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春节期间，从除夕到大年初一，仅在江苏扬州高邮一地，就有三家服装厂的工人被迫在工厂门口和办公室外蹲守讨薪。当机器人公司把春晚变成自家年会的同时，工人连一年中为数不多的的团圆时刻都被剥夺，只能在寒风中为自己已经付出的劳动讨要工资。这一幕将中国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掠夺逻辑进行了赤裸、冷酷的展示。
在中国，服装产业这类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为了把成本压到最低、把利润榨到最高，资本家通过不断抬高的工作强度、延长工时的方式，长期从工人身上榨取了超额的绝对剩余价值。
然而，资本家仍不满足于此，他们通过拖欠和克扣工资的方式，试图把工人的那点微薄劳动报酬也一并据为己有。他们哀叹自己经商的“风险”，可是剥削者利润的“风险”和本就在为生计挣扎的工人被迫打白工的风险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这种在岁末到春节期间大规模欠薪的现象，并不只是个别老板道德败坏的结果，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在劳动关系中的集中爆发。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出口市场收缩，资本在国内外都越来越难以找到高利润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在包括服装在内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其利润率持续被压缩，原本依靠低工资、高强度劳动维持的盈利模式也开始失灵。
当资本无法通过扩大市场或对外输出资本来缓解压力时，危机就只能向下传导。对资本家而言，最直接、也最“安全”的做法，便是把损失转嫁给那些最无力反抗的工人。取消加班津贴并进行“计件制改革”，逼迫员工“主动辞职”规避赔偿和削减用人成本、拖欠甚至直接赖掉工资，成为他们应对利润下滑的首选手段。中国最高法院数据显示，在2022年9月底至2023年1月期间，全国法院共执结农民工工资案件逾15万件。这些案件之外的欠薪、讨薪又有多少呢？
面对大规模欠薪可能引发的阶级斗争浪潮，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官僚国家并非毫无反应。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的需要，它姗姗来迟地开始尝试用有限的行政和财政手段对劳资矛盾进行修补。比如说，近日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的《欠薪垫付决定书》显示，当企业无力或拒绝支付工资时，当地政府采取“先由财政垫付，再向企业追讨”的方式，暂时为工人发放工资，以防止矛盾失控。
试问，在这个据说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里，倘若是工人拿了工资却“拒绝支付”劳动力，国家会不会温柔地帮助他们“垫付”劳动呢？依照专制政府破坏罢工、镇压工人的履历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更不用说，垫付工资这一模式哪怕能够在深圳这样的头部城市运转，也是因为当地拥有庞大的财政收入和相对健康的地方财力。但是如果把这种机制放到地方债务高企、财政捉襟见肘的地区，就会立刻撞上财政困难的现实打击。在全国政府债务普遍攀升、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该模式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结局。
真正的出路，不可能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修补，而只能来自于对它的根本否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并将斗争推进到国际层面，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失业、欠薪和生存不安全才有可能被从根源上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