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

当今，越来越多的两性问题不断引爆中文互联网舆论，极端的性别仇恨、对立言论也互联网上愈发多见。乍看之下，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沿着性别两极分化，纷纷化身“国男”、“女拳”，整个社会仿佛真的陷入了一场性别议题的舆论战争。

为何这类网上的性别对立持续不断？在各种骂战中，工人阶级和青年女性、男性所表达的那种不同的沮丧心理，都是由哪些别的情绪和思想驱动的？中共当局在这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性别对立的议题与根源

在讨论当前中国性别对立这个舆论现象时，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树立的重点是：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中国，女性工人是显著遭到统治阶级性别压迫的那一方。那么，中国女性当今具体在哪些议题上遭到压迫呢？正如我们在社论中解释的，

一是就业和劳动权益的问题；二是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它直指住房、育儿、养老、照护、家务劳动等工人阶级再生产自身的需求；三是教育社会和惩处犯罪的问题……

太阳底下无新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权益早已不断收缩，但为何在近期竟成为了引发争议的话题呢？归根到底，我们共产主义者常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会导致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那就会朝向野蛮主义，但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和长期倒退。

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都在近期加剧，却持续得不到解决。在经济增长逐年减慢的前景下，工时问题、失业潮、贫富差距齐腾飞，本就不高的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福利开支开始减少，而言论管制不断收紧，恶性犯罪则愈发增多、社会关系愈发紧张。这是工人和青年完全看不到未来的一个高压社会。年轻男女又没闲，又没钱，工作学习压力山大、社交娱乐死气沉沉，他们怎能不感到孤独、疲惫、沮丧和愤怒呢？

不过一般来说，工人会从这种高压的物质环境中习得一种模糊的反建制情绪，具体表现为对不平等、特权的厌恶。在巨大的群众性事件中，尤其是阶级和国家问题的重压下，这种反建制情绪很容易朝向明确的阶级意识去发展。

然而，工人阶级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每个部分对社会危机的直接感受都稍微不同，因此反建制情绪并不总是立刻直指阶级问题，有可能先在性别、民族、宗教等其他议题上以左或右的形式 表现出来。

其中，通常当这些反建制愤怒以某种沙文主义或者偏见浪潮而扭曲表现时，往往也不是由于某些自由派、身份政治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们所声称的：是由于某个种族、性别或是其他身份与生俱来就有的偏见和压迫欲而导致的。相反，大多时候，这些是统治阶级有意操纵的情绪，来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在中国，这正是如此。

中共国家的恶毒操纵

正如我们先前分析指出的：资产阶级左手夺走女性工人的就业，官僚右手将她们撵入家庭，女性在资本主义中国下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但统治阶级不仅如此，也同样推进着对于“女拳”或者任何为女性处境打抱不平的声音，从中为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战争煽风点火。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降速，就业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开始加深。人口结构危机制造了对劳动力的更大需求。中共国家也开始推行一系列政策，如：解除一胎政策，增添离婚冷静期，缩减非医学流产，加强管制避孕药等，来提高出生率。同时，资本家开始攻击更容易遭到伤害的女性工人的就业权和劳动权益（如产假）。这一切动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将女性赶回家里生儿育女，“增产报国”。

就如同任何国家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对群众“做工作”是必要的。如果说，以上措施还是官僚通过行政手段暗中限制女性，那么近年来，国家对女性权益发起的口诛笔伐和言论管控，就可谓是明着出手。透过将任何女性对社会不公提出不满的发言都丑化为“极端”言论，国家就可以进一步用社会压力逼迫女性就范。

2022年4月期间的性别舆论战鲜明地显示了其背后的国家操纵。

2022年4月2日，在上海疫情严重蔓延的时期，共青团中央将国家抗疫吹捧为长征等级的伟大事件，遭到了群众讨伐。当时群众的普遍观点是，当局抗疫混乱百出绝比不上长征伟大，其中也有质疑者说，为革命、为国家奉献的女性，在宣传中到哪去了？

4月12日，《北京晚报》的微博号开始攻击为女性发声的这些评论，将所有质疑国家政策、挑战传统厌女价值观、或是其他为女性发声的评论都打成“极端女权”。紧跟《北晚》，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方也转发了文章，称谈论性别问题就是挑起男女对立、撕裂社会。之后，共青团中央也在微博重提此事，并作出定性：“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

然而，所谓仇男的言论仅占非常少数，而且尽管看起来言辞吓人，但现实中的杀伤力远不及代表真实存在的反动势力——也就是那些号召着要侵犯、施虐、奴役、和灭绝女性的男性沙文主义份子。真要论毒瘤，男性沙文主义是更加反动的。

当时，有网民对标共青团中央，建立了一个“极端男权已成网络毒瘤”的微博话题，该话题迅速被审查删除，而“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的话题则至今存在。

可以看出，在镇压性别问题的讨论的同时，官僚也纵容、甚至是扶植民间的男性沙文主义者，将厌女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反自由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反帝国主义的议程来造势。

坐拥近100万粉丝的网红子午侠士就是这样一位极端厌女的、捍卫建制的网红。作为一位涉嫌权色交易被开除的前警察，他曾经反复以造谣、引战、污名化、断章取义和人肉搜索的方式威胁声援女性的活动家，将他们污名化为境外势力。

显然，他捍卫建制，建制也捍卫他。2020年陕西省网信办明确声明，要支持像他这样的“正能量”大V以“新观点……发布相关主题贴文，带动粉丝自主学习，有效拓展和提高【国家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和认可度。”在这次事件中，4月12日国家吹起狗哨后，走狗子午侠士第二天就加入战场，威胁要人肉曝光、向国家举报声援女性的公务员，并号召粉丝对其进行网暴。

在2022年4月发生的这次舆论事件，显然是国家有意识转移群众的视线、分而治之的花招。要记得，当时全中国劳苦大众都被封控折腾地焦头烂额，但国家却坚持要“清零”。当然，后来这种花招还是被当年末的全国斗争给冲破了。但是国家煽动性别仇恨的案例，后来还反复发生。

简单概括这种手法：在难以平息众怒、国家不方便直接下场的事件中，国家会首先树立一个严厉的家长形象、假装伸张公义，然后在软硬兼施地捂嘴反对官方的声音，同时，明里暗里扶植一些支持官方的民间议政网红，给予他们很大的曝光量、让他们混淆视听、甚至发动网暴，并纵容这些极右翼份子建立水军群体。

中共这种恶毒操纵，再加上各大网络平台本身就不会鼓励健康讨论的环境，结果就是在工人阶级之间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在声量最大的官方宣传中，极端仇男的言论被以偏概全地污名化声援女性者。同时，民间只有爱国主义、右翼和厌女言论有言论自由，而反建制、左翼和平权的声音则遭到了镇压。这就营造了广大群众支持建制和反动思想的假象，难免会引起了更广一层女性工人的紧张，并误导了男性工人对性别舆论问题的分寸感。

左圈与女性

简而言之，挑起性别对立、舆论战争的，根本不是无辜的男女工人，而是打压女性权益和言论自由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和他们的右翼打手。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摆正分寸感，回答一系列让普通的女性、男性工人感到困惑的舆论现象。

例如，许多左派之间，尤其是男性左派之间，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既然面临统治阶级如此之多的打压，为何一段时间内（例如2020年前后），许多女性的反建制情绪没有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是首先诉诸为自由主义和身份政治？

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有特权地位（有些最离谱的观点认为，女性能够通过婚姻或卖淫摆脱贫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特权！），抑或是女性群体本身具有某种文化、道德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天然地倾向于在同性别之间抱团取暖。这样的观点只反映出这些人脱离现实、滥用术语，甚至是受到了统治者塑造的厌女意识压力。

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向我们指出，中国女性激进化的路线与男性不同，因为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进程将马克思主义的面孔歪曲了。

一方面，中国女性能切身的感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下女性的解放没有彻底完成，而改革开放和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女性地位受到突出的、严重的迫害，因此她们对现状有深刻的不满；但另一方面，已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共当局依然在用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伪革命语言将女性提出的民主议题打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这不得不让女性工人对貌似代表着官方的所谓“共产主义”感到迟疑。

然而，在激烈的斗争中，错误的思想会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互联网女权运动之末尾正值新冠疫情迅猛爆发，此时统治阶级在一系列事件中暴露出了自己的虚伪和无能。打着“看见女性劳动者”的口号，群众就性别议题发起了反对建制的斗争，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在这种斗争中成长，并开始扬弃旧思想。群众能看到，正是那些付出了一切血汗、却因为国家打压而得不到关注的庞大女性建筑工人和医护人员撑起了武汉抗疫的前线。女权运动中的阶级意识开始猛烈成长，“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成为了火热一时的流派。

当然，所谓的“马克思女权主义”还是将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置于同等地位这种根本性的错误，而非理解性别压迫是源自于社会以阶级分野的制度。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出，群众还是从这一时期的斗争和思考中积极地转向阶级斗争的方向。这就是为何近年来，许多女性工人也逐渐模糊地意识到，身份政治将性别议题从阶级斗争中分开，显然是一个分化劳苦大众的做法。这也是为何近来我们现在甚至能够看到一些积极以1949年革命带来的女性解放为出发点作为理论基础的女性毛主义者。

具体的分析显示：中国女性激进化的道路并不直接，但依然是在前进的。不过，我们还是会反复回到这样一个让许多女性对共产主义感到迟疑的常见问题：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就意味当前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就要放到一旁 ？

任何真诚的革命家都应首先坚决地指出：当今女性高度参与劳动，她们的解放斗争，首先是一个经济权益、阶级问题，事关就业、劳动权益等具体议题。女性工人作为劳动人口近一半的部分，没有她们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次，针对家庭和公共领域中的性别压迫，必须针对这些严重伤害女性的民主权利的问题进行批判、支持反抗，将女性的政治觉觉醒引导到阶级斗争这条根本解决之道上。

最后，还有一个事关道德的层面。无论是在中国（上海小红楼）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阶级（如所谓的爱泼斯坦阶级）之间，群众都从中见过无数斯文败类。但是，在中国网络左圈内也不少这种人。譬如未明子，一边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吃着观众们的流量和斗内，又一方面搞后宫，干尽道德沦丧的破事。就算没有如他那么出名，也仍有那些字字不离马列主义，但同时对女性说出、作出沙文主义恶行的人。如此清楚的伪善，岂能赢得群众，尤其是女性战斗工人和青年们的重视？

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家必须旗帜鲜明地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道德标准，必须身先士卒地对抗一切厌女和反动意识形态的压力。当然，这都会是非常自然的。革命理论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对现实清晰的理解，更是会滋养我们的阶级道德——毕竟，在理解女性权益如何深重地遭到统治阶级系统性打压、侵害和侮辱之后，革命家作为工人阶级之中最正直的份子，又要怎么不对这类暴行感到愤慨呢！

因此，女性的反压迫斗争绝不应该被推迟到革命时才开展，而是要从日常的经济、政治和理论斗争中开始争取，革命者应积极努力支持和争取其中的激进分子，将其引导到革命道路上；革命队伍也应当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道德标杆，绝不能容忍任何伤害女性权益的行为。

男性工人的性别意识

我们还应该直面性别战争中的另一层面，也是许多女性读者的疑惑：当今男性工人的性别观念又在什么水平？男性的性别焦虑又是怎么被统治阶级利用的？

我们并不否认，性别对立上统治阶级的借力打力，也是依靠着男性真实的性别焦虑而发动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者也需要理解男性性别焦虑的根源，才能化解统治阶级在两性之间投下的毒药。

当今资本主义所塑造的主流价值观中，评价男子气概的标准首先是经济能力。这意味着，男性如果缺少经济实力，不能够养家糊口、娶妻生子，就被视为社会的失败者。男性要么寻找办法进行阶级跃升，成为小资或是资产阶级，要么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作为工人阶级接受高度的剥削。这种惩罚性的观念使得一些男性反过来认为，两性关系中的一切不顺利都是因为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好。男性的情感教育因此呈现出高度缺失和异化的状态，为统治阶级的毒鸡汤留下来趁虚而入的空间。

进入2020年代，中国的工资增长开始放缓、工时也维持在高位，失业的威胁也愈发膨胀。生活在危机时代，一方面为阶级意识的上涨提供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男性工人以经济基础的性别焦虑。

贫苦的主流层男性尽管同样诉求性别平权、阶级解放，但不同于女性用身份政治来反建制，这一层人反对身份政治中的负面效应：将父权制、统治阶级的罪恶怪罪于男性身上而分化工人阶级。毕竟，这些意识形态确实是在将社会所有病症怪罪于男性。这样的男性，并不认为自己手中握有任何特权，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承担统治阶级罪行的责任。

看到如此情况，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开心地火上加油，不只制造对任何女性诉求的恐慌，更是散播一种非常有害的幻想：资本主义“中国梦”是可以让任何男性享有特权的，男性工人应该要拥护资本主义，拥护统治阶级。 因此，主流层男性反对身份政治的发言反而被国家当枪使，与反动层男性支持政权和民族主义的发言混杂在一起，作为向女性施压的一部分被放大宣传。

低烈度冲突的持续

至此，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当今性别战争的现状。

从2025-26年之间，性别议题上引爆的舆论冲突依然在持续。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有意引导，希望冲突持续以受控的方式发生，以此既可以逼迫女性进一步放弃组织、将她们赶回家庭中提高生育率，也可以加强男女双方的性别焦虑来转移阶级矛盾。

政府依然在使用前文我们提及的拉偏架策略：打压为受压迫者发声的言论和组织，并暗中鼓励厌女言论。2025年1月，中央网信办明确将”宣扬极端女权、挑动性别对立”列为整治对象，发动了一个月的软性镇压。截至2025年2月，微博、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百度、知乎、豆瓣、哔哩哔哩等重点平台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103万余条，处置账号9.7万个。4-6月，性少数的组织平台，例如同志之声、华人彩虹联盟，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压，被污名化为“境外势力”。甚至直到2026年3月的劳动女性节之前，也有大量的女权主义的账号遭到封禁。

同期，厌女思想却得到了国家背书。2025年6月，评论性别焦虑的“捞女游戏”上线后，一方面引爆了大量女性以举报创作者进行抵制，而后却得到了国家的背书。《北京青年报》发文声援称这款游戏“以创新形式筑牢青年婚恋安全防线”，还获得了新华网、央广网的转发。官媒对厌女言论的背书，给予了右翼份子更大的积极性——事后，对于这款游戏，有些人反而表示：塔都下场了那就不得不买了。

这样会不会引发女性进一步地反对建制呢？为了预防这一点，统治阶级还有时会返回来为女性说一些漂亮话，假装各打二十大板，作为安全阀控制的一部分。在各类官方宣传的“新型婚育文化”中，国家一方面希望鼓励女性回归传统家庭文化，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破除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思想，希望两性平分家务。在当前对女性独立生活的打压空前加剧，而社会化抚养服务完全缺失的当今，这种倡导是完全虚伪的。

我们也可以从不断下跌的生育率中，看出为何当局要持续加强这样的宣传。2026年1月，统计局更新人口数据，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0，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主要国家。同月，官僚则紧张地开始对避孕套重新征收增值税，未来将涨价13%。

自从2020年女权运动迎来第二次爆发之后已经过去6年，我们能看见性别议题的舆论战争依然是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但却没有引发巨大的引爆。为何我们会目睹性别战争以低烈度形式持久发生呢？

根本上，性别战争基本上是由统治阶级挑起的冲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本身就为工人阶级的繁衍生息造成困难，同时又以失业和降工资打击他们，并逼迫女性工人回归家庭；官僚一手配合资本家赶走女工人的同时，以各类手段打压女性权益，逼迫赶回家庭为生育率做贡献；同时为了防止男女工人的将矛头指向建制，阻止任何人为女性发声的同时，人工地加强厌女言论激怒女性，并制造极端女权的稻草人激怒男性——以此来导致底层互害。可见，统治阶级是有意地将性别冲突维持在持久而可控的水平上，以避免像疫情期间那样，性别问题中的不满上升为反建制的阶级意识。

当然，再如何转移注意力，统治阶级始终还是不能彻底掩盖日益上涨的阶级矛盾。愈来愈多的工人表现出对阶级议题的敏感。更不用提，经历了996运动、毛热、反封城运动等事件，近年来一系列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用语已经流行开来，如打工人、牛马、社畜、资本做局、韭菜等，也逐渐进入日常玩笑和网络流行语之中，被用于形容考试、求职、消费等各种生活情境。

最重要的是，在彩礼、相亲、生育、婚恋等热门事件评论区中，尽管不被屏蔽的言论都是反动和分化的沙文主义思想，但也开始显著地出现了一些反对统治者进行阶级分化的声音。

鉴于中共独裁波拿巴主义制度的言论管控，我们难以准确测量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内庞大的工人们内部有多少人对性别议题，乃至任何议题，采取着什么态度。但本文已经充分证明了：网络上性别战争的最大推手和受益者绝对是中共当局和他们所服务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需要工人阶级互相持续着永远没有赢家的性别战争，借以忘却工人阶级绝对有办法打赢的阶级战争。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作出过一份绝对科学的结论：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重建资本主义的中共想要让我们臣服于性别压迫、性别战争的兽性，而革命共产主义者则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工人阶级为彻底解放人性的伟大斗争。