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答收录于《布尔什维克》月报2026年7-8月合刊。访问这里下载完整月报】
当然不是。把几亿男性或几亿女性分别说成思想和利益完全一致的整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性别本质主义。
近些年来阶级矛盾累积的过程中，中国的女性青年恰恰在政治上表达出了她们的激进性。如过去疫情期间的的互联网女权运动。虽然她们当时短暂被身份政治误导，但她们表达出了深刻的反建制情绪，广泛批判中共党国压迫女性的保守趋势，且在运动中声音嘹亮地以“看见女性劳动者“的口号表达了阶级意识。如今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加深，也有激进女性得出了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中国的结论。
之所以一些人误认为中国女性的政治意识落后，这一方面是性别偏见在作祟，另一方面是他们不能理解群众意识激进化的分子过程。
首先，这里面有中国过去革命史的影响。过去在中国建立的是斯大林式的畸形工人国家。尽管1949年革命解放女性的成果巨大，但畸形工人国家和一国社会主义无法实现社会主义，保守的性别观念未被根除。【具体内容请参考我们新一期杂志的社论《革命与女性解放：中国性别问题》】
加之共产党早期女性党员少——这里有时代局限，也有中国共产党本身在纲领上未完全学习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一些人根据过去的既成历史经验主义地错误认为，政治主要是男性的事情。且必须言必提”革命”、”武装斗争”等固定字眼，必须直接得出全套政治结论，这才算真正讨论政治。这种错误看法自然会滋生不仅对女性、且对一般人政治意识发展路径的轻视和不理解。
另外，因为畸形工人国家无法充分发挥计划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潜力，过去中国曾以政治名义要求女性做出牺牲，且为了官僚统治的需求将这种裹挟女性的行为合理化。这段历史里面扭曲的政治观和性别观，一方面被部分左圈人士无批判地接收甚至赞扬，另一方面又让激进化的女性对左圈保持警惕乃至抵触、对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疑惑。而吸收了这种错误性别观念和革命观念——即性别解放必须被置于阶级解放的后面——的左圈自然更难吸引到如今激进的女青年。
政治是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都紧密相关的东西，因此，很多时候不是只有讨论左圈关注的议题、使用左圈的政治语言，才能被叫做”关注政治“。激进化的男性如果看不到女性在社会上对青年就业问题、加班过劳、薪资过低、应聘歧视、性骚扰以及各种其他社会议题如动物保护等高声表达不满甚至反抗，不能识别出她们的激进性，激进男性如果只见视野局限在左圈内部，当然容易错误地得出结论：中国女性的政治意识落后。这只能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另外更值得指出的是，每个社会群体激进化的进程都是具体的，这要从他们普遍受到的具体压迫出发。当今所有群众都受到阶级压迫，所以就业问题、劳动权益等是普遍性地使群众各个部分激进化，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愈发不满。
但一般性的阶级压迫会更具体地表现自己。如被限制使用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必然也会思考如何使自己在文化和民主权利上不被压迫，性少数群众会思考如何对抗各类歧视和在实践中获得平等的权利。同理，女性工人阶级和青年的激进也会从她们所受阶级压迫的具体形式出发。比如综合在工人就业和劳动权益里的反招聘和就业时的性别歧视，如何争取带薪产假，如何免除家务劳动压迫，如何对抗性骚扰和性犯罪等等。从这些具体的议题中，她们会看到制度性的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有正确的引导，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最激进一层的意识当然能从特殊诉求上升到一般性的阶级革命纲领。
没有人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生下来的说的第一个词就是革命。激进化的进程，本身即是每个人从自己具体的生活中体察到当前制度的一般性问题，质疑，提出不满，最终萌生改变的意识和行动。在没有遇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激进化的青年可能会短暂地被错误的意识形态误导，如当今身份政治仍在招摇撞骗。但被这意识形态短暂误导绝不意味着反动。恰恰相反，如果从中国女性青年意识发展来看，她们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在变广和加深，改变的愿望愈发积累。这才是衡量她们激进化的主要参考。当部分中国年轻女性开始回顾、支持和参考1949年革命来解决今日中国问题时，这无论如何都是政治意识在快速发展的表现。
群众的意识在革命时期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在非革命时期，群众意识的变化进程不是以天或月为单位，往往它要以年为单位、以数年为尺度去衡量。而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女性青年的意识激进无疑是广泛和剧烈的，是群众政治意识发展中的突出部分。这和“中国女性的政治意识落后”的武断结论完全相反。
当然，激进化也不是整体等于个别，不代表所有人、我们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摇身一变为阶级战士。有时，我们确实会遇到保守的个体。但若是犯了“身边主义”的错误，仅凭借身边或自己眼前的样本就去武断地评判一整个群体，那如何都不是科学的。
并且我们在评估时，也要问自己，自己思想中的偏见是否在作祟？革命者应该有意识地以理论对抗资产阶级社会潜移默化到我们脑袋中的偏见。否则哪怕激进者站在他的面前，他也看不到。列宁曾说过，谁要是想要完美的革命，那他绝对找不到。同理，谁要是拿着标准革命者的模板去往自己身边人身上去套，谁就绝对找不到他心目中的进步青年。
另外，革命者又是否能合理地同人们对话，而非灌输和说教的样子，倾听并识别出身边人意识中的激进要素，然后自然地提出革命的解决之道？说教不仅会推开激进者，也会对我们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干净旗帜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