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境内的独立书店遭遇了一波逮捕浪潮。 7月15日，两家独立书店“田园书屋”和“留下书社”被国安警察搜查，五人被捕。早前，“猎人书店”在六月被查，两人被捕；而“一拳书店”则在三月被查，四人被捕。
这些搜捕是香港国安处凭着《国安法》24条“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而发动，是自从宏福苑大火后的连串逮捕，包括试图发起请愿的学生和召集讨论“高楼维修政策”记者会的民主派人士后，最受关注的国安逮捕。
那么这些书店究竟犯了什么罪行？为什么在《国安法》实施6年后，明明已经被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誉为“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香港，其政府仍在继续打压言论自由？
反抗的一小角
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失败后的反革命浪潮期间，反政权势力并没有立刻完全消退。传统民主派政党，如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在选举改革后（选举候选人必须经北京认可的选举委员会批准）被迫退出立法会，靠摆摊设点和举行集会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最终在压力下精疲力竭而解散。
一些活动人士采取了游击式抗议行动，在一些敏感的日期和地点进行单人行为艺术，例如：六四在维园外围，七二一在元朗地铁站 （2019年建制动员黑社会在元朗地铁站袭击示威者）, 手持假花，念经等，试图间接的引起抗争回忆，往往被警察“问候”，拘捕。
即使在反革命和镇压，许多2019年以前的活动人士已被监禁或流亡海外的氛围下，一些民主派活动人士仍然试图通过小规模的政治活动来试探国安法的适用范围。
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更是助长了这种趋势，例如反战团体公开为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示威；还有在大埔火灾之后，大学生们公开散发“四大诉求”请愿书，呼吁政府承担责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将小型独立书店视为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这些书店通常由反对当局的人士经营，他们过去曾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例如，“猎人书店”的创办人黄文萱曾任公民党区议员，而“一拳书店”的创办人庞一鸣则曾发起 “一年唔帮衬大地产商”（一年不光顾大地产商）行动。这些书店有的近期才开业，有的则已经营了几十年 (田园书屋于1976年创立)。
这不是第一次港府和中央打压独立书店。早在2015年，独立书店铜锣湾书店计划出版自称叙说习近平情史的书“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随后，五名股东和员工先后在香港和泰国失踪，多个星期后才莫名其妙的在大陆现身，并被迫上电视公开认罪，多方怀疑有中央特务绑架了他们至大陆境内，甚至一度引爆约6000人上街抗议为受害者发声。事后，其中一人桂民海为其十几年前在大陆境内犯下的酒驾醉而入狱，店长林荣基则流亡台湾，转向港独思维，在台重创铜锣湾书店，直到今年7月2日去世。
在公共图书馆和主流书店如三联和商务已不再在港销售政治敏感书籍后，独立书店则成为这类出版物的唯一销售者。这些书籍在政治立场上并不统一，种类繁多。从改良派的Verso Books关于女权主义、LGBT权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学术性左翼书籍；到像 《黎智英传：从亿万富翁，到中国最惧怕的批评者》和冯哲芸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的自由派书籍；甚至还有一些反动书籍，例如马克·莱文（Mark Levin）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和极右翼名嘴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胡言乱语，应有尽有。然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政治主线是：它们在政治上“很敏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认可的世界观。
由于压抑的社会氛围，这些书店不再公开对抗政府，但它们书籍的政治内容本身就足以成为人们暂时逃离当今国安体制压迫的避风港。因此，它们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下一个打击目标，统治阶级无法容忍任何被视为“煽动性“和“不爱国”的反对派。但为何等到香港民主派组织被扫清后，才这时大举对付独立书店？
港府对群众既嚣张又恐惧
这几个月来，港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多番动员。除了在独立书店进行搜捕，港府也展示国安方面的软实力。最近保安局赞助制作资讯节目“国安档案解密”，谈及国安案件，如2020年民主派试图举行初选以便在立法会进行议会斗争的“47人案”，以及2021年试图武装斗争的激进港独派“光城者案”。节目不单止由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嘉宾主持，甚至引入大陆式的电视认罪，把47人案污点证人前区议员赵家贤，还有2020年七一游行骑着插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冲向防爆警察防线的少年人唐英杰，诡异地对着镜头对“受人操控，冲击特区政府及国家的宪制秩序，连累家人” 表达“真诚悔意”。
显然，港府想展示他们对一切反对声音的零容忍，借以维持香港资本主义的稳定。尽管特首李家超不停的重申现在已经从“由乱到治”达到“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反革命所带来的更加维权的波拿巴主义政权也不能废除资本制度的社会矛盾。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房屋供应短缺仍然严重，政府以平衡收支为名剥削民众生计，如对公立医院服务一率加价，和以紧缩政策严重攻击邮政。去年十一月的大埔大火，居民经过多重听证会，委员会和法律程序，只能看到政府无尽拖延，推卸责任；以及伊朗战争对普罗大众民生的重大威胁，多方面映射资本主义恶行。
因此，港府和中央在蒙骗香港市民资本制度能够长久稳定时，也警告他们：反革命的靴子可以无限量地踩在他们脸上。在香港第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时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扬言会依法打击“硬对抗”，依法规管 “软对抗”；而回应传媒回答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明无意设禁书书单，说卖书商有责任确保书籍不会危害国安，扬言“一犯法，有证据，我们就拘捕。够证据，我们就控告”。换句话说，“你多么自我审查都未必有用，我们认定你的书违反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就把你们一网打尽”。统治阶级持着无尽打压的棍棒，试图吓退香港民众，要他们回到垂头丧气，埋头为亿万富豪的专政继续卖命。
这种波拿巴主义独裁狰狞面目的背后，存在着港府和中共对群众的莫大恐惧。一个广受群众爱戴的政府是不需要以铁拳打压异议的，因为人民是真的支持着它们。但当前港府的地位则完全相反：他们可以用国家暴力镇压了群众，但也深知香港群众对其的怨恨和愤怒仍然持续发酵。如此一来，任何不符合中共和港府“主旋律”的言论和出版物都可能是让群众再度爆发的出口。
坚决反对反革命打压言论自由
然而，港府和中央持着警察机关的棍棒和虚伪稳定发展的萝卜，不能够恒久按下香港广大的劳动阶级。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矛盾，港府无法解决。香港的工人和青年，在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社会上的一切矛盾下，肯定会逐渐看透港府和中央的无能和资本主义的无尽恐怖，寻找一个出路。当中有些会在这些独立书店里寻找它，并对港府镇压这些书店感到绝望，愤怒。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彻底捍卫群众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民主权益，因为这些权益是劳苦大众用来反对压迫和进一步改变社会的利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也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们，曾不遗余力地在沙俄专制制度下为最彻底、连贯的民主权益作斗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把持的理论也坚持这点，与当今中共和过去一切斯大林主义政权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香港民众自己无疑对这种持续的镇压感到不满，仅剩一小角的言论自由也不断被蚕食。毫无疑问，中共和港府急于压制民众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只会适得其反，逼迫新一层的香港工人和年轻人们思考：我们该如何有效捍卫香港民众的言论自由？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我们该如何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由真正运作社会的劳苦大众管理的社会？
这一层新一代的斗士们将摒弃一切导致2019年斗争失败的自由主义、阶级合作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走向阶级独立和与大陆工人们形成阶级团结、一同打倒香港和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