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玄学占卜热紧密相连是近年的寺庙/道观旅游热。2024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
“携程数据显示，2023年2月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310%，预定门票的人群中，90后、00后占比接近50%；巨量指数的监测指数显示，2019年，‘寺庙’在社交平台上还处于籍籍无名的状态；过去半年，寺庙搜索指数同比增长71.37%，环比增长10.01%，其中18~30岁的年轻人占比38.83%，18~23岁年龄段偏好度(TGI 指数)最高，年轻人正在成为点燃寺庙香火的主力。”
可以看出，近年来占卜和宗教产业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共同点：（1）其腾飞的转折点都在新冠疫情时期到随后的解封时期；（2）过去数十乃至上百年来相对崇尚科学、排斥宗教迷信的青年群体是这些潮流的主力。
“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是坚定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奚落、攻击那些对玄学有幻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幻想常常只是浅层的、游戏式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恰恰知道神秘主义等落后思想的基础就是阶级社会本身，其流行说明的正是这个社会陷入危机的程度。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如此解释罗马帝国衰败时期蔓延在统治阶级和群众中的轻信和迷信：
“社会愈加瓦解，科学考察的精神愈加衰落，道德教训愈加广播，则这种轻信性便愈加厉害。”
无疑，2020年代的中国经济加速下行、房地产危机和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伴随的动荡——是当前“玄学热”的重要推力。“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显示，在去过或有意愿去寺庙上香的受访青年中，70.18%认为去寺庙上香是一种‘精神寄托’，为了缓解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塔罗、八卦等中西占卜术亦然。《端传媒》记者“访问过的所有玄学从业者、追随者都表示，飘摇不定的时代里，78张牌和八字这样罕见不变、有边界、有朽的东西是人们少有的、可以抓住的东西。”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他也解释道，“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很大程度上是自发产生的中国玄学热比起直接和整个统治阶级利益挂钩的建制宗教来说更接近马克思的描述。“一瓶戈登杜松子酒是离开曼彻斯特最快的方法。”综合了酒精和谶纬的麻醉的“玄学酒吧”走红并非偶然。
类似的发展也反映在西方的“新纪元”（New Age）神秘主义浪潮中，后者起源于1970-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战后繁荣终结、统治阶级传统意识形态开始动摇的时期，恰如“玄学热”在中国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结束后接踵而至。例如，如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RCA）的同志在其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人民对有组织宗教的信任程度已经跌倒了不足三分之一，教会成员比例首次跌破50%，但却有高达29%的美国人相信占星术、近40%的美国女性——其中大多数自然是最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女性——每个月至少看一次天宫图。当然，把一切恶果都归咎于中“共”政治制度的自由派蠢材是看不到这些的。
资本主义异化
对“不变”的、“可以抓住”的事物的追求反映的除了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恶化，还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受到官僚、老板、“市场规律”等异己力量的专断宰制，社会交往又被疲惫和资本主义对个人的原子化阻碍。如一位热衷于AI算命的大学生所说，DeepSeek就像一个“有性格的虚拟聊天伴侣”，况且“除了AI，还有谁会用这个语气一遍遍肯定我的情绪？”
不仅如此，追捧玄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不那么年轻的人——想要的不单是“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中自己的位置的方法，哪怕只是得到诸如“犯小人”、“八字不合”这样的虚幻解释。这也让我们想到托洛茨基对宗教问题的评论：
“宗教是一种关于宇宙的虚假知识。这种虚构有两个来源：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弱小，以及社会关系的矛盾。”【1】
老托的话同样适用于玄学。现代社会中巨大的生产力进步大大削弱了前一个基础，但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使得后者不仅在近年来有所加强，还愈来愈妨碍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和利用（例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其衍生的种种“自然”灾害）。在中国乃至世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因素促使群众去寻找替代的世界观，并在集体行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迫切地尝试用各种个人维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危机所带来的问题（就业、感情等等），带动了神秘主义的复兴。
意识形态危机
在“正常”时期，“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可是在资本主义的严重衰败中，无论是中国专制政权、媒体、还是资产阶级大学在群众心目中都逐渐失掉信誉——对罗帅宇坠楼、天水幼儿园200余儿童铅中毒这类统治阶级丑闻的公众反响既反映了群众的普遍怀疑，又进一步加剧它。同时，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发挥了主要意识形态反对派作用的自由派也在世界自由主义秩序的土崩瓦解中名誉扫地，不再能够成为群众的参考点。
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科学危机让旧意识形态权威的衰弱雪上加霜，也波及到了大众甚至科研工作者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任。一项2016年刊登于《自然》杂志的研究指出，超过70%的受访科学家“尝试过但未能重复其他科学家的实验”，超过半数人认为科学界存在严重的可重复性危机（crisis of reproducibility）——科学研究被逐利动机主导的结果。同时，唯心主义的泛滥甚至让如《新科学家》这样的著名科普刊物公开质疑客观现实的存在。更不用说闹出了张一兵半年发20篇不通的C刊文章这样笑话的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
尽管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扩散到了思想领域，但可惜的是，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传统和思想还远不足以填补这一危机造成的真空。虽然青年中存在显著的激进化趋势，但是目前的中国左翼不仅通常缺乏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更是常常陷入斯大林主义机械僵硬的世界观，满足于把“长青的生活之树”（从阶级斗争到文学艺术的辩证发展）简化为抽象的“政治挂帅”公式和口号——这排斥了许多希冀有色彩的生活和具体理解世界之丰富内容的青年。因此，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思想便乘机而入了。
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社会的一切剥削压迫、不以社会主义合理的民主计划经济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混乱，就不能根除迷信、落后和偏见，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的。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阶级运动的成长也将会为亿万工人和青年提供新的信心来源，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会给他们带来可以真正解释——和改变——世界的方法。促进这一进程正是我们的事业。
注释
【1】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n.p.: Monad Press, 1973), 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