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意气风发、系着爱马仕皮带，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许家印，曾一路小步跑着参加全国两会。他是否曾想到，14年后的今天，自己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我们不得而知。或许，站在悬崖边上的资产阶级，从来就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长远的规划。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许家印的命运绝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他的倒台，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缩影，也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岌岌可危的真实写照。
房地产与中国资本主义危机
恒大的暴雷与许家印的倒台，是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危机最典型的案例之一。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资本主义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在短时间内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房地产资本的高速扩张本身，是建立在不断扩大的信贷和债务之上。只要房屋能够持续销售，新的资金就能够不断进入房地产市场，维持土地购买、项目建设和债务偿还；但一旦销售放缓，这套依靠不断扩大规模维持运转的债务机器就会迅速暴露出自身的脆弱性。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疫情冲击房地产销售和居民收入，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土地经济又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投资的重要来源。当经济下行、房地产销售承压时，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稳定经济，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以依靠土地和房地产获得过去那样的收入。原本依靠房地产繁荣维持的地方财政与债务循环，因此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房地产资本、地方财政和金融体系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又反过来传导回房地产行业，使原本已经积累到临界点的房地产泡沫更加摇摇欲坠。到了2021年底，恒大总负债已经达到约2.58万亿元。
但当我们将恒大此时的危机放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视角下对比，我们会发现这只是整个问题的冰山一角。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30.47万亿元。换言之，恒大一家公司当时的总负债，仅占全国地方政府公开债务余额的约8.5%。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银行以及居民部门之间又存在着庞大的债务和信用联系。因此，恒大的暴雷只是中国债务危机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债务危机与“新质生产力”
面对巨额债务危机，如果中央政府不出手救助地方政府，中国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危机，而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震荡，甚至是部分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体系的破产。
因此，政府不得不介入，通过债务置换、财政支持以及动用国有企业等方式，将原本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上的部分债务逐步转移到更广泛的国家和国有资本体系之中。国有企业承接房地产项目和相关债务，或者通过国企获得银行融资，也成为延缓债务集中爆发的一种方式。
同时，中国政府迫使国内各大主要银行，透过其身为控股股东的地位，增加对制造业与科技部门的放贷。对房地产的放贷固然下降了，却由对制造业几乎等量的放贷增加所抵消，使整体放贷水准得以持平，避免了大部分经济衰退中因信贷短缺而导致经济恐慌、崩溃的情形。
但债务并没有因此消失。债务只是换了一个承担者，危机也只是从一个部门转移到了另一个部门。
与此同时，房地产危机与长期积累的生产过剩问题，在疫情之后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房地产市场收缩，不仅冲击建筑、钢铁、水泥、家电等相关行业，也意味着过去依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需求疲软和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使中国资本主义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中共维持政治威信的重要基础。一旦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倒退，这种统治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也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此，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试图通过新的产业和市场来缓解生产过剩带来的压力。在房地产市场萎缩、传统产业投资回报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本身越来越缺乏扩大投资的动力。于是，国家通过补贴、低成本融资、产业政策和国有资本投入，将大量资本引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
但尽管这些产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和国有资本以及银行体系提供的廉价信贷的基础之上的。在需求疲软、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市场中，资本家无法看到足够高的预期利润。民间投资因而持续下降，据《南华早报》8月的报导：2026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5%。基础建设投资下降2.4%。房地产业投资下降18%。
因此，仅仅依靠私人资本自身的投资意愿，这种扩张很难达到今天的规模。
尽管国家能够暂时替资本承担投资风险，却无法为市场创造无限的需求。无论中共再怎样透过增加债务来延缓危机，也永久无法解决生产过剩。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不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如今政府的债务已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然而所有的政策仍未扭转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
这些现象说明，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扩张和产业政策延缓资本主义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矛盾。房地产债务被转移到政府、国企和金融体系，新兴产业又在国家支持下获得大量投资；但如果整个经济体系无法产生足够的有效需求，债务就只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并在转移过程中继续积累。
问题最终就变成了：这些不断累积的债务最终究竟由谁来承担？
为富不仁还是制度危机？
对于中国的官僚阶层而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场他们无法永远逃避的灾难。面对不断积累的经济矛盾，他们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延缓危机、转移危机，并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别资本家，以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许家印不过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许家印这样的巨型资本家无疑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最刺眼的象征。许家印曾经拥有数以千亿计的财富，而恒大却留下了数万亿元规模的债务。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对许家印的审判所施加的经济惩罚，与他所造成的巨大债务相比仍然微不足道，放到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所积累的庞大债务面前，更不过是沧海一粟。
然而，对于中共而言，对许家印进行审判的意义本来就不在于通过对一个资本家的刑罚解决整个债务危机，而在于将资本主义危机的责任尽可能归结到个别资本家的身上。
政府可以指责许家印道德败坏、财务造假、欺骗公众，试图借此说明问题出在少数贪婪的资本家身上，而不是政府本身，更不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所谓“人民的政府”，则会站出来惩罚这些资本家。
但问题在于，许家印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突然爬上神坛的。
曾经，同样是这个官僚体系，将房地产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并通过各种政策和资源为房地产资本的扩张创造条件。许家印也曾被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联合推荐入选为“杰出民营企业家”，甚至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而如今，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巨额债务开始威胁整个经济体系的时候，官僚阶层却急于与许家印以及其他陷入危机的资本家切割关系。这就像壁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体，不得不主动舍弃自己的尾巴。
因此，许家印的遭遇很可能成为中国其他资本家的一个先例。随着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可能会成为官僚阶层转移社会矛盾的牺牲品。当某个企业、某个资本家已经成为社会不满的集中对象时，对他们进行惩罚甚至牺牲，就能够暂时向群众提供一个“罪魁祸首”，同时维护整个波拿巴制度的权威。
但问题在于，即使明天再判一百个许家印，也无法阻止房地产危机向其他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系扩散。
当政府通过财政扩张、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承担房地产危机的损失时，这些成本最终仍然是劳动者来承担。
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不能对任何一方抱有幻想。我们既不能把许家印这样的资本家当作唯一的敌人，也不能相信惩罚几个资本家就能够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关系本身。
造就今天中国社会种种矛盾的，不仅仅是许家印这样的贪婪资本家，也包括那些曾经为资本扩张提供条件、如今又试图将危机责任推给个别资本家的官僚阶层。资本家与官僚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互不相关的世界；他们共同构成了维持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重要力量。
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以及维护和再生产这一制度的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由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经济的制度，才能真正终结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永无止境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