义的温床。
对于个别融工者，这些活动确实能带来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仍然遭受层层剥削和压迫；但由于他们难以把握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比如小生产者经由宗族关系而给无产者带来的投机性），他们在融工活动过后得到的策略仅仅是让更多人来重复他所得到的这一判断，希望通过这种纯粹量上的积累而改变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倾向于民粹主义式的谴责和同情（甚至怜悯），这样就使其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难以拉开差距，即使他们中的大部分注定要进入无产者的行列。
在形成了一定的现实组织架构的那些融工团体中，这种民粹主义式的道德就不仅指向外部，而同时也指向内部——对于革命者的生活方面的过于严苛的要求，成为了其组织内部维持凝聚力的方式。但这种要求又不是实际上让革命者的生活和其革命路线、策略相协调（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路线和策略可言），反而仅仅变成对想象中的“资产阶级要素”加以排除：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恋爱关系、资产阶级学术、资本主义家庭等等。一种错误的策略和路线，最终反映到了一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偏离。
与融工主义的民粹主义相对，我们必须指出，阶级意识是政治性的。一个工人认识到自己被老板剥削，这只是“工会意识”。当他/她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全国所有工人一样，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机器造成的结果，并需要作为一个阶级去夺取政治权力来解决时，这才是革命的“阶级意识”。工人的阶级意识通常不是平稳发展的，而是在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中（如大规模镇压、战争、经济危机、其他社会运动的爆发）跳跃式地发展的。在这些时刻，成千上万的工人会迅速变得激进，开始寻找政治性的答案。一个革命党的任务，正是在这些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通过其报纸、宣传和在各种斗争中的政治介入，将自己打造为工人阶级公认的政治领导核心。党必须成为“阶级的记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同时成为“政治的望远镜”，为阶级指明前进的方向。如果一个党深陷于无数个孤立的工厂斗争，它将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当革命危机到来时，它将因为缺乏全国性的政治权威而被边缘化。
结语
经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融工主义在理论上是对于列宁主义的片面截取，而在行动上实际做出的又仅仅是对截取的截取。这种双重退步，部分是由于革命者的不成熟，但归根结底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失，而不是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虽然当前中国波拿巴政权对群众政治和社会活动空间的压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但和70-80年代沙俄截然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和大量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开放的青年和劳动群众。与沙俄时代的民粹主义类似，在融工主义中，一部分有志青年意识得以激进化，却又无法对革命的具体进程和群众意识的发展有着正确的把握，因而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来去试图接触并鼓动激进水平尚未赶上他们的劳动阶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革命者需要回到真正的、完整的列宁主义——全面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经验，争取最先进的活动分子，建立严密的政工干部组织，以真正准备好应对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